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死后的“拨乱反正”气氛中，大陆学者李洪林的文章，特别是一篇“读书无禁区”，对我很有吸引力。 当时的氛围似乎有点像1954 年苏联作家爱伦伯格 Ilya Ehrenburg 的小说《The Thaw》所描写的“解冻”情状。 我想，读书无禁区，思想也应该无禁区（思无邪），言论也应该无禁区。 我不知道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想，我按照自己对文革的认知，在纽约《北美日报》的论坛版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批毛是大势所趋”的文章。

共产党缩手？

不久，香港的《抖擞》双月刊来约稿，希望我写点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的东西。 我到香港旅游时，遇见了在新亚书院教书的业师徐复观先生，他希望我的论述能够着重指出，文革浩劫后，共产党在哪里缩手，哪里就有生机。 这是他在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共动向的心得。

（1）既然国际形势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共不能对台湾动武，中共的民主法制又无进步，希望中共不要谈统一问题，以免引起彼此感情上的刺激; （2）中共党员的人数太多，三千八百万人，对老百姓是一个负担，对共产党也是一个负担，应该去掉一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好得多; （3）私有制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恢复私有，让人能够恢复创造能力。 如果连生存权利、生存条件都受支配，社会很难进步; （4）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东西，比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后者更讲得清楚，更易被中国人接受。 徐先生希望中共能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思想。 廖承志对前面三点还唯唯诺诺，对于第四点，他就直截了当的把“传统文化”化约为“封建”两字，表示无法接受。 徐先生只好一笑置之。

如今，共产党员人数已是九千多万人。 虽不是全民皆党，但共党干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有些大陆经济学者现在也公开抱怨“吃皇粮的人太多”（向松祚），“制度成本太大”（周其仁）的问题。 中共当权者则祭出不可妄议中央的警告。 这让人想起上世纪初慈禧鼓动义和团暴乱时，上书进谏的朝廷命官立山、许景澄被斩首的理由，正是“任意妄奏”。

回到八十年代初。 顺着中共的“拨乱反正”，徐先生的建言是出于老成谋国之心，尤其是在私有制问题上，他的建言是秉承孟子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反映先民的智慧。 只可惜廖承志的知识水平不足。 但徐先生要我在现代化的论说上阐明共产党在哪里缩手，哪里就有生机，却分明是一件大工程。 共产党一向讲求控制，全面控制是最佳状态，连饥荒出外讨饭都要公社打路条，蒋介石的下堂妻陈洁如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逃到香港，还要周恩来特别开路条才能成行。 文革后“拨乱反正”，官方提出四个现代化，魏京生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倡议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立刻就犯了禁令。 共产党怎会缩手呢？

徐先生是老成谋国，我是台湾背景，至多只能算是陆放翁所说的“位卑不敢忘忧国”，所忧之国是共产党占据的山河大地。 对于共产中国，我实在所知不多。 爱票戯的侯榕生，生前于七十年代回国探亲，她的亲戚晚辈连她手上的便宜小打火机也当宝贝，我的直觉是中国消费品工业之落后，确实堪忧。

共产党员人数已是九千多万人。 虽不是全民皆党，但共党干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维基百科）

然而，必须承认，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共产中国的现实有很大的差隔。

八十年代初，西方学界仍然受到罗马会社（Club of Rome）提出的《成长的局限》（The Limits to Growth） 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文集《小即是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研究》的流风余韵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倡导的是小型、适当的技术，而非“越大越好”的建设项目。 这和社会主义国家动辄追求巨无霸型建设的作风是大相径庭的。 对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联合国经济开发部门当时倡议的是“适宜技术”或“中间技术”。 发展策略必须从现实出发，考虑到人民生活的需求是第一要义。

可是回到历史上看，落后国家追求发展的路径与特征却非如此。 出生于乌克兰奥德萨的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henkron）1962年出版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反而更能帮助问题。 格申克隆曾归纳出落后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六个一般性命题，也就是：

（1）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它的工业化愈有可能以一个突然的大冲刺方式开始，以相当高的制成品生产的成长比率进展;

（2）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它的工业化愈强调大工厂、大企业;

（3）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愈强调生产物质而非消费物资;

（4）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对人口消费水平所施加的压力愈大;

（5）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特别的机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愈大，其目的是要增加对新生工业的资本供应，此外并向它们提供较不分散和更周详的企业指导; 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全面性也愈显著;

（6）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其农业愈不容易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向正在成长的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张的工业市场的有利条件，这个工业市场是以日渐提高的农业劳动的生产力为基础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 （维基百科）

