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文章：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我觉得可以叫作“别扭关系”。

　　为什么说别扭？因为新中两国不是敌对关系，官方关系总体上还比较好。两国有很多经济合作，高层也保持往来，新加坡也一直是中国和东南亚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可是，在官方关系稳定的表面之下，两国民间关系一直有点别别扭扭。

　　中国民众对新加坡有一种长期的不舒服，新加坡精英对中国也有一种长期的防范。平时这种情绪可能不太明显，但一遇到某些具体事件，就会突然冒出来。

　　一个是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大陆和东南亚很火。这部电影讲的是潮汕人下南洋、侨批、亲情、离散、祖辈记忆，本来是一部很容易打动华人社会的情感电影。可是，新加坡的媒体人却从中看出了政治统战的味道，认为这类电影会把海外华人的祖籍记忆、文化情感和中国认同连接起来。

　　我觉得，这个看法多少有些小题大做，甚至有点无的放矢。

　　一部讲南洋华人亲情和家族记忆的电影，当然会唤起东南亚华人的情感。但被唤起情感，不等于政治认同中国；承认祖籍国，也不等于把它当祖国。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华人，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华人，并不是所有华人社会看到这类电影，都会立刻产生政治忠诚问题。

　　新加坡之所以特别敏感，说明它真正担心的不是这部电影，而是这部电影背后可能唤起的一条情感链条：祖籍记忆、华人身份、中华文化、中国情感，最后会不会变成中国认同。

　　另一个事件，是李显龙最近访问中国后接受媒体采访，特意用英文强调，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国发展关系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因为同宗同源，而是因为共同利益。

　　这句话本身没错。新加坡当然是主权独立国家，新加坡华人当然不是中国人，中新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家利益关系。

　　但问题是，在今天这个语境下，李显龙特意强调这一点，就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中国官方并没有说新加坡不是独立国家，中国民间现在也早已不把新加坡华人当中国人。相反，很多中国网民现在会说，新加坡人就是新加坡人，和中国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新加坡越是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越说明它心里仍然担心中国会把它当作“自己人”。

　　要理解这种别扭，必须从历史出发。

　　新加坡的建国非常特殊。它不是一个正常民族国家在长期民族运动中自然诞生，而是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被马来西亚赶出来的。

　　1965年，新加坡独立。表面看，这是一个国家的诞生，但实际上，它背后有很深的族群政治背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城市国家，被一个马来人主导的联邦排斥出来。这段经历，按一般逻辑，本来很容易强化新加坡的华人身份。一个被排斥出来的华人多数国家，很可能会转向一种更强烈的族群认同，就像世界上一些在不安全环境中形成的国家，会强化自己的主体族群身份。

　　比如以色列，它就是在周边敌意环境中强化犹太民族国家身份。

　　可是新加坡走了相反方向。

　　李光耀没有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华人国家，而是刻意淡化华人身份，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他推动英语成为共同工作语言，用英语作为不同族群之间的中介，压低华语和中华文化在国家身份中的政治含义。

　　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

　　新加坡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如果它把自己定义成华人国家，就很容易被周边国家看成一个“海外中国人的政治实体”，甚至被看成中国在东南亚的前哨。对一个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必须依靠外部环境生存的城市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新加坡国家建构从一开始就包含一个核心任务：华人可以是人口多数，但华人身份不能成为国家定义；中华文化可以存在，但不能导向中国政治认同；新加坡华人可以有祖籍，但政治祖国只能是新加坡。

示意图 （ Imaginechina）

　　换句话说，新加坡的多族群国家叙事，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中和华人多数这个事实。它不是简单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是一种国家战略安排。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一直保持警惕。

　　建国早期，新加坡防范中国，首先是因为共产主义。李光耀真正怕的，不是中国文明，而是中国共产党、马共、华校、工运、左派组织和南洋华人社会之间可能形成政治连接。在冷战背景下，新加坡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共产中国的同路人，不是海外华人政治运动的中心，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倒向北京的华人城市。

　　所以，新加坡同中国正式建交很晚，到1990年才建立外交关系。这本身就说明，在相当长时间里，新加坡对中国不是亲近，而是防范。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新关系进入另一个阶段。

　　那时中国很穷，新加坡很富。中国需要学习治理、招商、城市规划、廉政、工业园区建设，新加坡则以一种“小国老师”的姿态看中国。

　　那一时期，中国对新加坡有一点崇拜和学习心理。很多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华人社会成功现代化的样板，觉得李光耀懂中国，懂威权治理，也懂市场经济。新加坡则带着一种优越感看中国。它把中国看成文化上有亲缘、经济上落后、治理上需要学习的穷亲戚。

