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热衷神迹。1008年正月，第一份“天书”降于宫禁内的左成天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其他祥瑞不说，半年之内光“天书”就先后光顾了三次。“大中祥符”的年号就是这么来的。
《宋史·真宗本纪》有如下评价：“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北宋名臣寇准原本是“天书”的激烈反对者，但在赵祯（宋仁宗）1018年被立为太子后，却发生他与大宦官周怀政合谋“伪造乾祐天书”事件，史家历来对此有争议。
这种说法有一定代表性，事实真的如此吗？
1、为寇准开脱的史料可信度存疑
正如赵冬梅所言，这份天书关系到寇准一生的大节，是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的。
但我们也要提防陷入“忠奸之辨”的认知窠臼中，以“忠”或“奸”的标签为前提左右价值评判，甚至为此不惜扭曲事实。
这事要从1019年说起。
赵祯被立为太子时，内朝最受宠的大宦官，周怀政肯定算一个。他被安排去太子东宫做“都监”后，人生愈发开挂。赵祯与他关系非凡，戏称他为“周家哥哥”。天书1019年初降临寇准辖区的时候，周怀政已是“入内副都知”，权势很盛。南宋史官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当时内廷、外朝均有很多人附会周怀政，听从他指挥，同辈有比他地位高的，他也想方设法排挤掉，并凭借自己的权力，贪了很多钱。
周怀政不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平素“酷信妖妄”。单州团练使田敏家一个叫朱能的家吏，通过贿赂亲信，得以与周怀政见面。朱能“妄谈神怪事以诱之”，让周怀政相信他是一个异士，由此获得高升。周怀政将其推荐给御药使，获阶州刺史职位。
寇准像。
朱能在终南山修建道观，在那里“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成为了一个先知。后来他出任了永兴军巡检。
寇准此时是永兴军首脑，朱能想依赖寇准的声望——毕竟寇准做过宰相，做了一些大事。按照李焘的记录，“（朱能）赖（寇）准旧望，欲实其事。（寇）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由此才有了1019年农历三月，寇准上奏说，有天书降临乾祐山中。
这个事情就比较奇怪了。因为在此之前，宋真宗朝发生过三起天书事件，寇准的态度一贯是反对的。
寇准逝世多年后，官至中书舍人的刘攽在《寇准传》中这么解释整个事件：天书原是朱能所献，宋真宗就此问宰相王旦，王旦说：寇准原本不信天书，现在天书降临寇准辖域，如果令寇准上献天书，会增强百姓的信心。宋真宗于是令周怀政传旨给寇准，寇准一开始不肯，他的女婿枢密直学士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好，最终说服了寇准。这个说法基本被《宋史》所采纳，并称寇准从女婿所请上了天书，中外皆以为非，但他也因此重新当了宰相。
刘攽在《寇准传》中的这段叙事，基本上是在为寇准开脱，将天书的责任归于朱能，寇准变成一个不知内情、被裹挟着进献天书的人。但它有一个硬伤：寇准进献天书时，王旦已经死了两年多了。所以不可能发生宋真宗和王旦的这段对话。
南宋史官李焘在回溯此次献天书事件时，指出了刘攽的错误，并进一步推理说：提议让寇准上献天书的可能是当时的宰相王钦若，而不是王旦。
但它仍然可疑。如果朱能是在寇准辖区发现天书，他可以跳过上级寇准直接向宋仁宗进献吗？这在程序上几乎没有可能，更不要说他本身就是寇准的依附者。
再看刘攽相关说法的出台背景。
寇准后来因卷入周怀政“宫变”案，死得落寞，一直到殁后十一年，才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号“忠愍”。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宋仁宗才下诏令翰林学士孙捵竦辣⑶孜涫自弧办褐摇薄６鯏懮�1023年，1046年中进士。他的《寇准传》很可能也作于1052年翰林学士孙捵茏忌竦辣昂蟆�
北宋士大夫逝后，家属常请名人为其撰写行状，刘攽的《寇准传》应是寇准被“平反”后的产物。因神道碑代表官方意见，叙事过简，所以在一些争议事件上刘攽所撰传记就格外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但这种收了高额润笔费的传记，可信度非常低，基本都是逝者家属的意志体现。譬如，真宗朝曾有地方官皇甫选“妄奏狱空”——谎称监狱里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遭到检举受罚的公案。但皇甫选在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1年）逝后，翰林学士刘筠为他作墓志铭，还公然说他：“凡部下十三郡之治，迭奏圄空，积一千五百余日。繄公是赖，咸被诏奖。”妄奏狱空而被宋真宗贬黜的经历，变成了两浙路十三郡一千五百多天真的没有犯人，且受到皇帝诏奖的故事。
刘筠是北宋文坛领袖，“西昆派”代表人物，尚如此不珍惜羽毛，遑论其他。