以俄为师，以农养工

就格申克隆揭橥的这六个命题看来，中共五十年代初的经济发展策略，走的是一条更为极端的路径。 当年中共“以俄为师”，发展策略完全是苏联模式的翻版。 正如毛泽东所言，向苏联“一面倒” 是国策，所以苏联模式是发展的基本方针，“超英赶美”是原动力。 在这个前提下，民生需求是次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第一要义。 在中共决策人眼里，均衡发展的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当时，苏联答应援助中共一百五十六个基建项目，但资金短缺是个大问题。 在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的国家，50%以上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部门，农业自然成为资本积累计的主要来源。 这是以农养工政策的依据。

在 1953年9月中旬的政府国务会议上，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为民请命，认为新政策的施行造成严重的“剪刀差”，“以农养工”的结果，“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这句话脱口而出，使得毛泽东勃然大怒，气急败坏的对梁漱溟展开泼妇骂街式的人身攻击，说什麽“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反动透顶。 一大堆脏话。 后来在《毛选》第五卷中关于《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记载，已经是一个去除了脏话的版本。

为何梁漱溟的批评令毛气急败坏？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按照苏联模式“以农养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基本国策，梁的批评等于是对基本国策的挑战。 但毛的谩骂是不成体统的。 诬指梁是“用笔杆子杀人”，尤其不妥当。 实际上，梁漱溟不只是个儒学学者，在抗战之前他已身体力行推行“村治”，搞乡村建设，对农村农业问题的了解，绝不在毛之下。 而且，梁漱溟是毛的长辈。 当年毛和杨开慧住在北京丈人杨昌济教授家时，每一回梁漱溟教授来访，都是毛去开大门。 毛能在北大中文系图书馆谋到一个搬书杂役的差事，也是靠他丈人托文学院院长李大钊帮的忙。

这里要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在毛泽东弃世十二年后，梁漱溟在汪东林的“访谈记”中，居然承认自己当年为民请命时，“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 梁漱溟的反躬自省，也许是在大陆受访的表达范式，或是一种儒者风范？ 但同门翟志成教授颇不以为然，他在美国《世界日报》（1988年4月5日和6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祈求漱溟先生收回他的认错。 梁漱溟也透过亲属晚辈作了答复。 两个多月后，九五高龄的梁漱溟就去世了。

不论是梁的择善固执也好，毛的泼妇骂街也好，中共领导人当时要捍卫的基本国策，是容不得任何挑战的。

然而苏联模式应用于1950年代初的中国，却是困难重重的。 当时苏援不多，很大部分还是用贷款的方式。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FDI（外来直接投资），中共又视欧美为天敌。。 薛暮桥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直率的承认 “为着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身为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进一步帮助，当时的情况是，重工业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农民，因为那时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八，不可能提供多少积累。 轻工业表面上提供的积累比较多，但是它的原材料主要来自农业，它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买进生产原料，再向农民高价卖出成品（例如纺织业），通过不等价交换从农业转移过来的。 农民提供的农业税数量不很多，但通过不等价交换所提供的积累比农业税多几倍。 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粮食、棉布和副食品的供应开始发生困难。 为着保证城市供应，国家不能不实行粮食、棉布的征购、统购，后来又加上肉、蛋等副食品的派购，并实行粮食、棉布和某些副食品的定量供应。 征购、统购、派购限制了农民自己的消费。 征购粮食过多，农民口粮减少，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段简单明白的铺陈，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最佳注脚。

苏联模式的困境

因此，从发展策略的角度来看，我的认知是，追溯问题的源头，首先就必须批判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原先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事实上只是在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产品是按比例进行分配的前提下，帮助实现再生产的条件，这里并未涉及”优先性“的问题。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这两个部类的增长速度，在马克思的公式中，并未确定有任何规律性，所以也导不出“优先”增长哪一个部类的含义。 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承认从马克思的公式根本不能得出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比第二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占优势的结论。 当然，纳入技术因素有可能改变两者的对比关系，但特定时期的现象能否说成规律也成问题。

如果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利润，因而消费无可避免地落后于生产。 若说这是资本主会制度下的扩大再生产的特征，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是否应有另一种对比关系？ 两个部类以同等速度增长，或第二部类较快增长，似乎才是扩大再生产的“合理”基础？ 可是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就是在他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前提下，把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概念，转换为“优先”增长的概念，甚至认为苏共党内主张延缓重工业发展，加快轻工业发展的论点是“自杀”，是 “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 因而就树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及为了以农养工而制定的农业集体化方针。

斯大林所谓制度变革的手段就是由国家控制贸易，由国家供销机构取代部分的市场，以至于由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与日俱增的控制生产，使农民不能不出售余量，不能不从事商品粮食的生产，不能不进行不等价交换。 农业集体化，按斯大林的意旨，就是要农民乖乖交出贡款来。

