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王芳回忆录》 ——公安部原部长的传奇人生 本主题由 版主 醉清风 于 2012-12-16 19:18:36 执行 设置高亮 操作  土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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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男，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锄奸科长、敌工部长、旅政治部 主任、兵团保卫部长。1949年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老巢，国民党党内、军内两大特务系统的发源地，公安工作 极其艰巨。王芳主持浙江公安工作十多年，作出历史性贡献。此后，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 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初参加中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负责预审张春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庭，王芳作为 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就张春桥的所犯罪行发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7年3月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1990年开始，由于公安工作过于繁忙，积劳成疾，难以胜任繁 重的工作，遂向中央提出辞去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请求。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1993年3月全国人大换届，同时卸任国务委员，正式离休。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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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1:51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 开场白："王芳"这名字的来历
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首先得先向读者诸君说一下“王芳”这名字的来历，算是开场白。
“王芳”这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者很多。喜欢上网的朋友，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许许多多“王芳”，且几乎全是女性：有女演员叫“王芳”，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叫“王芳”，女记者叫“王芳”，女律师叫“王芳”，女老板叫“王芳”……
见到我的人，差不多都说过这样的话：“王芳，你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下？”
其实，我从小取的名字叫王春芳，参加革命后去了一个“春”字，留下一个“芳”字，改名“王芳”。改名的本意是以此勉励自己：参加革命就要准备牺牲，不管斗 争环境多么艰险，道路多么曲折，要自觉地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给自己政治上留下一个好的声誉，也就是留“芳”。
我一直坚持不改“王芳”这名字，原因是毛泽东主席不让改。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让我改掉“王芳”这名字呢？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是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到杭州。
元旦前夕——12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
吃好饭后，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大家围着主席说闲话。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这时，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人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就行。不过我又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我说道：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一番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莫干山郁郁葱葱。上山后，主席在山庄别墅——皇后饭店休息。吃午饭时主席又记起我改名这事。他说，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们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他不同意我改名字，从此我就一直没有改——因为山东的绿化搞到了什么程度我不清楚！
由于工作需要，我多年来战斗在隐蔽战线、公安战线。曾经有几位作家和热心人，通过各种关系多次找我。他们对我过去的身世，特别是长期从事敌工工作的经历十 分感兴趣。在很多人眼里，敌工干部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敌工工作充满神秘色彩。他们很想把我过去的斗争生活写成文学作品，拍成电视剧。对此，我没有支持和 配合。我一直认为，过去我经历过的事情，不论有多么惊险复杂，多么曲折动人，多么重要，都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和重视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合作、配合支持下完 成的。功劳是党的、大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有的作家积极性很高，经过多方搜集一些资料后就开始写作，以故事连载的形式，刊载在报刊上，还有的拍成电视连续 剧。故事的主人公虽没有用我的真名实姓，但在注解上仍注明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公安部部长王芳。他们这样处理的目的我是理解的。他们把文章和影片拿来请我 审查，写书的请我题书名、写序言，希望能正式出版，电视剧能公开播放。这些都被我谢绝了。
我不同意出版描写我过去从事敌工工作的书和电视剧，还有这样的考虑：敌工工作是隐蔽的，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它的真实情况，就是在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工作 的同事，也不可能了解我们的具体工作。敌工干部之间是不能互相打听谈论自己和对方的工作的，这是铁的纪律。许多工作的开展都是直线联系的。敌工工作的任务 和性质决定了它严格的保密性，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安全有效，知密面越小越好。过去做过的事情，曾经采用的手段，当时要保密，有的至今仍要保密。毛主 席早就强调，保守机密，必须慎之又慎。今天国家有保密法，人人必须遵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给我们的作家想在这个领域搞创作带来了特殊困难，不仅无法体验 实际生活，就连搜集资料都困难重重。
敌工工作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它不像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面对面刺刀拼杀的战场。它要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要在敌人巢穴里生存和斗争。它 既充满刀光剑影，又扑朔迷离，它随时需要斗智斗勇，接受生死考验。这是一个外界很难觉察，无声的隐蔽的战场。它在战争中发挥的是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 兵”的作用。它的隐蔽性增强了人们对它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这也是描写战斗题材的成功作品不少，而反映对敌斗争隐蔽战线的成功作品少得可怜的重要原因。
我从抗战初期在八路军部队担任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后来担任纵队、军区敌工部长和兵团保卫部部长，解放后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书记、中共浙江省委 书记，直到公安部部长。我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直接从事和领导对敌斗争和安全保卫工作。我差不多一辈子战斗在党的对敌斗争和公安保卫战线上，是党的 对敌斗争和公安保卫工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实践者和具体领导者，是党的敌工战线的一名老战士，历史见证人。我对党的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党的工作在我心中 拥有崇高的地位。
我们党历来极其重视这条战线的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它密切关系着一个政党、国家、军队的生死存亡，人民事业的前途命运。
敌工工作看似神秘，其实不然。它是党的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敌工工作的艰险程度是一般人难以体验和了解的。它要和魔鬼打交道， 和敌人面对面斗争，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无畏的牺牲精神，没有在险情面前处惊不乱，随机应变，善于斗智斗勇和积极努力、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是不可能 做好这项工作的。敌工干部在工作中，经受各种考验，经历各种惊险场面，不仅吸引许多人想知道真情，激起一些作家的创作热情，就连自己回首往事也是心潮难 平。
熟悉我过去那段历史的人，有的说我是活着的“李向阳”。我不想接受这样的桂冠。我觉得我过去干的革命工作都是我应该干的分内事，不值得宣扬，更不要宣扬我 个人。曾经同我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他们没有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对自己的一生，一直看得很平常。我总认为，一个革命者，只 要扪心自问，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心满意足了。
令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我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历史，把我担任公安厅厅长期间，精心组织、周密策划、成 功破获的几起国民党台湾特务机关派遣潜入内地妄图破坏的特大案件以及派遣得力人员，打入国民党台湾当局高层，获取重要情报，受到当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和肯 定的事情，诬蔑为“一贯通敌、资敌、养敌”，是“台湾国民党大特务”。这也是我蒙受牢狱之灾的原因之一，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过问和关心下，才得以释放，恢复自由。
由于年纪大了，对许多往事渐渐淡忘了，但对从事敌工工作的那段经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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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1:54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3#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烽火岁月
家世与童年
1920年9月3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东都镇。
新泰位于山东省中部，北依五岳之首泰山，南临孔子故里曲阜，是山东省粮油、蔬菜重要产区。新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色秀丽。新泰的莲花山，素有“小泰山”之称。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商周时期，今新泰之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事。
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泰、新汶两县市合并成立新泰市。
我的老家东都镇，东南面有一条大河，农民下地干活要渡过大河，故原名东渡庄。传说，清咸丰年间，有一支太平军驻在这里，遂改名为东都镇。东都镇如今是产煤基地，有铁路专用线11条。这样，现在东都火车站就成为山东省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
在我出生的年月，为了防御土匪，东都镇四周修筑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墙的东、南、西、北建了四个炮楼，开了四个大门，南门上有“古平阳”三个字。后来我查书，得知春秋时代此地是鲁国的平阳郡。据考证，世传之尧都平阳在新泰，所以新泰旧称“平阳”。
父亲王志勤、母亲王马氏是两位勤劳、善良、能干的农民，靠自己的辛劳和节俭积下一份家业，有一个四合院20多间房子、30多亩土地、两头牛、一头驴。在当时，这样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因此，土地改革时我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
兄弟六人中我最小，原取名春芳，后我自改为单名。父亲看我从小长得又瘦又高，乖巧机灵，断定不是一个干庄稼活的料，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还可以当个教师，才有生活出路。
我6岁开始读私塾，念的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和《书》、《诗》这“五经”中的两本经书；还学了《千家诗》、《古文观 止》。我特别喜欢《醉翁亭记》、《爱莲说》、《陋室铭》这些好文章，反复咏诵，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家家境最好的一段时间。全家三十几口人，没有分家， 兄弟、妯娌之间从无争吵，和睦相处。五个哥哥下地干活。