另外，从北宋官场常识出发，寇准被裹挟的概率也非常低。周怀政与寇准关系本就非凡（这也是为什么传言中宋真宗要周怀政传旨给寇准，其后又指控他们合谋宫变），而朱能又是周怀政的心腹，他既是来永兴军依附寇准，为什么要绕过寇准上献天书？天书选择降临在寇准治下的乾祐山中，那很显然就是给寇准铺路，以讨圣上欢心。
李焘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是可以查阅前朝实录与国史的（现已佚失），既然他文中明确说朱能依附寇准，炮制出天书，想要否定这一点就需要很特别的证据。
2、寇准有屡报“祥瑞”的历史
其实，没有必要给寇准赋予太多光环。弄虚作假的事情寇准没少做过。譬如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发生蝗灾，寇准就上言称“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蝗虫自己抱着草死去，这种说法在宋真宗朝多次出现，并不新鲜，但皆属欺瞒。
另外，在皇甫选“妄奏狱空”两年后——大中祥符五年，身为“知天雄军”的寇准奏报治下狱空，获得宋真宗诏奖。这当然也是谎报，只是未被揭发而已。正如宋高宗后来所言：“所谓“狱空”，就是把囚犯转移到下辖县狱或厢界（厢，北宋行政区划单位，类似现在的区）藏起来，此风不可滋长。”（《宋会要辑稿》第二百二十七章）
回到天书的话题上来，寇准既有屡报祥瑞的历史，天书亦降于其辖区，他上献天书几乎是必然。何须宋真宗、宰相、大宦官以及他的女婿全番惊动，予以劝慰？关于宋真宗与宰相对话、寇准被裹挟进献天书的叙事，完全不可信，基本可以无视。寇准更可能是整个天书事件的操盘手。
关于寇准进献天书时的心态，司马光《温公诗话》中有如下信息可作佐证：寇准将去京师，处士魏野赠诗曰：“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寇准得诗不悦，从此对魏野态度变差。两年后，寇准贬道州，每题此诗于窗，朝夕吟哦之。
寇准对魏野的态度，也间接证明他进京上献天书前，内心是积极主动的。寇准已经罢相十余年，他好功名，太想离开地方入朝做宰辅了。
3、寇准“不知天书是伪造”绝无可能
寇准与朱能、周怀政所献天书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宋真宗逝后辅臣的奏对中可窥见一二，其中有宋真宗“圣寿三万日”的说法——能活八十三岁。
这个说法见王鮬《文正公言行录》：仁宗朝，宰相王曾一日于帘前向太后刘娥奏曰：“天道远，人道迩。且天禧中灵文降，言先帝圣寿三万日，时（王）钦若率先庆忭曰：三万日八十三岁。臣时忝预国政，太后必亦记之，后仍无验。”
王钦若率先庆忭天书的说法并不可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实录》载天禧三年六月甲午王钦若罢相后，尝言周怀政妄造天书。一个率先庆忭天书的人，不太可能同时指控天书为妄造。这是中国史书上普遍存在的问题，王钦若被确定为“五鬼”之一的奸相后，所有的过错都往他身上推，一如寇准既为忠臣，则各种虚假叙事多为其开脱。
让赵冬梅困惑的是，那些跟着宋真宗伪造天书的大臣——如王钦若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人，寇准如果为了当宰相就上报伪造的天书，那是不是同流合污？这与之前的寇准就是完全的两个人了，一个硬骨头的人，怎么会突然改变原则？因此值得怀疑。她最终给出了一个可以自洽的解释：关于寇准为了当宰相而上报天书的说法，有政敌抹黑的因素，“卖身求位”说显然不能成立，“被逼无奈”说也有寇准知道天书是伪造的这个大前提，因此也是错误的。当时天书是正确无比的，既然它降临到了寇准的辖区内，上报就是例行公事，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在这种解读下，寇准的“伟光正”形象得以保留，他不仅没有参与伪造天书，甚至连知道天书是伪造的都绝无可能——虽然他此前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天书。
但其实，在宋真宗朝，天书从来都不是正确无比的事情，一直遭到众多辅臣的质疑。包括寇准此次进献天书，宰相王钦若虽然在十年前对天书各种逢迎，但这一次却直指寇准所献为伪造。既然他认为是伪造，当然不可能建言让寇准女婿去动员寇准进献天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寇准传》中王旦可能是王钦若的说法。
“太子右谕德”鲁宗道也上疏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示化。人君如果政得其理，则作福以报之；失其道，则出异以戒之。又何需天书呢？臣恐奸臣肆其诞妄，以惑圣听。”
辅臣孙奭上疏言：“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尔！乞斩朱能以谢天下。”当然，斩朱能的说法未被宋真宗采纳。
“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只有宋真宗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不怀疑天书是伪造的。