这个斯大林牌的苏联发展模式，毛泽东是照单全收，奉为圭臬的。 斯大林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说法，令毛见猎心喜，这正是他所要的。

记得二次大战的新闻画报中，有一张图片令我印象深刻。 那是德国军队攻入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冲出铁栏，张开双臂，热烈欢呼的场景。 在他们眼里，德国部队是来解放他们的。 对他们来说，集体农场是他们的梦魇。

土改后的中国农村与苏联农村有相似之处吗？ 不消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差别，农业劳动在开放空间，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这方面两者是相同的。 但差别在于苏联式的大规模生产单位有“规模经济”的优点（如支持生产的活动），也有“规模不经济”的缺点（直接生产方面的的组织管理问题），何况还有地理条件的差异，能不考虑因地制宜的必要吗？ 能够盲目强调大规模生产单位的优越性？

事实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农业全面集体化后粮产的减少，就是一个警讯。

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源分配，在工业上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8%，而在工业部门中，85%以上的投资额分配到重工业，农业投资在总投资额中只占8%。 重工轻农的程度比起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是，当时中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要比二十年代的苏联更加落后，按人口计算的粮食占有量只有苏联的一半，可是人口/土地的比率却高得多。 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生活最苦，为抽取农业剩余的严苛作法，使得农民经年累计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 比较起来，城市居民和工人生活虽苦，起码还有固定工资收入，有口粮、生活用品的定量配给，生活还有保障。

按常理说，这些实情是否帮助以农养工应该放缓？ 农业集体化必须放慢脚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也应改弦易辙？ 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比重？ 但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就等于是对基本国策的挑战。

作为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不但不认为加速、加快，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作风是错误的，也不认为那是左倾盲动。 他反而坚持在发展策略上不应放慢脚步，改弦易辙不可取。 但在资金困窘的情况下，又如何另辟蹊径？ 他想要打破陈规，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来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所谓陈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正统论说。 他想要把生产关系作人为的提升，化为一种促进生产力，有助于发展的动力。

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在美好的愿景之下，似乎不必订下什么经济指标，也没有什么具体蓝图。 有的只是湖南的一句老话，“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若说中共官方后来含糊其词，将可以说成是“左倾”错误的起源，还不如说这是毛泽东个人“唯意志论”的表现。 源头就在于共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以及“东方红，太阳升”的洗脑圣歌所烘托出毛的一种僞“神性”。 共产党内部没人敢顶撞他。

所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就这么登场了。

鲁迅当年在“淡淡的血痕”一文中，曾描述“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来和未生。” 受过延安时期严酷的整风洗礼的共产党干部，被要求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绝不做“叛逆的猛士”，而是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螺丝钉”，抛弃个人主义，投入社会主义。 摒弃疑虑，绝对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全体一起效忠拥戴“共主”毛泽东，甚至为讨好他而弄虚作假。

亩产万斤的卫星田，闹到连最高领袖也开心的抓起一把稻穗说，“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 不然弄出这么多的粮产怎么办呢？ 挑战陈规，造土高炉，挨家挨户把锅碗瓢盆都收缴了去炼钢，不错，那个过程确实是热火朝天，结果呢？ 炼出一推堆无用的废铁。 在经济学上，这叫做无效生产，投入的锅碗瓢盆叫做非生产性投资。 可是在当时，给反右运动吓怕的专家学者，个个“夹着尾巴做人，”谁敢吭声啊？

就是有名望的经济学者，如薛暮桥，因具有干部和政府机关首长身份，即使在文革后（1979）出版的专著，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点到目前为止，避免在左倾思想的“根源”上着墨太多，以免干犯永远无须“问责”的最高领袖的龙飚。

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就因为以老战友的身份，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吐露大跃进期间农民的心声，批评毛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结果在毛的复权斗争中被投狱惨死。 这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吗？ 实际的情况有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吗？ 这位彭大将军转达的其实只是湖南乡下农民卑微的诉求：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铒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在热火朝天的跃进狂潮下，1958年秋季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公社废弃了家庭副业生产，取消了自留地，等于剥夺了农村妇女从事家庭副业的机会。 以这些收入在农业整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大跃进的失败是注定的。 靠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进共产主义，这种毛氏加速“过渡”的愿景在现实上也维持不了多久。 还有什么“主观能动性”吗？ 不久之后，最突出的现象是全国各地出现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

