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费加洛报》近日揭露，二〇一八年时任教宗方济各与中国签署的梵中临时协议，虽然内容未公开，却被当局运用为推动地下教会正常化与纳管的统治工具。 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神职人员正承受愈来愈沉重的政治压力。 许多神父被要求办理民事登记，签署承诺遵守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以及服从中共领导的文件。 他们被迫在忠于信仰与服从中国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

这起事件的深层逻辑是，习近平时代的宗教中国化，本质上就是党国对宗教信仰、组织、人事、空间与跨国连结的全面改造; 它不是要宗教在地化、中国化，而是党国意义上的政治驯化。 揆诸历史，宗教跨地域传播本来就会与在地社会产生互动，并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转译与本土化。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与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化，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港市与地方王权中的扩散，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传统的互动，皆说明宗教本土化原本是一种长期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

同样，中共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群也持续强调伊斯兰教中国化。 对于穆斯林的宗教实践、清真寺建筑、经学诠释、社群生活乃至民族记忆，党国皆以不同程度的行政、法规与意识形态手段加以重塑。 从宁夏、甘肃等地推动“清真寺合并”政策，到云南沙甸大清真寺的阿拉伯式圆顶与宣礼塔被改建为中式屋顶与塔楼，再到新疆针对维吾尔、哈萨克斯坦与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语系群体所进行的大规模任意拘禁与歧视性限制，近年的宗教中国化已与反恐、去极端化、民族同化和监控科技深度结合。

中共的策略是把宗教事务转化为国家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重塑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工程。 天主教若有跨国教会连结，便怀疑为外部势力。 基督教家庭教会若不登记，便视为非法组织。 伊斯兰教若保有自身经学、语言、服饰与建筑传统，便可能贴上宗教极端或外来渗透的标签。

因此，信仰被置于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管控之下。 宗教不再只是个人信仰层次，而是可能会影响政治忠诚、社会动员、跨国连结与民族认同的治理对象。 宗教可能孕育出不服从党国的价值系统与组织网络，也可能形成自主组织与跨国忠诚，让信徒在祈祷中相信有比党更高的权威。 对北京而言，任何宗教如同其他社会组织，需要受到党的控制，宗教自由充其量只是一种鸟笼式的自由，是在党允许的范围内，才享有的信仰自由。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在中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与限制：天主教面对的是主教任命、爱国会与地下教会纳管; 基督教家庭教会面对的是登记压力、聚会限制与讲道审查; 伊斯兰教面对的是清真寺改造、宗教教育限制与新疆高压维稳; 藏传佛教则面对寺院管理、转世制度与民族治理的政治干预。 其背后却有中共在宗教治理的共通逻辑，即中国推动的宗教中国化，是要求各宗教教义、讲道、仪式、建筑与组织运作均能符合中共政治要求与意识形态方向。

习近平时代的宗教中国化，本质上就是党国对宗教信仰、组织、人事、空间与跨国连结的全面改造。 （美联社文件照）

这对台湾具有极为重要的警讯。 台湾社会讨论中国宗教迫害，不能只停留在人权同情，也不能将之视为中国内部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悲剧。 中共如何对待宗教，正反映它如何看待社会。 凡是能够提供独立价值、凝聚社群认同、形成组织网络或连结外部世界的社会力量，都必须被纳入党国的安全治理。 宗教如此，新疆如此，香港如此，媒体、学术、公民团体与网络平台亦是如此。 若北京有机会将这套治理逻辑套用于台湾，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九二共识”绝不会只是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而会是对台湾自由社会的全面改造：宗教要被要求爱党，教育要被改写为中华民族复兴工程，媒体要服从国家安全，公民团体要接受政治审查，台湾人的历史记忆与主体认同也会被迫纳入“一个中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之内。

因此，宗教中国化对台湾最大的提醒在于，北京真正不能容忍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任何不向党国低头的自主社会。 当国家有权规定人民如何信仰，它也就会进一步规定人民如何思想、如何说话、如何记忆历史、如何想象共同体，以及如何定义自己是谁。 台湾守护宗教自由，不只是保护特定信仰团体，而是在守护所有人不被国家权力吞没的自由。 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公民社会与台湾主体性，本质上是同一道民主防线。 这条防线一旦失守，台湾失去的将不只是制度形式，而是自由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