父亲对我的学业颇为关心。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记性很好。我放学回家，他经常要我背书，回答提问，有时背得流利，答得正确，他就很高兴，稍有疏漏，他就脸 一沉，并立即纠正，接着还给我通讲课文内容。大概父亲很快发现我读书非常自觉认真，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强，学业长进很快，就不再经常检查我的功课了。
父亲生性不喜多言，善于筹谋，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上威信很高。邻里乡亲发生各种矛盾，人们都乐意听他调停。无论争吵多么激烈，父亲总是静静地听双方 把话说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和有趣，父亲有什么魔力，只要他一出面说话，村上再大的事都能摆平，平日再蛮横的人也软下来 了，大家都认这个理。父亲虽然在村上有特殊地位和威信，但从来不占别人一点便宜。相反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总是十分慷慨。我儿时家里每年春季总有一部分粮 食接济给接不上茬的人家，秋后还得起的不收利息，很穷的人家就全免了。
父亲为人宽厚，但治家特别严格。每晚8时左右，他就一个一个查问家人回来没有，然后关上大门，叫大家熄灯休息。他绝不允许家中有人做出有损门庭的事。他在 我们眼里的确是一位非常威严的家长。家里要是有人做事出了差错，他从不打骂，也不大声训斥，只是板着脸，轻轻批评几句。他相信以理服人。我们儿辈非常尊敬 他，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母亲是个十分贤惠的人，我刚12岁时她就去世了，家中的事情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为了办丧事，父亲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并开始分家。父亲自己留了一部分养老的田地，我跟父亲一起生活。一家人仍然支持我继续读书。
不 久，北伐军打到山东。国民政府开展新政运动，废止私塾，开办学堂，我们叫它洋学堂。初小主要学习国文和算术，我因为有私塾的底子，国文学得很轻松，把主要 精力用在学习算术上。学校每周一都要召开晨会，师生一起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被作为一副对联挂 在教室前面，上面是一条横幅“天下为公”。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过了大半个世纪，今日的我仍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总理遗嘱”背出来。
我12岁时读完初小，到离家9公里的新泰县城第一完全小学读书，这是当时新泰县最高学府了。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活动就是“9·18”一周年纪念活动，声讨日 寇侵略罪行，宣传民族团结，号召一致抗日，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我读完小时的教师戴伯傥，是抗战初期的地下党员，曾任新泰区 委书记，后来被汉奸杀害了。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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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1:55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4# 我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在校吃饭，三分一斤馒头，一天要一毛钱，我吃不起，只能在每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回家，家里用小米、高粱做煎饼，我带足一个 星期的干粮——玉米高粱煎饼加咸菜，在星期日下午回学校。学校平时只供开水，别的什么都不管。遇上大雨大雪天，只好由家里人把干粮送到学校。我在学校三餐 吃的就是煎饼、咸菜加开水，当然还要每餐估算着吃，不能前吃后空。我对这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全校七个班，有200多人。我年纪比较小，学习很用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贴在墙报上。老师都很喜欢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叫李枚 青，他教音乐。另一位老师叫王世彤，教国文的，上课用他自己编写的讲义，有倾向革命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很动感情，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有一天，王世彤得到 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就跑了。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部队后他改名为王炜之。
我在空闲时常到这些老师宿舍里玩，他们经常给我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红军的故事，比如独眼将军刘伯承、常胜将军徐向前、夜战将军肖克等。 红军好比神兵神将，英勇无比，有红军的地方，没有土豪劣绅，人人有土地，人人有饭吃。他们还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他们 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34年，我14岁时考上了济南中学。教务主任梁祝航是我的老乡，思想也很进步。他对我的帮助教育很大。抗战初他曾任山东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在国家粮食部门工作。
在济南中学读了一年后，因发生济南战事，学校很乱，加上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只好辍学回家。
不久，父亲又后悔了。他认定我只有读好书，才能找到生活出路。他实在不愿耽误我的学业，便变卖了一些家产，为我在当地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私塾老师，读了整 整两年。他教的全是“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他知识渊博，课文内容讲得透彻易懂，加上我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语文基础，对古文很感兴趣，常被这些 文章的内容和文采吸引，理解较快、感触较深。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基本上不叫我干农活，他只要看到我在房间里看书就不管我了。其实父亲不知道，我放学回家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历史小说和文学作 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以及《封神榜》、《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等，我看得着了迷，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父亲是一个很正统 和严厉的人，他不允许我看老师规定以外的闲书，更不准我看那些讲妖魔和言情的小说。如果发现我日夜在看这些闲书，不知他会气成什么样。
我的老家东都镇，有一个张庄煤矿，产优质煤，因此虽然地方不大，公路交通却方便。日军占领时又修了一条铁路。从这里到新泰县城只有9公里，去济南、青岛也 相当方便。日本侵占时，这里的煤就源源不断地从青岛码头运往日本。在镇上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矿工、农民，做小生意的，开店铺、茶馆、饭馆，还有大 烟馆的，五花八门。从这里进进出出，招摇过市的，都是那些地主、资本家、黑社会分子、反动官僚和日本鬼子。他们过着荒淫无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农 民和小贩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日本鬼子的野蛮，旧社会的黑暗，使我从小就感到这个社会 是这样不公平。当我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惑不解、可恶可恨和对个人前途非常渺茫时，就开始从地下党、学校老师那里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从此，一个投奔革命的念 头就从心头开始萌发了。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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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1:56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5# 走上革命之路
1937年，我17岁。这年的下半年，到新泰第一小学任代课教员，教五年级的历史课。这是一所由共产党组织控制的学校。我记得虽然校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 兼任，但在教员中有四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即韩顾三、王迫悟、董凌汉和薛继绍（肃清托派时被错杀，后来被追认为烈士）。还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思想进步 的年轻教师，师生们的革命活动由秘密转入半公开化。
我到校任教不久，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华北广大地区落入敌人手中，中华民族遭受 深重灾难。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担起领导抗日的重任，带领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军侵略。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 起来一致抗日。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大纲”。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一切 爱国志士的拥护和赞同，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从延安参加会议回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山东必将沦为敌后的形势，决定在全省立即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 动，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发出号召，要求“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有枪出枪”。
1937年12月3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东泰安城。1938年1月1日，由泰安各地赶到徂徕山的近两百名抗日志士，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宣布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游击第一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前身）正式成立，师长洪涛，政治委员黎玉。
这就是山东革命历史上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它是中共山东省委亲自组织领导的一次起义。徂徕山位于山东省中部，既是鲁中大地的“心脏”，又是津浦路的必经 之地。徂徕山起义的成功，创建了泰山区革命根据地，部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党的影响下，我一边教书，一边在老家组织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准备投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徂徕山起义前我已经发动了三十多人。我原计划要去参加徂徕山 起义，由于快到春节了，一些成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把过大年看得很重，一定要等过了年再走。所以我等到正月初三，带了十二个人赶到新泰二龙山，被编入八路 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九中队。队长朱国平、指导员韩顾三，我被任命为班长。
经过短时间训练后，我就参加了攻占莱芜城的战斗，随后被提为一团二连排长。当年4月由指导员董超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整党时，由于我是中农 成分，按党章规定，须有两个入党介绍人，因此又增补汪洋为入党介绍人。部队在莱芜城整编后，廖容标任司令，黎玉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为林浩。不久，师里成立 军政训练班，我被调去学习。当时参加训练的除了像我这样的部队干部，还有一批刚从北大、清华、东北师大毕业，投奔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都是充满革命热情的 热血青年。训练班的主任杨纯，责任相当于校长，是位女同志，很有水平，后与新四军一位领导干部结婚。分别43年后，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遇见她， 已是卫生部副部长。
训练班结束后，我就回到部队。
1938年6月，部队南下蒙阴、沂水，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由于新泰独立营成员复杂，营领导又疏于管理，造成部队作风松散，领导多次批评教育，仍不 见效果，部队人员屡犯纪律，老百姓几次告到支队领导这里。经调查核实后，政委林浩带着一个连，把独立营收编了，改编为一旅四连，有150人。支队党委决定 由我去当指导员，没有连长，军政工作我一肩挑。我去后首先把全连干部战士人心安定下来，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把这个连松弛散漫的纪律和 作风扭转过来。后来，这个连又改为炮兵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屡次战斗中，立了很多战功。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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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1:58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6# 任锄奸科长
