伦敦的外交紧张局势正在升级。上周二，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大使做出正式谴责。在此前一天，警方指控三名男子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并强行闯入一处民宅。

在声明中，外交部批评了“中国最近针对英国的行为模式”，并提到了香港的一些行为，包括悬赏寻求已经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定居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信息。

我无意猜测这三名男子是有罪还是无罪，因为审判仍在进行中。但这些逮捕引起了人们对“跨国镇压”现象的关注，即威权政府在海外监视、骚扰甚至袭击自己的本国公民。上个月，在发生一系列针对伊朗记者的袭击之后，无国界记者宣称伦敦是这一现象的“热点”。

“每个人都在网上，”圣母大学丹娜·莫斯教授说道，她最近与人合编了一本关于跨国镇压的书。“我们所有人的口袋里都有称为智能手机的追踪设备。”

跨国镇压是否正在上升，还是只是感觉如此？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马利丝·格拉修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沙皇政权密切关注身在巴黎的俄国异见人士。”

沙俄的秘密警察甚至在巴黎挑事，令持不同政见者看起来很危险，并说服法国当局对他们进行镇压。“最臭名昭著的挑衅发生在1890年的巴黎，当时阿尔卡季·哈廷（又名亚伯拉罕·盖科尔曼或兰德岑）组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投弹手团队，然后向巴黎警方告发他们，”中央情报局的历史学家本·费舍尔在1996年对巴黎行动的分析中写道。

1940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派人到墨西哥杀害流亡政敌托洛茨基的事很出名。1976年，智利军政府在华盛顿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杀死了皮诺切特的著名反对者奥兰多·莱特列尔。1984年，利比亚驻伦敦大使馆的枪手向反对卡扎菲的抗议活动开火，造成11名示威者受伤，一名英国女警察死亡。

虽然我们对最引人瞩目的袭击事件有很多了解，但我们不知道跨国镇压在历史上的广泛程度或者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直到最近才有人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进行跟踪或者衡量。

但它在今天无疑是一个受欢迎的工具。人权观察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记录了75起跨国镇压案件，涉及20多个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南苏丹、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伦敦的伊朗记者经历过死亡威胁、网暴、有针对性的入室盗窃、监视甚至被刺伤。据国际特赦组织周一报道，有中国学生描述在欧洲或北美留学期间生活在一种“恐惧气氛”下，他们认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威胁、跟踪、监视和其他骚扰。

去年，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一群生活在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将被“终身追捕”，并拿出百万港元的悬赏金。这些异见人士被指控违反香港所谓的国家安全法。

为什么政府不放过政治流亡者呢？

几百年前，将难以对付的政治对手流放可能是令其失去影响力、将其噤声的有效方式。而如今，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存在意味着人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信息传播能力大为增强。

格拉修斯说：“对于移居海外的人来说，无论是否出于政治原因，他们都更有可能继续在本国发挥影响力并成为公共领域的一员。”

对专制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威胁。莫斯说，“因为阿拉伯之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吸取了教训——这可谓一种不幸——即普通公民活动人士在网上或线下的所作所为可以大大激发公众的支持。”

许多研究人员最初将跨国民主行动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认为它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思想和问责。但这也许太乐观了：专制政府的强烈反弹意味着它会动用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源，用于镇压远在国外的反对运动和异议人士。

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制统治者也在互相学习。莫斯说：“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政权也在分享他们所谓镇压方面的‘优秀经验’，并加大了合作的规模，这使得更多人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可以的话，东道国能做些什么呢？

东道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有时甚至是不受欢迎的挑战，它们夹在在其领土上寻求庇护的活动人士和意图追捕他们的另一个国家之间。

他们会投入警力保护活动人士吗，会投入多少？他们会冒着破坏与他国外交关系的风险，公开挑战跨国镇压行为吗？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制定了“威胁恐吓指南”，为那些在美国领土上遭受跨国镇压的人提供如何寻求执法保护方面的帮助。此外，已经有多起联邦起诉和指控，直指那些策划针对记者、活动人士等目标的人。

莫斯说：“各国政府开始收集有关数据，两党开始立法，因为他们非常担心中国和伊朗。但这也可以用来保护来自沙特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专家们表示，最有效的防御形式之一是简化寻求庇护、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程序。“在居留身份上越有保障，或者更好的是，拿到东道国的公民身份，就会给你更多的追索权，让你感到更安全，让你不容易受到伤害，”格拉修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