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评论文章：6月底安徽合肥发生官民冲突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计划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附近兴建超大型垃圾中转站。此次抗议规模并不大，只有上千名巿民参与，时间也不长，但当天深夜该区区长与公安局副局长已亲临现场，当众宣布取消该工程选址，事件迅速落幕。

　　近年大陆官民冲突中，由官方主动让步而平息事件的案例并不多见，去年6月同样在合肥庐阳区，也是垃圾站选址引起民众抗议，最终政府也宣布取消。其馀更多案例，是官方采取强硬手段维稳镇压下去。

　　凡地方政府施政遭遇民众反对，官方只有两种危机处理手段，一是向民众让步平息事件，二是出动维稳部队强力镇压。官方让步，事件固然不会扩大，但因此也种下民众有不满即可上街闹事的祸根，等于鼓励公众以群聚抗议为手段向政府施压。

　　归根结底，起因是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从未考虑民众的根本利益，如果事先深入征求社会意见，听到民众声音，并善意修正计划，这种官民冲突便不会发生，可见地方官早已习惯居高临下，无视公众利益。

　　当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国库空虚，地方政府负债沉重的时期，政府各项社会服务大打折扣，民间不满声音此起彼伏时，官民之间的冲突，将成指数级上升。有些平常容易“倾掂”的议题，在敏感时期便成为爆发点，而官民冲突一旦发生，官方便面临维稳的两种选择，两种选择各有利弊，政府要拿捏并不容易。

　　近年以来，普遍性的拒交养老金，拒交小区管理费，证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正快速动摇。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胁迫百姓，到处捞钱，使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正常人都感到一种社会危机正在逼近，未来的日子悲观可期。

　　正是这种集体的焦虑和烦躁，对政府的不满又没有适当出气口，更容易挑动一般巿民的恶劣情绪，如果一个社会议题恰好碰触百姓心里的痛处，那时官民冲突便不可避免。本来，在这种敏感时期，政府更应该谨言謓行，步步为营，可惜中共长期以来养成地方官的傲慢和蛮横，官员看不清时势，随时给中央政府制造麻烦。

　　官民两个阵营是两种对立的变量，政府有管治力量，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合法性，有公安武警军队等维稳力量，有大量杀伤性武器，政府通常都在强势一方。民众虽处弱势，但政府一方人少，民众一方人多，民众守法便是良民，民众不守法就成暴民。万一暴民成倍数增长，又无视党纪国法，政府只能出动杀伤性武器，那时的社会便失去常态，官民抵死对立。

　　官民的强弱转化，最终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政府手上有钱，可以应付各种日常行政和维稳开支，那就可以维持基本运转。相反的，中央国库空虚，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落空，如此一来，一级克扣一级，到最底层就求救无门。

　　最底层是什么？在乡村是村官，在城巿是居委会。一个村官加上几个村干部，要管几百几千个村民，一个居委会加上身边助理，也要管几千几万个居民。如果村干部无法安抚全村农民，或者居委会摆不平本街区的数千上万居民，那时基层政府就将瘫痪。上面政令不行，下面日常失控，等于中共政权在基层瓦解。

　　依现有体制，基层发生社会动乱，上级可以调动武警部队维稳，相比起总人口，维稳部队人数也不多，所幸通常并非烽烟四起，东方有事去东边，西方没事可以不理，正常情况下有限的维稳部队足供调动。但是如果东西南北到处出问题，少数的维稳部队就不够用，那时形势便逼政府，只能哪里重要去哪里，不重要的就由它烂下去。

　安徽合肥上千人堵路抗议  成功逼停当局大型项目   (视频截图)

　　那些失去上级支持的村官和居委会，最终抵挡不住民众的压力，他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甩手不干，二是与村民和居民妥协，失去权力支撑的村官和居委会，最终只能交出权力，由民众采取自治形式维持地方运转，到那时，中共的基层便逐一瓦解。

　　中央既鞭长莫及，地方省巿一级、县一级的官员，也只能自寻出路，他们要靠自己维持生计，中央说的话就失去权威性，中央号令不出中南海，等于中共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中共政权便名存实亡了。

　　这种情况与清末很相似，便是各省经费要靠自己，军队要自己筹粮饷，各省军阀可以依据个别情势便宜处事，那时清廷的两宫太后便无法号令天下，清政府离垮台便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