1938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陷的一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不少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 进”，用血肉之躯抗日救国。但是，也有许多人沦为汉奸，他们有的迎合日本法西斯的意图，搞“曲线救国”；有的组织伪政府，拼凑“维持会”，为日本法西斯效 劳；有的则干脆委身日寇，直接充当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走狗。
1938年夏天，我被选调参加了四支队政治部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8月，我调一团任政治特派员。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时任四支队锄奸科长杜明调任纵队锄奸部长，我调四支队任锄奸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
那时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如何保证内部纯洁，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和社会上的汉奸、特务，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政治特派员专门负责清查敌 特、惩处汉奸，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党组织在选拔特派员和锄奸科长人选时慎之又慎，除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外，还要考虑到个人军事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等 各方面的因素，同时对政治特派员和锄奸科长又赋予了较高的自决权力。
我们搞锄奸工作，就是通过秘密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一旦发现汉奸特务，证据确凿，经军事审判所审判，立即枪毙。锄奸工作，开始学的是苏联那一套，垂直领 导，非常神秘。支队设锄奸科，团设锄奸股，营设保卫干事，连设保卫委员。连长、指导员不能过问锄奸工作。锄奸工作是在绝对秘密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当时部队 干部战士中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锄奸干部（特派员）找谈话。”在这种形势下，锄奸工作如稍不谨慎，就可能犯大错误。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 分量，决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搞好这个工作。
1940年后，山东地方和部队开始肃托。在康生搞的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山东地方和部队锄奸和肃托工作也不同程度地犯了极左的错 误，严重伤害了党内的一部分好同志，甚至错杀一些基层的优秀干部。尤其是泰山地区，我记得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执行极左路线，大搞刑讯逼供，仅泰山区，就错杀 了不少人。其中还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浙江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翟翕武同志，当时是泰安地区的干部，工作很好，莫名其妙地被当作托派分子抓起来，差一 点被杀，幸亏被山东分局调去审查，结果根本无问题，才幸免于难。许多同志就没有这么运气了，他们被冤杀、错杀。这些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很多工 作。有些就是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太好或是工作上犯过一点错误。有的甚至没有一点问题，就被怀疑是托派。在残酷斗争下，不管承认不承认，就被杀了。不仅这 些革命干部本人蒙冤九泉之下，还牵连到他们的家庭，妻儿、亲属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昭雪。
山东纵队肃托搞得最厉害的是一、三支队，连支队锄奸科长也被枪毙了。二支队、五支队锄奸科长也受到了刑事处分。他们不是反党分子，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不 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担任过浙江省检察长的张世祥同志当时任一支队二团特派员，不知怎么搞的，被划为托派分子，本来要枪毙的，是我做了工作，向纵队建 议，把他调到纵队继续审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就留在纵队锄奸部工作了。那时有个怪现象，不愿当知识分子，愿意当大老粗。有的高中生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写 成小学生。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似乎知识越少政治越坚定，知识多了问题也多。张世祥同志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一、二、三、五、六支队大规模开展肃托时，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别的支队都有托派，你们四支队有没有？”黎玉同志显然对四支队的肃托工作提出了疑问。
我回答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黎玉的疑问对我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也想过，如果我被扣上抓对敌斗争工作不力，甚至于同情、包庇托派分子的帽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种例子也是不 少的。我当时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压力很大，按照那种宁“左”勿右的搞法，搞他几个“托派分子”并不难。把一个好的干部一夜之间打成托派，自己虽然有了成 绩，可以向上级交差、表功，但扪心自问，良心、党性哪里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亲属？将来向后人又怎么交代？
从其他支队转来了五六份揭发材料，是涉及四支队几名营职干部的所谓“托派口供”。据此这几名营职干部就有可能被定为托派分子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党的干部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大事，我决定亲自审问每个人。
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 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再三说，不要紧张，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乱说。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大概是有的同志思想过分紧张，或在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受到过逼供，对党的政策还不理解，说话颠三倒四，含糊不清，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 推翻。我那时年轻性急，很恼火，打了一名干部两记耳光，说：你简直是胡闹，你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经过仔细审查，这几名干部没有托派问题，后来工作一 直都很好。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之前路过山东，听了山东分局关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指出有些地方前方在 消灭敌人，后方在制造敌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军内的锄奸反特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力争不放过一个 坏人。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否则，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山东部队和地方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 倾向，挽救了一大批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好干部。
我作为四支队具体分管肃托工作的负责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上要对党委负责，下要对干部群众负责。我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讲究方法，努力把 握政策界限，尽可能避免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极左倾向，使四支队没有一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复杂的形势下，经受的严峻政治考验，也 是至今回想起来使我觉得比较宽慰的一段经历。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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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1:59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7#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 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 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 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 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 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 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 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
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 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 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 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 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 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 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 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领导首先 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 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的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挽救他和教育大家。
第二天和江华同志吃中饭时，我说书我认真看了，向你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侯志林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但有侯志林那种思想的，可能还有。他们想再次逃跑 的主要原因，是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怕在部队今后没有前途了。第二，部队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不能以惩罚为主。江华同志说，你的理解很对。这就是我们 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是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源泉。你回去告诉王建安同志和周赤萍 同志，对几个想逃跑的人要以教育为主，可以关禁闭，但是不能杀。侯志林带兵逃跑，背叛革命，肯定要受到惩罚。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平时在管理和教育上有没有缺 点和问题？工作是不是都做到家了？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我回来向旅领导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江华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特别对原 侯志林所属几个连队采取了一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调整充实了部分干部，此后部队很稳定，打仗很勇敢，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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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00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8# "扫荡"与反"扫荡"
1940年7月下旬，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电示，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主力部队正规化建设，决定将鲁中区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旅。9月18 日，在蒙阳小张庄召开成立大会，纵队司令王建安兼任旅长，周赤萍（原一支队政委）为政委，廖容标（原四支队司令）为副旅长，钱钧（原一支队副司令）为参谋 长，汪洋（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团。山纵一旅的成立，在山东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鲁中根据地建设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 段。