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

我陆续为香港《抖擞》双月刊写的分析评论，从建立“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开始，继而批判“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并由此铺展开来，讨论苏联模式与中共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解析大跃进与不断革命，也就是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确立。 也谈论了毛派门徒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政治运用。 （有趣的是，美国有些狂热的左倾华人一度到大陆取经诵经，传达了“最高指示”，却一时搞不清楚“哥达纲领批判”是什麽碗糕。 实际上，研究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的Frank Manuel 1976年已在Daedalus季刊冬季号讨论了哥达纲领批判从1875年开始的百年历史沿革。 ）我也论述了毛主义与反修运动，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后出现的短暂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和因此激起的毛泽东的复权斗争。 此即文化大革命所映照的行动中的毛主义。 对老战友如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极其残酷，以致他们惨绝人寰地死在监狱中。

说起来，所谓中国式“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废止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让人民公社名存实亡，让老百姓修养生息而已。 可是坚持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对此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彭德怀因而抱怨，“唉，才吃了几天饱饭，又.....”。 最后我也评论了毛主义的局限。

我的分析取向是现代化大前提下中共的经济发展策略。 后经余英时、刘述先两位前辈先生的推荐，集结成《现代化与中国共产主义》一书，以学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时间上颇有延宕。 在毛后中国知识人为国家谋出路的氛围中，有位来纽约的访问学者告诉我，我在《抖擞》上写的评论（当然是老姑妈式的严肃文字），曾被社科院某研究所列为讨论资料的内参。 北京大学研究现代化理论及比较现代化进程的罗荣渠老教授，是该校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他访问纽约时曾约见，问我是否愿去北大交流，我坦白相告，公务员身份无法请假。 后来我发现他在过世前出版了《现代化新论》。 更令我惊讶的是，在同门翟志成教授的著作的引述中，我发现原来罗荣渠当年在北大求学时，曾是吒叱风云的左翼学生领袖。 这和曼哈顿山王饭店坐在我对面的循然老者的形象完全兜不起来。

杨小凯这封1984年写的信（1984/6/29），显示出他在理论思考上的深入缜密。 （作者提供）

毛思想的反动性

杨小凯看了我的《抖擞》文稿后，来信直率的批评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背景基础不够。 “述而不作”，固然使人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但缺乏深刻的理论背景，因此在理解上也浮于表面。 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破坏了财产所有权概念，破坏了自由价格制度传输信息的功能，财产所有权与自由价格制度相结合的反馈调节机制不能起作用，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市场功能，马上与企业的官僚任命制和价格制度僵化、没有资本市场、劳力市场这些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上的致命缺陷有矛盾。

杨小凯这封1984年写的信（1984/6/29），显示出他在理论思考上的深入缜密。 这的确是他的长项，也是我所不能及的。 他强调毛的思想的反动性其根源是马列主义经济思想反动的一面的发挥，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历史的怪胎（或称之为一种寄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如从制度危机或这种制度的机制特点这种大背景中去讨论毛经济思想的反动性，可能更会有深刻一些的透视。

杨小凯又指出，对毛经济思想的评述是否能收集中共经济制度实际运行的更多材料，把它与实际经济制度的运行对照起来。 例如，中国价格制度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是1966年反经济主义妖风时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这一冻结就是十来年，使中国的价格制度完全失灵，因而在一种有相当工业基础的社会化工业生产水平上，完全依赖实物分配，物物交换进行资源分配，价格制度彻底失灵，造成计划人员不得不用一种类似影子价值的办法，估计各种物质在计划中的重要性， 造成各企业单位必须用计划外物物交换的办法才能使计划勉强实现。 这比苏联走得更远。

这种几乎完全的实物分配方式也可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 他认为由于中国人聪明的秉性，在这种空前僵化的制度下，发展出一个发达的影子市场，由计划机关，私人关系中的各种走后门，物物交换，拉关系形成一种无形的庞大实物黑市。 它起着调节经济的辅助作用，这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这都是毛的纯政治方式管理经济的后果。 这是毛的理想的实际效果，也是马列理想的实际后果。 杨小凯认为如果能在讨论毛的经济思想时，以中国经济体制实际演变的后果为基础，则对毛的经济思想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杨小凯最后表示，如果要他写这个题目，他会在上述两个方面做更多的文章。

话说回来，我所着眼的是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领导人唯意志论的驱使下，会如何的肆虐，造成国家的灾难。 这可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令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痛教训，以及文革“浩劫”造成的生灵涂炭结果来证实。 诺奖经济学家Amartya Sen指出，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对过去的检讨证实：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加上领导人头脑发胀的唯意志论，的确会造成灾难：

1961大跃进后的饥荒年，GDP增长率为负16.2%; 人均GDP实际增长率为负26.4%

1976毛死之年，GDP增长率为负1.6%; 人均GDP实际增长率为负3.2%

文革浩劫之后，号称伟光正的共产党要“拨乱反正”，但能够防止一元化领导2.0的重现吗？

※作者殷惠敏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谁怕吴国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