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川普于2026年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本人对这次访问极为满意，回美之后持续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赞誉评论，对这场访问念念不忘，称自己与中国是双向奔赴。 此举引发了亚洲各国的高度关注与复杂反应，核心担忧集中在供应链回流、区域安全重心转移以及美中新贸易安排带来的经济冲击。 但因为这些国家与美、中两国关系不同，台湾担心自己沦为“菜单”上的菜品; 印度一直以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与全球制造业备胎自居，东南亚则因在2025年美中关税战中成了被川普大剪特剪的裙边，因此各自的关切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台湾关心安全保障与“菜单焦虑”

自川普访华前开始，台湾就表现出极高的紧迫感，担忧川普的“交易型外交”可能导致美方在台湾议题上调整长期立场，成为两国外交的筹码。 “川习会”中川普仅聆听中方表述而未作新承诺加上又提筹码论，台方不得不重申维持现状及追求和平稳定的立场，以配合美方的态度。 5月23日《华盛顿邮报》发布《伊朗局势与中美关系回暖 使美国对台支持变得复杂》（Iran war， China thaw complicate U.S. support for Taiwan），深入分析复杂的地区局势以及美国面临多线作战的现状，正对美国的整体国防战略产生的重大影响。 围绕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被正式“按下暂停键”一事，披露了华府政圈围绕此事的各种反应。

但华邮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川普政府在同一时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开了绿灯，这证明“中东消耗”只是五角大楼用来掩盖白宫政治决定的“技术性藉口”。

这篇报道直接引用了川普在结束北京《川习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的原话：在采访中川普公开承认，他在北京和习近平《极为详细地讨论了这笔140亿美元的交易》，但《我还没批准它（对台军售）。 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可能会批准，也可能不会...... 坦白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该文指出，川普的这段话直接打破了美国政坛自里根总统以来恪守了四十年的《六项保证》（即美国绝不就对台军售与北京进行事先协商），多位议员包括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在内在听证会上对军方进行了严厉质询，称这一局面“令人极其痛心和不安”，认为川普正在拿美国的国家信誉开玩笑。

文章还提到台湾赖清德政府内部的“遭背叛感”，并援引多位地缘政治分析师（如国际危机组织的专家）的话指出，川普这种将台湾“筹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削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信誉，加剧了台湾内部的极度焦虑——担忧台湾从“谈判桌上的参与者”沦为“菜单上被交易的商品”。

东南亚国家：担忧经济与订单回流中国

东盟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主要关注关税与贸易政策的变动，因为这对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状况至关重要。

中美在关税及经贸领域达成了多项关键共识：1、美方同意取消此前加征的24%惩罚性关税，并永久取消因芬太尼议题强加的10%附加关税。 2、双方互拟互减少关税计划，涉及价值约300亿美元商品。 3、双方计划成立常设的贸易委员会，旨在通过机制化沟通管理分歧，这被视为为关税战安装了“防撞栏”，可能意味着无需频繁开启新的关税谈判。 4、落实采购协议，中方确认了包括波音飞机在内的重大采购协议，作为缓解贸易摩擦的平衡举措。

上述东南亚国家之所以特别关注美中是否达成降低关税协议，缘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之兴盛，得益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 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为了化解风险，采取china+1策略，将本国中低端制造业转往上述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因此成了全球资本尤其是中国资本的最大承接地，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 其中越南成了最大的受益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25年GDP达到约4840亿美元，成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川普5月北京之行后，东盟（ASEAN）各国既对中美关系的暂时缓和感到欣慰，也对两国可能达成的“大国共治“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深感忧虑，这一复杂的反应可慨括如下：

1、对中美休战持谨慎乐观态度。 过去，东盟国家多次表态，两头大象打架，只会践踏脚下的草地。 美中关税战后，加剧了这种担心。 因此，东盟各国普遍认为习特峰会有助于防止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彻底失控。

2、东盟各国也不希望两国关系友好，他们一直有一种“中美友好，东盟受损”的恐惧：各国最担心的是中美在撇开东盟的情况下达成某种“大国共治”（G2）协议，从而削弱东盟的战略自主权。

3、对经济压力的极度失望。 尽管中美关系趋稳，但川普政府对从事中国转口贸易的东盟多国加征的高额关税仍未撤除，这让依赖中国贸易的东盟国家非常不满。 如今美中关系改善，东南亚国家担心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转向东南亚的供应链订单可能会重新流回中国。

东盟各国针对美中关系缓和开始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日本亦开始担心北京川习会达成了“密室交易”。

观察亚洲各国的反应，已折射出对川普式外交不确定性的普遍担忧。 （法新社）

印度在战略焦虑驱迫下重新评估世界格局

印度一直自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支撑这种特殊地位感源自以下因素：1、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川普将亚太战略改名，凸显印度的作用）中“平衡”中国的天然地理屏障，是美国眼中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的重要抓手。 2、印度的政治品牌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与美国有共同的政治体制叙事，在两国高层外交中常被作为深化“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

3、印度认为自身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连接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角色，自诩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 这种定位让印度认为自己是西方国家在该阵营中必须拉拢的关键变量“或高级对话者。

美国拜登政府曾奉行“友岸外包”策略，旨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供应链备份”，这更加强了印度的“特殊地位”自信。 过去一年，印度遭遇川普不断打击。 就在不久前川普甚至公开警告苹果公司（AAPL-US），不要继续在印度扩大iPhone生产，以配合其“美国优先”政策。 另一方面，美国还多次指控印度利用低价俄罗斯石油牟利，并对印度商品加征25%惩罚性关税，但对中国购买俄油的态度相对宽松，引发印度不满。 因此，5月川习会让印度普遍担心美中关系的缓和会削弱印度的战略价值。

2026年5月26日于新德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外长会议上，达成首次推出联合基建与海上安全倡议斐济港口项目，以解决太平洋岛国港口运力不足的问题; 签署关键矿产与能源安全协议此外还启动了印太海上监视合作（IPMSC），扩展原有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开发一个全面的“共同作战图景”（COP），以实时掌握印太海域动态并打击非法海上活动。 这次会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印度的战略焦虑。

亚洲各国的反应折射出对川普式外交不确定性的普遍担忧。 各国不仅关注美中关系的短期回暖，更担心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协议会动摇区域既有的经贸结构与安全承诺，接下来各国采取的措施，将对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

※作者何清涟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 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 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