这个时候，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也更趋严峻。日军为加强控制占领区，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 不断发动“扫荡”进攻，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拉网”、“梳篦”式推进，并实行。、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日军残酷进攻和诱降面前，国民党一些 军队纷纷投降，或与日伪明暗勾结，对我实行夹击。到1942年下半年，鲁中区的伪军增至七八万人，日伪军据点由237个增加到328个。我鲁中中心根据地 沂蒙区一度缩小为南北35公里、东西50多公里的区域，敌我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一旅成立后，我随即被任命为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就在一旅成立之前，我们敌工部门已从各种渠道获得情报，日伪军近二万人，准备向我驻地小张庄实行“扫 荡”进攻。因此成立大会也就是反“扫荡”誓师大会，汪洋主任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人们都说一、四支队是两只老虎，今天要在战场上开展新的比赛，看谁消灭敌 人多，看谁缴获多！”部队立即拉开，按计划行动。这次日伪军向鲁中泰山、沂蒙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在泰山区“扫荡”烧杀抢掠达一周之久，使我根据地蒙 受重大损失。在莱芜日军500余人东犯时，为掩护旅部安全转移，二团一营三连在鹏山一带抗击，击退日军多次冲击，毙伤敌60余人，三连一排战士全部壮烈牺 牲。
在南沂“扫荡”之敌，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为目标。山东分局和纵队机关在特务一、二团掩护下，适时转移到滨海区。我随一团向大崮山和蒙山方向转移，沿高湖、 岸堤向青驼等一带出击，10月17日包围青驼寺，经激战，毙伤敌300余人，收复青驼寺。二团在莱东杨家横和地里沟毙敌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 机枪步枪400余支。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2个月，我一旅在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下，在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收复了鲁中地区大片根据地。
由于我军积极抗日，英勇作战，日军不断把兵力转向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1941年春，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分割封锁，我军活动困难，又时值春荒，部队以 黑豆、薯干充饥，难得一饱。被服供应困难，赤脚行军作战也是常事。弹药及医药品奇缺，有些部队每个战士只几颗子弹和二三枚手榴弹，伤病员也得不到治疗。在 这种情况下，部队分散推进边沿区和敌占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势力，支持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2月中旬，我随一团主力由蒙（阴）新（泰）边进至徂徕 山前（泰安境）打击伪军万金山部，先攻克时庄、山阳、良庄、天宝寨、颜庄等日伪据点。二团主力分别向博（山）莱（芜）章（丘）边沿区打击伪军高松坡部，首 次使用炸药爆破围墙，攻克张家栏子，后又攻克莱芜县的见马庄、山草峪、吴家洼、徐家楼等日伪据点。在一个月内，一、二团进行了大小战斗40余次，给了敌人 以沉重打击。
日军于当年3月，又对鲁中、滨海区进行分区“扫荡”。在临（沂）弗（县）北我根据地内增设17个据点，构成了横贯东西的3道封锁线，切断了我鲁中与鲁南根 据地的联系。3月下旬，山东纵队组织了临弗边反封锁战役，分左中右3路向敌人发起进攻。左路由纵队特务一团指向李官庄、荣峪；右路由一旅三团袭取拱山、成 里庄等地；中路由一团、三团担任主攻，指向半程、汪沟。22日深夜，我随一团向半程发起进攻，守敌为临沂县警备队80余人，防御设施有围墙、碉堡、鹿砦、 铁丝网，号称铜墙铁壁。敌据险顽抗，我在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激战了3小时，全歼守敌。特务二团攻克汤头，最后一个炮兵楼的敌人缴械投降。三团打下汪沟。 此役胜利结束，达到预期目的，大大振奋了临弗边军民，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一团即接受青年战士200余名。随即一团继续向上冶、仲村、聂家庄等处伪政权、 区乡武装进攻，收复了这些地区。
12月8日，日本在珍珠港袭击美军，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军“扫荡”主力撤走，但守备部队仍集中使用，继续残酷打击我根据地军民。敌在“扫荡”期间，修筑了一条环绕蒙山的公路，安设了数十个据点，企图割断我鲁中与鲁南的联系。
为打破敌对蒙山根据地的封锁，1942年1月，一旅进行反封锁战役，分东西两路向敌反击。一、二团为东路，我随一、二团作战行动。我们先打垛庄。这里是日 本鬼子一个小队的据点，有100多人，同时还有一个200多人的汉奸大队，也驻在这里。由于这个地方地形很复杂，用泥土垒起来厚厚的土墙筑成的房子结构很 特别，呈八卦形，像一个巨大的碉堡，易守难攻。我们打了两天两夜，副团长杨万兴英勇牺牲，最后才攻下来，敌人被全部歼灭。打下垛庄，崖子的鬼子和汉奸害怕 了。我们紧接着打崖子，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在20多天的作战行动中，先后攻克蒙山以东临（沂）蒙（阴）公路上的碾子峪、界牌、朝仙桥、铜井、南北薛庄和尚 庄等14处据点。我爱人刘馨及其祖母，就是在这次反“扫荡”的作战行动中，从敌人关押的据点中被解救出来，并在此后认识并熟悉她的。三团为西路，攻克杨家 庄、牛家庄、栾家庄、娄家王庄、李家楼等据点。一旅在这次反“扫荡”中，经过20余次战斗，歼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成功打破了敌人环蒙封 锁线。
紧接着于1942年春天，敌人为了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扫荡”与“清剿”更趋频繁，对我根据地“蚕食”加剧。7月，日伪军4000余人突然侵入 徂徕山周围村庄，安设了30个据点，环绕山区挖沟筑墙80余里，组织伪政权，推行“自首”政策，使徂徕山全部伪化。继之，敌又“蚕食”了泰（安）莱（芜） 北部地区和莲花山区。于是，鲁中日伪军据点密布，沟墙公路纵横成网，使我主力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物资、军需品奇缺，部队非战斗减员增加，处境十分困难。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一、二团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突出对敌斗争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加强敌工部门的领导，增加了人员，增派武工队深入边 沿区和敌占区打击敌伪军政力量。武工队有时分散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多种形式的斗争，有时集中力量打击敌人。5月间， 一团击退小李庄出动的敌人90余人，毙伤敌20余人，我无一伤亡。6月，日伪军3000余人，对我临（沂）沂（水）边缘地区实行紧急“蚕食”，建立据点6 处。一、二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和地方武装经一周战斗，拔掉全部据点。
这里，我想简要地追忆一下汪洋同志牺牲的情况。汪洋同志是山东纵队第一旅的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入党介绍人之一。汪洋同志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是威信 很高的领导同志。在1942年山东抗战最困难时期，他担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10月17日这天，他主持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那时要 组织召开一次县委书记会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就在这天拂晓，日伪军数千人，分数路突然袭击莱芜县北部山区，驻茶叶口一带的泰山地区党政军机关被敌人包 围，各机关大部分人员分别突出重围。为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汪洋率部在吉山与敌主力激战，在争夺吉山主峰时，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汪洋同志身负重伤，为避遭敌 俘虏，汪洋同志自戕殉国。
1940—1942年在国民党酝酿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一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进行了多次反顽讨逆战斗。1940年12月，一旅三团对盘踞在新 （泰）蒙（阴）边的国民党顽固派县长郑小隐部发起进攻，在我内线的积极配合下，先后攻克娄家王庄、李家楼、盘车沟等据点，解放了20多个村庄。
1941年8月，沈鸿烈调离山东，国民党51军军长钱中珩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积极反共，指挥114师向我根据地进攻，占领大崮山区，妄图继续犯我泰 （安）新（泰）弗（县）泗（水）地区。我军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于10月8日发起北沂蒙反顽战役。我随一、二团在中路担任主攻，与兄弟部队共同战 斗7天，先后攻克松家官庄、王庄、马头崮等处，于15日夜攻克顽军六八○和六八四两个团守地，全歼2个连，俘敌200余人。下旬敌调集4个团的兵力企图组 织反击，一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反击计划。29日，二团攻占高崖山与望东山。31日，二团占领天桥顶，对坡里形成三面包围。我军正准备发起围 歼坡里之敌，突然情况变化，日军开始对沂蒙山区“扫荡”，一、二团迅速向外线转移，反顽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历时23天，战斗19次，共歼顽敌1400余 人，巩固扩大了沂蒙根据地。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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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01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9# 大王庄突围
1941年11月2日晚上，4000余日军在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亲自指挥下，秘密出动，不走大路，不经村庄，突然包围我驻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幸好纵队机关已经转移。
由于纵队机关与我们一旅驻地相距数十里地，对这一紧急情况没有立即知晓。而几乎与此同时，一旅机关也被日军重兵合围。敌人气势汹汹，妄想一举消灭这一鲁中主力部队。
此时一旅所属部队一、二、三团按上级反“扫荡”指示，已经突出敌人重围。一团由旅参谋长钱钧带领前往新蒙边界游击区；二团由副旅长胡奇才带领前往泰、泗、 宁地区；三团已去蒙山。由于旅领导要召开地方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布置反“扫荡”措施和任务，因此旅首长和机关突围时间晚了一天。旅首长原计划跟纵队机关一 起走，因为他们有侦察营，有电台，消息灵，容易突围。那天晚饭后，天已很黑，旅首长下令全体人员往马牧池快速行进。到了夜12时左右部队接近马牧池，命令 暂停行进，侦察连派人进去探问情况。不料被敌人打了出来，原来马牧池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情况已发生突变，我们立即改变行动方向，部队迅速上了西边的丘陵。
王建安司令和周赤萍政委，先把我叫去，讲了部队当前面临的紧急情况。然后又把政治部总务科长景宜亭、司令部管理科长马冠三叫到跟前。他俩神情严肃，语气平 静地说，看来敌人对沂蒙根据地已完成了战略包围。根据目前我们的处境，部队要安全突围出去，行动方法只宜分散，不宜集中。司令和政委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分 开行动。一、二、三团已按计划分头突围。他俩带领警卫连、侦察连、电台，在敌人包围圈内活动，观察一下敌人动向，然后伺机突围出去。要我们三人组成领导班 子，主要由我负责，带机关人员在天亮前突围出去。我觉得马冠三、景宜亭长期搞机关工作，部队比我熟悉，建议由他俩负责。政委说，地方你比他俩熟悉，马、景 配合你，就这么定了。领导既然这样说了，也就是命令了，我也不再推辞。司令、政委还交待我们，怎么行动都可以，只要能突围出去就是胜利。
这些人都是旅机关10多个科的干部，还有机关直属部队的通讯连、便衣侦察连、政治部、警卫连、宣传队、民运大队，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共计800多人。如果 遇上敌人，我们的武装力量只有警卫连的几十位战士。机关干部中只有科以上干部才配有自卫手枪，其他人员都是赤手空拳，尤其是几十名妇女同志，在情况紧急时 行动还得有男同志照顾才行。
司令、政委交待的任务非常明确。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就在跟前。我们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和停顿。我决定部队直奔南墙屿。那里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山高林密，地 形复杂，便于隐蔽，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走了一夜，我们到了南墙屿山下。发现山下有哨兵，哨兵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一问原来是纵队机关和特务团，他们在日军 包围马牧池前迅速撤离，也选了这个地方，凌晨赶到这里，比我们先上了山。
等我们上了山，已是早上八九点钟，由于纵队机关的目标很大，日本鬼子追踪发觉后迅速包围了这座山。纵队特务团和日军打了整整一天，我们勇猛反击，阵地始终 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我们部队的弹药和粮食很有限，必须在夜里突围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问纵队参谋处的人员纵队机关往哪里去？他们说往蒙山方向。我 认为往那里突围，方向是正确的。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走。我知道那里是敌占区和根据地交界，日军力量相对薄弱，便于展开敌后工作。
突围开始了。我指挥大家跟着纵队机关走，他们有部队，情报也清楚。开始果然比较顺利，但经过芦山时，此地已被日军占领，中了敌人埋伏，发生了战斗。好在是 夜间，目标不清楚，互相对射，伤亡不大。可是纵队机关被打散了，部队和机关部分人员突围出去了。幸好我们一旅机关没有被打散，也没有伤亡。没有突围出去的 300多名纵队机关的同志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合在一起，我们队伍增加到千余人。这时天快亮了。我们处在芦山脚下，山上是日本人，一旦发现我们就会被歼 灭。