　　这个“穷亲戚”的比喻虽然不客气，但很能说明当时新加坡看中国的心理位置。

　　也正因为这种心理位置，中国民间对李家父子一直有一种复杂甚至偏负面的看法。中国官方和一部分精英曾经很尊重李光耀，但中国民间并不完全买账。原因就在于，新加坡政治人物常常以一种过来人、导师、训诫者的姿态评论中国。

　　中国人一方面承认新加坡治理有成功之处，另一方面也不喜欢新加坡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尤其当新加坡在中国敏感问题上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时，这种反感就会被激活。

　　比如萨斯时期，中国处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时任总理吴作栋批评中国早期处理疫情不透明，还在航班和人员往来问题上采取很强硬的态度，并成为第一个取消原定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对新加坡来说，这可以解释为防疫需要。但在中国民间记忆中，这件事很容易被记成：新加坡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把中国挡在门外。

　　黄循财上台不久在中日争端中的表态，也属于同一类。

　　他谈到钓鱼岛时使用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又说日本战败后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最好的朋友，支持日本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更大作用。从新加坡角度看，这可能是小国外交的平衡语言，是为了说明新加坡可以同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保持关系。

　　但从中国民众角度看，这就是在中日冲突中偏向日本。尤其钓鱼岛、台湾、日本战争责任这些议题，本来就牵动中国民族情绪。黄循财的说法，在新加坡看来也许只是外交表述，在中国人听来却是拉偏架。

　　中国人并不要求新加坡站队中国，但他们会觉得，新加坡政治人物总是在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上强调距离。萨斯时期如此，中日争端中如此，现在谈中新关系时又是如此。新加坡总说自己是独立国家，按利益办事，不因华人身份亲中。每句话单独看都对，但叠加起来，就形成一种印象：新加坡不是中国的敌人，却总是在中国最不舒服的时候证明自己不站中国。

　　中国崛起后，这种别扭进一步加深。

　　过去新加坡俯视中国，现在新加坡开始害怕中国。

　　中国从一个穷亲戚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区域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和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不能再以老师姿态看中国，反而要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寻找平衡。

　　它既需要中国市场、中国资本、中国游客、中国供应链和地区稳定，又担心中国影响力过大，改变新加坡国内族群关系和外部战略环境。

　　新加坡尤其担心的是中国新移民。

　　老一代新加坡华人经过几代国家建构，政治身份已经高度本土化。他们可能说华语、吃中餐、拜祖先，但国家认同基本是新加坡。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新加坡的新移民则不同。他们和中国仍然保持紧密的语言、媒体、家庭、资产和情感联系。

　　新加坡担心这些人在法律上成为新加坡人，心理上却仍然把中国当作真正的祖国。对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来说，这种担心会被放大。它害怕的不是几个移民的个人情感，而是这种情感如果汇入多数族群身份，会不会重新激活新加坡一直努力压低的“中国性”。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不对称。

　　新加坡同样有很多印度移民，印裔新加坡人在政府中担任高官的也不少，但新加坡似乎并不太担心印度身份，也不会动不动担心印度裔把印度当祖国。讽刺的是，一些印裔新加坡人反而对中国比较友好。比如马凯硕，他就经常从现实主义角度批评美国对华战略，主张西方应该更理性地对待中国。

　　为什么印裔新加坡人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是华人。

　　他们说中国好，不会被怀疑是血缘亲中；但如果华裔新加坡人这样说，马上就可能被放进“华人认同外溢”的框架里解读。这说明，新加坡真正防范的不是所有外来身份，而是华人身份同中国崛起结合后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

　　所以，新加坡一方面对中国保持高度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断在政治身份上同中国拉开距离。它必须同时做几件事：向中国证明自己不是美国代理人，向美国证明自己不是中国同路人，向国内少数族群证明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向华人新移民证明政治祖国只能是新加坡。

　　这样一个国家，外交上必然非常谨慎，心理上也必然非常敏感。

　　但问题在于，新加坡的这种敏感，已经有些滞后。

　　它仍然担心中国把它看成“自己人”，可是中国民间早已不把新加坡看成自己人。今天中国人对新加坡的不满，已经不是“你为什么不亲中”，而是“你为什么总要把普通文化情感政治化，为什么总在关键时刻刻意同中国划清界限”。

　　中国民众并不要求新加坡华人承认中国是祖国。可新加坡还在反复证明这一点，好像中国仍然怀有旧时代那种浪漫想象。

　　这就是中新关系最深层的别扭。

　　中新之间没有中美那样的霸权竞争，也没有中日那样深重的历史仇恨。但它们之间有一种身份错位。新加坡最怕中国把它当自己人，中国民间却早已不把新加坡当自己人。新加坡还在防范一种旧的中国想象，而中国人已经用新的冷淡态度看待新加坡。

　　中新关系未来仍会稳定，也仍会别扭。稳定来自利益，别扭来自身份。官方会继续合作，民间会继续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