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再出重拳，跨省联动治“顽疾”。

2月3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再次“点名”。文件不仅要求“持续整治”，更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直击“这边限价、那边涨价”的治理痛点。

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视？

全国婚俗调研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平均彩礼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不少农村地区，彩礼已经进入20万到40万之间，加上婚房、婚宴等支出，总额轻松突破70万元。

这种"行情"成了地方社会的默认标准，直接掏空了普通农村家庭多年甚至两代人的积蓄，不仅让一些家庭面临返贫风险，还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有的家庭因彩礼问题闹上法庭；有的地区因彩礼攀比，邻里关系紧张；有的青年因彩礼问题不敢结婚，影响了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

那么，高额彩礼为何屡禁不止？

表面上看，农村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失调，适婚男多女少，女方家庭在彩礼谈判中更有话语权，攀比心理让彩礼金额一路飙升。

但根本原因“说到底是个发展问题”。一些条件不宽裕的地方，彩礼往往被当成对女方家庭的一种经济补偿。

综合看，这是文化习俗、性别失衡、城乡差距等多方面因素交织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而中央对“高价彩礼”的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治理“天价彩礼”后，措辞从“治理”逐步升级为“专项治理”“综合治理”。

这意味着，高价彩礼问题已不单是私事，它成了关系到乡村振兴和文明乡风建设的系统性问题。

面对这一难题，各地探索出各具特色、软硬结合的综合治理路径。如设定彩礼上限、推行"低彩礼""零彩礼"激励措施、建立红白理事会、开展婚俗改革试点等。

比如，天祝县制定了明确的倡导性标准：彩礼不超过6万元，取消“见面礼”等隐形彩礼，宴席不超过20桌。2025年上半年，该县农村平均彩礼已降至5.6万元。

还有，宁夏将农村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区域，规定彩礼不宜超过农民年收入的6倍或4倍。同时，将治理成效纳入乡村振兴考核，由自治区部门“一对一”负责重点县。新规实施后，全区彩礼平均下降了35%。

福建创新推出“不送彩礼送保障”活动，为“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提供专项保险等实惠。四川则尝试通过地方立法破题，《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明确规定婚嫁彩礼不得超过10万元。

治理手段上，也日趋多元综合。譬如，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审理涉彩礼纠纷的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彩礼的认定范围和返还规则。司法实践中，法院会还对“以结婚为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进行刑事打击。

2025年9月，中央农办还召集15个省份召开经验交流会，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尽管如此大力整治，“天价彩礼”也玩起了“躲猫猫”，花样更多：以前是直接要钱，现在变成要“三金一钻”、房子加名；或者表面上彩礼不高，却在车、房上层层加码。一些短视频对豪华婚礼的炒作，更是给攀比添了“一把火”。

但回看这些年的政策，整治力度也在年年加码：尤其是本次文件，不仅首次提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直击彩礼攀比的痛点，还专门强调"持续整治"，也就是说，这不会是一阵风式的运动，而是长期工程。

再有，就是别小看“综合治理”的一词之变：这背后打的其实是一场涉及法律、经济、文化和乡村治理的“组合拳”。

事实上，整治高额彩礼，最难也最关键的是改变观念与铲除其滋生的社会经济土壤：这就要求，不能只靠“限价令”，更要下“治本”的功夫。

这包括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等，通过发展经济、健全社保、优化婚恋服务等，打好“组合拳”：只有生活无后顾之忧，彩礼才不会成为焦虑的“筹码”。

当彩礼卸下“债”的枷锁，这才是乡村振兴该有的“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