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但是往哪里走？芦山在我们的北边，西北方向的黄草关已能隐约看见日本军旗——那里被敌人占领了；西边是丘陵地带，虽然便于隐蔽，但村庄 多，容易暴露目标；南边是敌占区，后面又有敌人在追击。这时东边已开始露出晨光。敌人近在身边，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我知道这时干部和家属的眼睛看着我，等我作出决定，景宜亭和马冠三不熟悉周围地形，也急切地催我赶快下决心。千钧一发，事不宜迟。而我 作出的最后判断是错是对，关系着千余人的生命。有几个胆子小一点的干部家属紧张得哭出了声来，有人在轻声安慰他们。这些家属和女同志绝大多数没有打仗的经 历，遇到这种情况，难免非常害怕。这时我一再告诫自己，必须镇定和冷静，绝对不能盲目指挥。如果我选择的突围路线错了，我们这个1000多人的队伍，很难 在敌人枪口下脱险，难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我17岁入伍，4年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危急的任务，压力是很大的，但我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我仔细地看着地图， 脑子在迅速思考着、比较着。最后我把突破口选在大王庄的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形开阔，冬季水较浅，可以渡过去。我估计敌人不会在那里设埋伏，很可 能是个空隙地段，因为我当时考虑敌人这次“扫荡”重点是山区村庄，他们会认为只要守住道路村庄，占领山头就行，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大河过去。
我的决心一下，大家立即行动。
河水冰冷刺骨，河中间有两三尺深。河面有六七十米宽，开始时卷着裤腿，但很快被浸透了。男同志扶女同志，体强的帮体弱的。我在队伍中间，一边蹚着水，一边 轻声鼓励大家。只听到哗哗的涉水声，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前进。到对岸了，大家拧着湿透的衣服裤子，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我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 情况，内心稍许安定了一些。但我清楚，敌人离我们路程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我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这里依旧很危险，不能停留，加快 速度，直奔黄豆山。我们跑步行进，家属和女同志跑在队伍中间，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路。这时大家不仅不感到冷，反而额头冒出汗了。
上了黄豆山，太阳出来了。我们千余人安全突围，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个掉队。尤其是家属们，虽然受了惊，吃了苦，这时显得特别高兴。
不久，在芦山被打散的纵队敌工部的一部分人，通讯营的两个连，还有反战同盟的全体人员，包括10来个日本人，也跑到山上来了，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吃 惊地问我们是怎么来到山上的？我们告诉他们突围的路线时，敌工部通讯营的营长说，你们如果走别的任何一条路，肯定全军覆灭，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盯上 你们了。你们虎口逃生，真是好运气。
这时还得知，纵队后勤处的一名科级干部带领10几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隐蔽在芦山脚下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天黑再走，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包围后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我说大家绝对不能麻痹，我们还没有最后脱离敌人包围圈。但是不少人经不住两天紧张和疲劳，随便躺下睡着了。我毫无睡意，依旧百倍警惕地注意四周的一切动静。我反复考虑选择一条路线，如何安全地把千余人带出敌人包围圈。
在山上紧张地过了一个白天，我决定晚上向太、泗、宁地区转移。因这一带的地形和地方政府我都熟悉。这里是平原，我们沿着太、泗、宁公路一侧小路走。一边走 一边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向。天亮前，我们到了下峪。这里有上峪、下峪两个村庄，村民同喝一口井水。由于我们队伍中日本反战同盟的几个日本人要睡觉，我们就 安排他们住进老百姓的家。这几户老百姓听到这几个人讲日本话，第二天早晨到上峪打水时说，下峪被日本兵占领了。当时上峪有秦启荣的部队，一听下峪有日本 人，吓得立刻跑了。如果秦启荣这个反动顽固分子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我让大家在下峪稍事休息，天一黑，赶紧上路。紧急行军一夜，全体人员到了马头庄。这里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二团的部队就在离马头庄不远的查河一带。马头庄在 平甫山的半山腰上，在山顶放两个哨，可以监视远处孙村伪军和张庄煤矿、新汶铁路的敌人活动情况。因此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安排好队伍，和马冠三、景宜亭商议了一下部队紧急事项，我立刻骑马赶到二团驻地。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还有副旅长胡奇才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吃惊地问我突 围的情况，并告诉我，纵队和旅领导及部队都已成功突围。我一直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讲了十来分钟带领旅机关安全突围的经过，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在非 常紧急的情况下，几宿没有好好合眼了，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一松弛下来，困意就挡不住了。他们把我搬到一张板床上，总算美美地睡了一个舒坦觉， 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与此同时，二团派人去马头庄与马冠三、景宜亭联系，迎接全体人员胜利突围。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中，我根据地遭受巨大破坏，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马牧池一村，曾遭敌三次纵火，沂水南寨村仅130户人家，青壮年被敌人抓走80 人。但是，根据地人民群众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无私贡 献。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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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05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0# 出任保卫部长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鲁中地区与整个山东形势一样，遭到敌伪严重的分割和封锁。我与敌、伪、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斗争极其残酷和艰苦。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2年8月1日，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许世 友任参谋长，汪洋任政治部主任。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均成立军区，以原山东纵队机关为主成立鲁中军区。我随即从一旅调到鲁中军区任敌工科长兼鲁中 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1943年3月，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为了进一步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 令兼政委，肖华任政治部主任，李作鹏任参谋处长。鲁中军区，王建安兼任司令，罗舜初任政委，周赤萍任政治部主任。1944年11月，我调山东分局党校学 习。地方都是地委负责同志参加，部队也都是团以上干部，校长李培南，政治部主任是舒同兼，我在部队班当班长。1945年5月，我学习结束后，调到山东军区 独立第四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日寇宣布投降。
1945年8月，我被调回鲁中军区任保卫部长。军区机关驻在博山一个叫“四十亩地”的地方，是当年日本鬼子的军营。不久，部队就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 们只好转移到附近的农村。1946年7月开始，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争需要，军区机关分前线、后方两部分，保卫部也分成前线、后方两部分。副部长张国峰 和保卫部大部分同志在后方；警卫员王汝良、侦察员周恒葆和一个马夫随我到前线行动。战时的部队保卫工作，除了锄奸肃特，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保证一线作战任务 的顺利完成。战斗在哪里打响，前线指挥在哪里，哪里战斗最艰苦，我们就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规矩。因此，我很少呆在保卫部机关，除了部队搞整训，凡有作战任 务，我就到师旅团和师、旅、团领导一起，贯彻上级指挥意图，完成作战任务。
1946年12月，国民党出动了他们的精锐部队，蒋介石的第一快速纵队和二十六、五十一师等5万多人从徐州经台儿庄、枣庄向鲁南解放区进攻，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华野总部的所在地临沂。他们行动迅速，来势凶猛，临沂告急。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陈毅司令命令，部队火速开赴鲁南参战。鲁中军区部队从诸城出发到临沂，一部分部队是坐大客车到临沂的，我坐吉普车到临沂。当 时山东军区8个师，滨海是一师、二师；鲁中是三师、四师，以后又成立了九师；胶东五师、六师。鲁中军区部队后来划到华东野战军时改编成八纵，下辖3个师 （三师去了东北，四师改为二十二师，九师改为二十三师，再加泰安警备旅改为二十四师），一个炮团。
当部队赶到临沂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和副司令粟裕正在召开会议，布置作战计划。当陈毅问到八纵队来了没有，王建安司令回答说：“已经全部赶到！” 陈毅一拍桌子说：“好！我们今天就不动了，明天继续开会！”后来才知道，总部正准备撤出临沂，给敌人设下“空城计”。
等敌人进了临沂城庆祝“胜利”时，整个战场就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我们八纵是打太子塘。战斗打响的那天晚上天气阴沉，飘起了雪花。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 烈，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开始敌人用坦克群向我部发起冲击，在被我击退后，由于天气不好的缘故，敌人未能出动飞机。中午时分，围歼战斗开始了，我 带警卫员王汝良等人离开了指挥部，来到前沿阵地观察，只见火光闪闪，火球四溅，烟雾腾腾，黑烟、白烟、青烟和着轻重机枪的怒吼声，再加上战士们的滚爬射 击、冲刺，错综交织，构成了一幅激动心弦的壮丽画面。
不到一个小时，一批批俘虏开始押下来。枪声开始稀疏下来时，我们向坦克、汽车成堆的地方走去。汽车发动机还响着，坦克的顶盖都开着，但坦克内空无一人，大炮大部分原封不动地挂在汽车后尾，车底下有死伤的国民党兵，有的汽车还在燃烧，战场一片狼藉。
这里我遇到并处理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因为误会，八纵和四纵各一个连互相对射，双方都有伤亡，以致争论不休发生扭打。我对他们说：双方不要再争吵了，因为误会才发生交火，事出有因嘛！ 造成自己部队伤亡是很痛心的，双方都作自我批评，接受教训，大家各自归队去。经我一说，两个连队的干部互相认了个错，就把部队带走了。发生误会的原因是四 纵穿灰色军装、八纵穿黄色军装。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穿黄色，有一部分也穿灰色军装，加上天气阴沉，视线不清，互认为对方就是敌人。
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第一次见到美式榴弹炮，大家都很新鲜。部分战斗部队的战士，爬上刚缴获的牵引榴弹炮的十辆大卡车，乱拆大炮上的附设部件，如潜望镜等 一些小部件。有些部件叫不出名堂，也不知道其用途，反正认为这是战利品，喜欢的就拿。他们根本不管这些部件少了一样就不能打仗。场面很乱。我看了立即登上 一辆大卡车的顶部大声高喊：在场的各部队同志注意啦，这大炮谁也不准乱动，大炮上的零部件谁也不准拿走，更不准破坏，大炮已经被我们缴获，就是我们自己的 装备，今后还要用它来打仗，大家都有责任保护它。谁拿走一个物品，谁破坏一个零部件，就处分谁。大概战士们不认识我，讲了一通不理，也可能大家因为胜利的 喜悦，高兴得大喊大叫，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我气愤地跳下车对王汝良说：你快去把他们的领导叫来。最后，总算找来了他们中的最高领导，一个副指导员，我向 他讲了刚才的道理，他表示坚决按我的指示办，把部队带走。后来八纵队炮兵团来了个副营长，带了十多个战士来接收大炮，我说太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鲁 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成立了炮兵纵队，主要装备就是这些大炮。105口径的大炮，射程有10公里，在当时有这样的大炮，也算得上是新式装备了。
鲁南战役歼敌5万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鲁南战局。鲁中军区所属部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并取得了参加大规模作战的经验。鲁南战役 结束后，已是1947年1月，快要过春节了。按照华野总部的指示，鲁南战役中的国民党校级军官战俘，由我负责审查处理。当时我任鲁中军区保卫部长，对友邻 部队比较熟悉，由于长期搞敌工工作，对地方政府也比较熟悉，工作比较方便。经了解，这批校官大多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小蒋的人，太子派。他们中大多数都在美 国接受过训练。因此审查教育后，既不能杀掉，也不能补充到部队当兵，留着还要武装看管，还要管他们吃饭睡觉。受形势所逼，必须从速处理，否则就成累赘。我 们经过分析，即便是把他们放回去，老蒋也不会信任和重用他们，所以决定把他们放了。