其实，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简单也更接近真相的解释：人是复杂性动物，无论寇准身上的“忠”字标签多抢眼，都不会妨碍他有自利冲动。一贯伪造祥瑞的寇准，在长期边缘化之后参与伪造天书以求上位，并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这份天书面世之时，正值宋真宗病情持续恶化。寇准等人显然知晓皇帝此刻的最大需求为何，他们是合格的产品经理，天书最大化满足了宋真宗的欲念，这一年宋真宗五十二岁，这意味着他还能活三十一年。还有比这更能让他振奋的信息吗？寇准随后获得的奖赏也非常惊人：他再度拜相。
宋真宗当然没有活到八十三岁，他三年后就驾崩了。
4、寇准至少参与伪造了两份天书
寇准参与伪造了几份天书？至少两份。这两份天书不能囫囵在一起谈，如果认为第一份天书的进献寇准只是例行公事，那么第二份天书呢？
寇准在三月末上奏天书降乾祐山中，四月，朝廷即展开迎奉之礼，礼仪之盛大不减大中祥符年。不过，随后发生波折，所谓的周怀政“宫变”，连累这一次进献天书亦被追认为伪造，以至于国史与宋真宗实录对相关信息的记载都很粗疏，南宋史官李焘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已经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信息有限，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天书中除了给宋真宗祝寿之外，有没有关于太子赵祯的内容，亦即接下来周怀政的所谓宫变——废掉皇后刘娥、杀死宰相丁谓、扶太子赵祯上位，是否在此已埋下伏笔？
从“圣寿三万日”的表述看，天书当时应未触及“太子监国”问题。因为给病重的宋真宗以健康上的信心，只会增加“太子监国”的难度。这样推理过来，寇准、周怀政和朱能进献天书的目的似乎比较单纯，也基本达到了：寇准六月即成宰相。
到了八月初三，因天书再降乾祐，宋真宗为此大赦天下。当时的制辞有如下段落：“谕朕以辅德，勗朕以爱民。告临降之先期，述延洪之景祐；介子孙于千亿，保宗稷于大宁。而又乃顾皇储，继颁宝命，昭其仁孝之志，示以报应之祥。斋庄载披，惕厉弥至。考诸册牒，允谓殊尤。昔燧皇握机，但有苍渠之刻；虞舜负扆，止观河渚之文。岂若祚乃菲躬，庆及元嗣，膺兹繁祉，实冠皇图；思与万邦，共均纯嘏。仰答高旻之贶，用推肆眚之恩。”
很显然，这一版既肯定了太子赵祯仁孝，又给予他未来多福的预言。有没有关于其继位的更明确表述，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版天书的内容，其实是为接下来的“太子监国”和所谓的“宫变”做了铺垫。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寇准拜相后，看到宋真宗病得不轻，刘娥与丁谓等宰臣弄权，可能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于是再接再厉，与周怀政、朱能一道，继续发挥天书产品经理的天赋，让七月底、八月初的乾祐山又降天书。这一次，就明确涉及太子赵祯了。
这段制辞非常重要。要感谢南宋史官李焘。如果没有他发掘出这段制辞原文，我们将错失一段重要史实。
李焘初读宋真宗实录和国史时，发现并没有这两次天书事件的记录，大赦天下的制辞也删除了上述引文，而改成：“迨兹二纪，驯致小康，邦本既宁，天休允集。顾惟阴骘，奚独在子！思与万邦，共膺纯嘏。”意思是，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统治，达致小康，社会安宁，社会赐福，我有如此阴德，想与万邦共享，于是大赦天下。再查“三朝会要”，也只说因为天书才大赦天下，却并没有收录制辞。“五朝会要”则改得与宋真宗实录同调，称“以天下小康，故降赦”。把大赦天下的原因，由“天书”而篡改为“天下小康”。
但李焘后来从各州所编录的“建隆以来赦文”内找到这一制辞的原本，即包含上述预言太子多福引文的版本。李焘说，天书事件后，周怀政、朱能宫变失败，史官产生忌讳，导致实录、正史均不记录这两次天书事件，进而也影响了大赦制辞。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要上进给宋孝宗看的，李焘显然也知道自己揭批官史造假，存在风险，需要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于是又作出如下自辩：北宋史官觉得这涉及宋真宗的过失，所以有所忌讳。其实，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正彰显出真宗的盛德。如果隐藏或篡改事实，令后人漫不可晓，既失史官之职，又遮蔽了帝王改过之善，这是臣李焘不敢做的。
我们应比李焘有更大的勇气与洞察，来回望这一段历史。须知，天书尚且被遮蔽至此，史官对周怀政宫变事件的篡改就更不消说了。请注意，李焘将寇准排除在“宫变”主谋之外，这大概率与事实不符：离开宰相寇准，周怀政组织几个宦官又有什么能力杀丁谓、废皇后？当然，所谓的“宫变”也很可能是夸大之词。不过，辨析“宫变”已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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