为了处理好这批战俘，我专程去华野总部请示汇报。华野首长很重视，同意我们的意见，还拨了一笔经费。释放那天，特地设了几桌酒饭招待他们，每人还发了路 费。我还在释放会上讲话，主要宣传当前的形势，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必定失败；共产党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必定胜利。场面显得热烈和轻松。被释放人员个个表示 感谢共产党的宽大处理，有的还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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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06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1# 初审李仙洲
鲁南战役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万余人后，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崩溃的命运，不惜抽调其他战场的兵力，共达53个旅，31万余人，用南北夹击的方法，企图消 灭解放军华东主力部队。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南线，以整编第十九军张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26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城头一线，分三路，沿海河、 沐河北犯临沂。其右路为黄伯韬指挥的6个旅，中路为李大霞指挥的7个旅，左路为胡琏指挥的7个旅。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的3个军9个师， 由明水、周村、博山向南，进占莱芜、蒙阴，妄图南北呼应，陷我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同时，又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企图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或华东野战军西去。此外，还出动大批飞机对临沂等地滥 施轰炸，并通过广播电台天天叫喊要消灭我军，蒋介石还亲飞徐州策划，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亲自督战，叫喊“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 败”。
在这种形势下，1946年1月被迫起义的伪军郝鹏举，于1947年1月27日率部叛变，再次投敌，被改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担任进攻临沂的翼侧掩护任务。 针对敌军的部署和企图，华野提出了先打南敌右路的初步方案。这也是内战爆发以来，我军一次空前的反击战。这就是著名的莱芜战役。
为了打赢这场战役，毛主席高度重视，从1947年1月28日至2月6日，10天时间内就下达了多次指示，并亲自为莱芜战役拟定了作战方针：“敌愈深入愈 好，我打得愈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定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 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
毛主席这一英明指示，及时给华东我军确定了作战方略。我军在临沂召开了高干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当前形势、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指示，进一步确立了诱敌深 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思想。分析认为，此次敌人集重兵企图在临沂外围与我决战，如能夺得战机，在临沂地区粉碎敌人，当然最好。但敌人十分集中，行动缓 慢，弄得不好就可能打成消耗战。与其待机过久，不如放弃临沂，突然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这样，不仅可以打破敌人南北夹击我军的计划，而且可以巩固我 军后方，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歼击南线之敌，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据此我军重新制订了作战计划，毛主席复电批准同意。
部队对外佯作攻打南面模样，实际秘密移师北上。2月7日黄昏，全歼叛军郝鹏举两个师，生擒郝鹏举。
2月10日，华野党委决心歼灭李仙洲于新泰、莱芜地区。当晚，我军主力分三路隐蔽兼程北上。开进中，部队采取边走边动员、边布置、边准备的方法，要求共产党员和干部起模范作用，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做好行军工作。
15日，查明李仙洲总部位于颜庄及其两个军所处位置。此时，南线我军已主动放弃临沂北上。狡猾的王耀武（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已觉察我军行动意图。在国 民党军官中王耀武以指挥大胆果断著称。他命令部队一天一夜后撤几百里，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我军可能失去战机。
此时蒋介石部属谎报“在临沂外围歼敌16个旅”，加上从飞机上侦察我军在运河架桥，有西渡模样，就错误判断我军放弃临沂是“伤亡惨重，不堪再战”。因此一 面令王耀武再度南进，一面令南线之敌沿津浦路北上，兜堵我军。对蒋介石的瞎指挥，他的部属从来不敢反驳——说对了，你比他还高明，那还了得；万一说错了， 那就完蛋了。王耀武只好按蒋介石的命令执行。我军随蒋军的兵力移动变化，不断调整部署。
20日凌晨战斗打响。我军八纵、九纵主力全歼敌七十七师，师长田均健被击毙，首战告捷。与此同时，我军主力20日晚全线发起攻击，攻占了莱芜城西、北郊外 各要点，还有口镇、锦阳关。21日拂晓后，莱芜之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反复与我军争夺北矿山、小洼等要点，激战多时，终为我击退。22日上午，敌四十六 军退入莱芜城，与七十三军会合。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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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07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2# 敌两个军进入莱芜城内，城小人多，又挤又乱，在我军重重包围下，十分恐慌。李仙洲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有的主张固守待援，有的主张向北突围，争吵不休，李仙 洲举棋难定。此时，王耀武顾虑李部孤立无援，如被歼灭，将使济南和胶济线受到极大威胁，因此又令李仙洲率部快速突围。23日晨，敌七十三军在左，四十六军 在右，李总部及全部辎重车辆居中，并列向北突围。我军及时查明了敌之突围部署，即在莱芜、口镇之间布成袋形阵地，决心放敌前进，等敌人进入口袋内，我主力 发起猛烈进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此时，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接受我军敌工干部秘密劝告放弃了指挥。我军乘机用拦头、截尾、两翼夹击、穿插分割、猛打猛冲的 战法，迅速插入敌阵，激战至傍晚，除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1000人窜入口镇外，其余全部歼灭，李仙洲也受伤被俘。
当时我担任八纵保卫部长。八纵由原鲁中军区部队改编，长期在鲁中地区工作和战斗，对当地道路、地形很熟悉。因此，八纵南下参加鲁南战役后，随即北上参加莱 芜战役。在莱芜战役中，八纵的优势得到了很好发挥，对快速取胜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我一直按八纵领导要求，在下辖3个师和炮团之间来回穿梭，了解情况， 传达指令，审查俘虏，掌握敌情，昼夜不息地工作，精神非常亢奋，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敌人飞机从头顶掠过，炮弹在路边爆炸，也毫不在乎，只感到敌人在垂死 挣扎，我们快要最后胜利了。
24日早晨，我在前线搜查战场，只见国民党士兵死伤成片，有的国民党伤兵还趴在地上呻吟、叫喊。俘虏一批一批地押解下来，远处还有枪声。我们下了公路一个 劲地往前走，迎面来了一批押解下来的俘虏。我站在一边看他们走过，凡是碰到部队干部就问他们，俘虏中有没有将级军官，回答都说没有。我问他们会不会跑掉？ 死伤的也要逐个检查。他们说这些工作会做的，在我们这一片中保证跑不掉一个。其中一个人还送我一支刚缴获的左轮手枪。
回到驻地，我正在吃中饭，司令部的一个参谋跑来对我说：李仙洲被抓到了，正在押回途中。我听了高兴得连饭也不吃了。我说先押到这里来，我要见见他。
当时的李仙洲，40岁上下，中等以上身材，头上有点伤，腿部中弹，行走缓慢，着国民党普通士兵服装，面带焦虑。
我叫他坐下，倒了杯开水给他。问：“你是李仙洲？”
李点头。
“什么地方人？”
“山东寿光。”
“现在家在哪里？”
“济南。”
“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母、妻儿。”
其实这些情况我们早已掌握，只不过再核实一下。我又递给他一支烟，叫他喝水，不要害怕，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绝对不会伤害他。他紧张的情绪才慢慢放松下来。
我接着说，这次蒋介石用重兵企图消灭我们山东解放军的主力，结果相反，只几天时间，国民党的几万军队被我们歼灭了，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李低头沉思好久，才低声说，这是我们想不到的。
我说，国民党的报纸电台宣传，你带领的部队被歼的原因是你李仙洲指挥错误造成的，你说是这样吗？
李先是一怔，接着一阵摇头苦笑。
我紧接着说，蒋介石的一贯领导作风是背信弃义，个人独裁，排除异己，早已丧失民心。你们跟着他打内战，与人民为敌，肯定没有出路。希望你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认清现实，立功赎罪，还可以得到人民谅解。
不久陈毅司令探视李仙洲，询问他伤口情况。谈及莱芜战役时，李仙洲指责蒋用人唯亲，并说打日本鬼子是应该的，打内战是错误的。自己早想解甲归田，又怕引起上面的误会，以致有今日结果。陈毅司令鼓励他多多研究当前中国政治，观察解放区的情况，为国家和平作贡献。
3月17日李仙洲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反内战通电，斥责蒋介石政府“使经济破产，生灵涂炭……”，指出“莱北之战，因其本质违反民意，致令军心厌 战，士气低落……全军覆没”，表示“李仙洲等有鉴于此，毅然放下武器，退出内战。今为促进国家和平民主之早日实现，特呼吁和平，发起反对内战运动”。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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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08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3# 参与歼灭"王牌"七十四师
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后，3月中旬部队进驻临朐地区进行休整。4月上旬，蒋介石不甘心鲁南、莱芜战役的失败，又集中了7个整编师，从临沂大汶口一线，齐头并 进，向鲁中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据此，我华野组织了泰（安）蒙（阴）战役，决心以部分兵力在正面阻敌前进，集中主力向泰安、大汶口地区实施进攻。我们八 纵的任务是抢占蒙山，阻敌前进，配合主力攻击泰安、大汶口之敌。
4月23日夜里，战斗打响，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以几倍于我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我部分阵地被敌占领，一度造成对我合围的严重局面。
根据形势发展，纵队再次调整部署，令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阻击任务。
至4月26日中午，兄弟部队歼灭了泰安之敌，我们纵队也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27日撤出战斗。
这次蒙山阻击战，实际就是孟良崮战役的序曲。5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队撤出莱芜、新泰，隐蔽待机，准备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蒋介石得悉我军主力撤 退，即令其三个兵团分三路向北进犯。担负右翼进攻任务的敌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反共先锋，他想在蒋介石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不等二兵团、三兵 团的配合行动，就急乎乎地以七十四师为骨干，在二十五师、八十三师配合下向北推进。七十四师是当年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中将师长 张灵甫骄横跋扈，自恃兵强马壮，率部急进。
我华野领导见敌七十四师孤军深入，态势突出，与左右邻里之间出现较大空隙，便毅然定下决心，集中主力，采取中央突破的方法，围歼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芦山 以北地区。华野领导赋予八纵的任务是以大部分兵力切断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的联系，阻止八十三师向北增援，封锁七十四师。
据此，我纵队令各师迅速向作战地域开进。因任务紧迫，纵队未来得及召开作战会议，部队还未来得及进行战斗动员，就开始急行军。在行军途中，各师团边走边召 开作战会议，各营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广大指战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吃掉蒋军“王牌军”。部队日夜兼程，快速行进。村边上的老百姓看到部队向南开 去，问我们部队到哪里去？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他们担心我们的部队走了，蒋介石的部队又要来了，有些恐慌。我们没有时间向他们具体解释，只告诉他们部队 很快就会回来。
为了赶路，日夜兼程。白天行军，敌机不停地来回骚扰。晚上行军，安全多了，只听得急切的脚步声和低微的传递声。下半夜行军，速度放慢，许多人在半睡半醒中 走路，有跌跤的、人碰人的，甚至走错方向的，一屁股坐下动不了的。这些现象都是人处在极度疲劳半睡眠状态下出现的，需要别人拉他一把，或在其背上猛击一掌 才能清醒过来。我纵队在5月13日按时到达预定地点。当日黄昏，战斗打响。我纵队主力以勇猛穿插的动作，向敌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之间插入。我纵队二十二师 亦于此时直插青驼寺地区，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阻住了急速向七十四师靠拢之敌。
张灵甫发现我军进攻意图后，14日上午急令部队收缩到汶河南岸孟良崮、芦山几个山头上。这时汤恩伯得知情况十分紧张，立即命令八十三师迅速占领万泉山，以 便接应张灵甫的部队。为了彻底堵住张灵甫的退路，我纵队二十三师以一个团的兵力于14日晚向万泉山发起进攻。经反复争夺，并展开了白刃战，至15日下午1 点钟，芦山之敌被歼灭，俘敌3000余人。
此时，各兄弟部队已向孟良崮强敌发起总攻。八纵二十三师不顾已连续作战三天三夜的疲劳，又挥兵杀向孟良崮。当时天气晴朗，这里已经有点闷热，人在山腰的活 动看得清清楚楚。张灵甫的部队已被包围整整两天，敌机一批批飞到山头上空，空投食品，大多是一袋袋的肉包子和饼干，不少东西飘到山下我军的阵地上。我们很 多战士还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的东西，有的把肚子撑坏了。
16日午后，我主力部队向孟良崮发起总攻。张灵甫依仗精良的装备，负隅顽抗，我军指战员以必胜的信念，猛打猛冲，英勇杀敌。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骄横一时的蒋家“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全师覆没，师长张灵甫被我军一名班长击毙。
回撤时部队捡到了一匹大洋马，我收养了这匹马，并带着它去看司令员王建安。他在莱芜战役前夕，去华野总部接受任务回来的路上，翻车摔成重伤，后来一直在担 架上指挥战斗。他看到我收留了这匹大洋马，直摇头说，这种马能骑？回去后，王建安就把自己的大青马送给了我。我十分高兴！
我原来骑的是匹烈马，也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优点是打仗时很勇敢，一听机枪声，两耳就竖起来，我两腿轻轻一夹，它就飞一样往前冲。毛病是纪律差，好使 性子，突然蹶蹄子把人摔下来。有一次行军路过一间马房前，它就不顾一切往里跑，马房门框低，我个子又高，一下子被撞了下来，摔坏了颈椎，造成颈椎骨错位。 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检查治疗。如今留下严重后遗症，颈椎错位无法纠正，加上骨质增生严重压迫神经，致使下肢麻木无力，两条腿提不起来，站立不稳，迈 不开步，给生活带来不便。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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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10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4# 随大军挺进中原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1947年5月28日至6月2日，华野前委在沂水西北的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了会议。
会上，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着重要求部队巩固内部团结，坚决服从领导，执行命令，戒骄戒躁，集中兵力在山东战场 分批歼敌主力，彻底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会议最后一天晚上，地方的领导为了慰问部队，特地请来剧团，在农家的场院里演京戏，演的是《孙悟空大闹盘丝洞》，大 家看得津津有味。在那个时候，能看上一场京戏，那简直是莫大的享受了。
敌七十四师被我军全歼后，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为了挽回面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又集中了9个师25个旅的兵力，于1947年6月25日，向沂蒙山发起了第 三次全面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华野首长采取避敌正面作战，将主力集结于敌两侧，待机歼敌的作战方针。同时，把正面阻击的任务交给八纵，令八纵迅速占据沂源 地区进行机动防御，消耗敌人力量，延滞敌人进攻，以争取时间，掩护主力集结。这次阻击战打了六天六夜，打得异常激烈。30日纵队完成阻击任务，奉命主动撤 出战斗，向博山方向转移。
这时，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以小部兵力坚持内线作战，以大部兵力向外线出击，目的是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首长决定以一纵、三纵、四纵、八纵、十纵组成西线兵团，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渠、政治部主任唐亮。
从1947年7月开始，西线兵团转战鲁西南，挺进豫、皖、苏，开展了泰安、济宁、沙士集、土山集、陇海路、平汉路、荷考等战役（战斗），有力地歼灭了敌人 的有生力量，打乱了敌军的防御计划。1948年3月起，又发起洛阳、宛西、宛东、开封、睢杷等战役，成功地摧毁了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
当时在山东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有新五军（邱清泉任军长）、新编十一师（胡琏任师长）等。我八纵在1947年7月起转入外线作战，在鲁西南牵制敌人。由于战斗激烈，部队减员严重，以后补充兵源，都成了骨干。
在鲁西南活动期间，我曾去过《水浒传》上说的梁山。当年让梁山好汉神出鬼没的芦苇荡早已不存在了，变成了一片平原。梁山的山也不高，用石头垒起来的山寨痕迹还清晰可见，真让人感慨不已。
部队接着攻打济宁。八纵二十三师、二十四师打阻击，二十二师配合三纵攻城。7月20日，我到二十二师二团指挥部。因为这个团担任主要任务，由于攻城2天未 克，指战员们显得很急躁。这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起了毛毛雨，这个团的彭团长外号叫“疯子”，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我刚到他们指挥部，他就 “耐不住了”。两门火炮轰过之后，他下令吹起冲锋号，命令冲锋。这时前沿阵地一片火海，敌人的火力很强，压得我们的战士抬不起头来。他火了，脱掉雨衣，拿 过警卫员的枪，跨上土坡，向前冲去。见此情景，我立即命令其他人把他拉回来，可他两个警卫员都负伤了。攻打济宁一仗打得不顺利。当晚，部队奉命撤出战斗。
9月，华野首长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创中原解放区的战略方针，除部分部队在鲁西南与敌人继续周旋外，亲自率领大部队向豫皖苏边区进军。豫皖苏边区在抗日战 争时曾是我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地区被国民党占领。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不怕疲劳，边行军，边打仗。进入边区以来，仅一个多月时间，就 横扫了方圆数百里的敌地方保安团和地方武装，攻克了敌占城镇8座，为我重建豫皖苏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月上旬，八纵奉命围歼周口之敌，周口是豫东 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们经过3天3夜长距离行军，于10月21日进入周口以北地区集结。24日凌晨4时发起进攻，战至7时，守敌1200余人全部被 歼，敌第六绥靖区指挥部参谋长单吉远、河北自卫办参谋长金士元等被俘虏。战斗结束后，我被任命为周口地区军管会主任。
1948年5月，八纵攻克河南许昌。我被任命为许昌市军管会主任，保卫部分出一部分人组成了许昌市公安局。不久侦破了军统局设在许昌的情报站，站长逃到乡 下，连夜将其抓获。我亲自审讯，后华野保卫部要他，派人送华野保卫部。又抓了一个从郑州潜来许昌的女扮男装的特务和几个土匪,不交代问题还企图逃跑，经我 批准枪毙。部队在许昌住了十多天，接着南下周口。在周口捉到一个军统周口地区负责人，因为部队要转移，就地杀掉。
1948年6月，部队原计划打潼关，根据敌情变化，粟裕副司令毅然决定攻打开封城。以后统称豫东战役，一是攻打开封，一是歼灭前来增援解围的国民党欧守年 兵团。华野三纵与我们八纵组成攻城兵团，由陈士渠、唐亮指挥，以突然的作战行动攻打开封，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素有“九朝古都”之称的开封城，城墙又高又 坚固，当时为国民党河南省省会，它北倚黄河，南临陇海铁路，国民党构筑了永久性的防御体系，有守敌3万余人。
6月16日，我纵队隐蔽急进至开封城下，占领了护城大堤，迅速歼灭了敌警戒部队，逼进城关，协同三纵队对敌形成包围圈。三纵攻坚有名，八纵野战攻坚也有 名。两个纵队经常并肩作战。八纵负责攻打城西门、大南门、小南门。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敌机一直不停地狂轰滥炸，蒋介石还坐飞机亲临上空指挥。
经过5天5夜的浴血奋战，三纵和八纵各有一个连攻入城内会合。我们从小南门突入城内。我让警卫员王汝良手拿白毛巾站在高处，与开封地下党的代表联系，等了 一个多小时未见动静。只见城内景象目不忍睹，国民党军队的尸体与沙土、砖块叠压在一起，已发黑、发胀，正是六月天，臭气熏人，令人作呕。战士们打扫战场， 掩埋尸体，时间一长，把嗅觉给破坏了，几天吃不下饭。我用个口罩，上面浇点酒精，才好受点。开封打下来时，国民党的河南省省长刘茂恩化装成大学教授才得以 逃脱（当时我们有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守敌3万余人全部被歼。这是解放战争以来，我军首次攻克省会一级的大城市。
八纵从城南面攻入城内后，任命我为开封南区军管会主任。部队离开开封时，我到开封南面的朱仙镇去看岳飞点将台。刚上点将台，碰上八纵侦察营长刘希坤。他 说：部长你还在这里啊？我问：怎么了？他说：敌人已经过来了，离这里只有三四里地了，快离开这儿，我派个连掩护你撤。我们钻进青纱帐，走了一天才追上纵 队。
1999年我又去了开封，去看了当年攻打南门的我部指挥所（以前是面粉公司），城墙上原来机关枪打的痕迹清晰可见。当年敌人最后固守的地方古龙庭已修复一新。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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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12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5# 我和刘馨的军中婚礼
1948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部队正在河南义门集结休整，华野首长决定调我到西线兵团任保卫部长。我深感担子很重，不能辜负华野首长的重托，准备前去报到。
这时，李耀文同志再次催促我，要我抓紧把和刘馨的婚事办了。他说，你和刘馨互相了解的时间较长了，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结下的情谊，十分可贵。刘馨14岁就 参加革命。几经艰难和生死考验，是一位意志坚强、有骨气、有志向的女青年。你们结合，将来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关心，更好地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
李耀文同志当时任八纵政治部主任，山东荣成人，为人正直、热情、谦虚谨慎、处事公道。我们早已熟悉，互相间关系很密切。他是我和刘馨之间牵线的热心人。李 耀文同志说，你们这一分开，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碰在一起。他要我办完婚事后再去西线兵团报到。我和刘馨经过认真商量后，打了结婚报告，经兵团政治部批准， 就结婚了。
刘馨家庭是地主成分。她家在孟良崮下垛庄以东的师古庄，她的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开明地主。那时党的一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一旦暴露身份就要坐牢杀头。 沂水垛庄的刘家很有名，刘如兹是共产党员，曾任山东共青团书记，1934年前被韩复榘杀害。她祖父受此影响，也与革命力量靠拢，不惜变卖土地，积极支持两 个儿子参加革命。刘馨的父亲刘长鑑（字镜塘）是1933年在济南求学时入党的中共党员。1934年山东党组织被破坏，他因回家完婚，免遭韩复榘杀 害，1938年经彭瑞林介绍重新入党。刘馨母亲、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是1938年王兴介绍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沂水九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在她家里秘密成 立。支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在她家举行。南来北往的地下党的骨干和八路军部队到垛庄，经常在她家落脚，吃住在她家，受她家掩护。她家成了鲁中地区地下党的 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为此，她家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日伪汉奸、日本鬼子的威胁、迫害。1941年冬的一天，汉奸大队长刘乃林指使一帮汉奸闯进她家，抓走了年仅11岁的刘 馨和她60多岁的祖母。企图以一老一小为人质，要挟刘馨祖父、祖母交出两个儿子，并要他们声明脱离共产党，保证不参加抗日活动。否则，就要把祖母和孙女俩 作为顽固的抗日赤共分子，交给日本鬼子特务机关处理。
鬼子和汉奸十分狠毒，毫无人性。他们把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和她年少的孙女关在一间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不仅用饥饿、寒冷、疾病折磨她们，还用恐吓、拷打等手 段，在精神和肉体上虐待她们，企图让刘馨的祖母交出两个儿子。刘馨的祖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丈夫和两个儿子的革命活动，她不仅清楚而且积极支持。跟着 共产党毛主席走，革命一定会胜利，这种真诚的信念，她从来没有动摇过。尽管她的人生道路艰难曲折，并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一度受到错误打击和不公的待遇， 但她对自己过去为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始终无怨无悔。可怜的一老一小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狱中度过了半个年头。敌人几次威胁要杀死祖孙俩。令人遗憾的是，刘馨 的祖母由于过多地遭受身心折磨，没有等到全国解放，就去世了。
鬼子汉奸要杀害祖孙俩的消息，敌人早已告诉刘馨的祖父。她祖父听了确实十分紧张。他当然不会做有损党的利益的事。但他托人告诉鬼子汉奸，要用钱赎命。他的 确这样做了。他四处托人，要卖掉自己仅有的土地，用钱赎回妻子和孙女两条命。鬼子汉奸一计不成，也表示暂时同意，先交钱来方可保两人性命。刘馨祖父一再压 低土地价钱，但还是迟迟卖不出去。他也知道，在长期战乱、日军掠夺和官匪压榨下，旧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小地主都自身难保，广大农民食不果 腹，哪里还有人出钱买土地？
就在刘馨祖父为此急得生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1942年春我们反“扫荡”开始了。我随一团参加作战行动。
刘馨的家庭在当地是有点名声的，我们也知道刘馨和她的祖母关在崖子的鬼子据点里。我们部队先打下垛庄，接着打崖子，战斗很快就结束，汉奸大队长刘乃林被抓 住枪毙。刘馨祖孙俩就得救了，但她的祖父就在这一天病故了。我当时只知道刘馨祖父母和她父母、叔叔的情况，也听说过刘馨和她祖母坐牢的事情，对她老少俩在 狱中的表现很钦佩。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才知道，刘馨出狱后，在她一再要求下，进了沂南县县学。校长由当时任沂南县县长的翟翕武同志兼任，袁芳烈同 志也在这里读书。1949年翟翕武、袁芳烈随大军南下，“文化大革命”后在浙江省担任省级领导工作。
刘馨的父亲当时担任沂南县民政科长。他一直留在山东工作到离休。刘馨在县学读了两年书后即参军到部队。此后，她就随着大部队，行军作战，转战鲁西南、豫、皖、苏，参加洛阳、宛西、开封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我和刘馨结婚是在1948年的8月，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起来。婚礼十分简单。很多纵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前来祝贺。但是没有酒席，没有糖果，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里吃的饭，以茶代酒，虽然简朴，但很热闹。
婚礼那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当时我们通过六十五团政治处主任张正德，通知该团七连指导员刘馨的表哥支福田，要他赶紧骑马到保卫部王部长这里去一趟。他 一路上十分紧张、害怕，因为他知道凡是保卫部找谈话准没有好事情。他曾亲眼看见有的人一去不回，有的人被保卫部审查后枪毙了。一路上心想自己出了什么大问 题了？自己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破落了，16岁入伍就向组织交待清楚了，也表过决心，写过保证，背叛地主家庭，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没有隐瞒任何历史 问题。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作为一个连队干部，一向工作积极，严格管理教育战士，处处以身作则；打起仗来，从来没有贪生怕死，危急时刻总 是冲在前头，不管枪林弹雨，猛打猛冲，立了不少战功。平时生活中，虽然脾气有些暴躁，说话有点随便，但没有做过任何违规违纪的事。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保卫部长要直接找谈话？当支福田赶到我这里，向我报告他是六十五团七连指导员支福田时，说话都有点哆嗦，脸色显然十分紧张。一旁的刘馨看出来了，笑着说： “没有事，我们结婚，请你来参加婚礼。”原来是团政治处主任没有把话说清楚，也许是故意作弄他，才发生了误会。
婚后，我带着爱人刘馨，警卫员宋文祥，工作人员周恒葆、王汝良，饲养员大老刘，去华野总部报到。当时，华野总部在曲阜。我报到后，即在曲阜参加华野前委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近一个月，结束后，我又调任山东兵团后改为第七兵团保卫部长。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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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13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6# 第二章 敌工战线
我永远怀念他们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兼鲁中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从这时 起，长期从事敌工工作和公安保卫工作。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决定，那时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敌工工作极其重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山东的对敌斗争要以政治攻 势为主，注重从政治上思想上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罗荣桓同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时，他亲自兼任锄奸委员会书记。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工作的要求很高。 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强调：锄奸反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要有顽强性、坚持性、创造性，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一致结合；要对敌人做到 知己知彼，要动员全党全军的力量；要善于掌握党的锄奸反特政策，要善于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害打击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从1942年初起，鲁中地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不久又设立敌工部，基层设敌工站，抽调得力干部，开展敌工工 作。武工队活动也很活跃。山纵一旅、四旅，各军分区，公安局都纷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及日伪军，振奋群众的抗战情绪。我作为敌工战线的一名 领导干部，按照敌工工作的要求，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采取特殊的工作和活动方法，周旋于敌人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敌人，同时分化瓦解敌 人，努力化敌为友，物色可靠人员，建立情报站。首先在新泰大峪、祝福庄、平岭、北鲍和东都建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又在泰安、济南、莱芜、蒙阴等地建立情报站 20余个。仅大峪情报站1940年至1944年就传送各类信件、情报800余次，护送干部20多名，未出过一次差错。1942年一个隆冬夜，情报员李美先 同志护送杨勇同志（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根据地。
在我影响和带动下，老家东都许多同志投身抗日和锄奸斗争。有在蒙阴岱崮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班长王英进，有新婚不久就毅然参军参战的王安东、王步安，还有王 开祥、王孝三、王春平、王步和、王步伦、王传录、王传春、王朝、王永三等革命烈士，还有王澄、王正祥、王生根、王安元、王安振，他们都是我的宗亲。我五哥 王春风是一位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朴实农民。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村里的“两面保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搜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 志。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各个阶层的人员，同情、支持以至参加抗战和革命，是我们军队始终十分重视的工作，也是我们敌工部门的一项重 要任务。沂蒙山区有个李家楼村，村民多系宋代抗金名将李通的后裔。村里有个商人叫李瑞凤，系李通25代嫡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到这一带活动时，发现 李瑞凤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就设法引导他参加抗日。我住在他家里，抽空就给他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用他的一世祖李通在岳飞帐前英勇抗金的事 迹激励他。李瑞凤逐步认识到：国破必然带来家亡，如不抗日，现有的家业也保不住。思想觉悟后，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抗日宣传，还把自己的家当成八 路军敌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安排“交通员”食宿，为我军行动提供各种便利。我自从1941年冬反“扫荡”时带领旅部机关干部和家属在日寇包围圈中顺利突围 后，部队每次遇到反“扫荡”，我所在的旅和军区领导干部，都把家属托付给我，还有宣传大队、民运工作大队的一些女同志都由我负责安全转移。由于敌人“扫 荡”时，敌占区成为灯下黑，我多次带着这些人员辗转在日伪眼皮底下，有时就住在李瑞凤家里，从来没有出过事。那时我军的给养非常困难，有时全靠驻地的老百 姓募集。看到这种情况，李瑞凤把自己家中的多余粮食捐给部队，一次就运了十多车。有次他看到我写材料没有笔，就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解放后，李瑞凤担 任村干部。1983年，他从山东来杭州看我，我俩促膝长谈，倍感亲切。
1941年，敌工科的正式干部有50多人，罗国范、张世祥、秦元庆、于晓亭当时都是营级干部。还有刘丁浦、马法尊、李庆亭、侯殿胜、宋道顺、黄志平、辛光、曲守林、牛福地等，都是敌工战线骨干力量。
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的王安元、王安振兄弟俩出生在东都，是我的孙辈，因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到东北，他俩在东北长大，在洋行做小工，学会讲日语，从小 饱尝日寇侵占下的苦难生活。经我动员，1940年回到东都，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日军反战同盟是我部用日本人来做日军反战宣传的工作机构，属敌工部 直接领导。他兄弟俩利用有利条件，为我搜集提供大量有关日军的情报。鲁中军区所属部队几次和日军作战，他兄弟俩都在前线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并积极做好日 军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当时敌工部反战同盟有日本、朝鲜人40多名，这些人被俘后，经我们教育，思想转变很大，都能积极参加反战同盟的工作。抗战胜利后， 由于忙于战事，工作调动频繁，与安元、安振兄弟俩失去联系。据说安元曾到济南找过我，那时我已不在济南，在西线兵团参加豫东战役。他为人耿直，脾气暴躁， 仇视日伪汉奸，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常和伪职人员顶撞吵架，坐过国民党的牢。后来参加东北解放，一直在东北地方工作。安振随军南下到浙江杭州交际处工 作。“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兄弟俩历史复杂，还能讲日语，被造反派怀疑是“国际间谍”，长期关押，拷打逼供，受尽折磨。因为唯一知道他们全部历史的我也早已 关押在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才复职自由。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兄弟俩才得以落实政策。
当年许多参加敌工工作的人员，是我和其他敌工干部直接物色，单线联系，建立情报点的。这些人员当时没有名分，没有任何报酬，是自己出钱出粮，冒着生命危险 参加革命的。由于战争年代部队调动、人事变化十分频繁，和这些敌工人员很容易失去联系。这些敌工人员好多当时都是“两面人员”，明里为日伪汉奸服务，暗中 为我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那时也没有什么档案和文字记载，尤其敌工工作，什么事情都在个人脑子里。这些同志，不管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过去的特殊经 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我心中怀着深深的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我记得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过的一个朝鲜人，叫金明，抗战胜利后回朝鲜。还有一个朝鲜人叫崔春生，通汉语、日语，主要跟我做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也回朝鲜。 有个日本人，叫小林，回国后一直热心于民间中日友好活动。1983年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他随访问团来中国，到杭州时，我在刘庄国宾馆宴请他一行。 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今天仍能继续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得的，还有记不得的，如今健在的，还是过去牺牲的，或者后来去世的，在战争年代生死考验中结下的革命情谊，是永远不会淡忘的，我至今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们。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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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22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7# 敌工干部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山东八路军和日伪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战。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鲁中区八路军在全国未反攻以前就攻占了蒙阴、沂水、莒州、泗水……，特别是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敌工工作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蒙阴城位于鲁中西南部，是日伪“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桥头堡，驻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唐云山部12个中队一千数百人。蒙阴城成为日寇对沂蒙山区人民实 行“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重要据点。蒙阴城系古城，城高墙厚，加上日寇多年经营，易守难攻。为此，军区党委决定，利用内线，里应外合，攻克蒙阴 城，拔掉日伪多年安插在我沂蒙山区的顽固据点。
在攻克蒙阴城之前，鲁中军区各部队在袭击蒙阴地区各敌伪据点时，按照军区党委指示，敌工工作在建立内线、搜集情报、瓦解敌军、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中，作出了 很大努力。敌工干部张世祥、秦元庆当时都是营级干部。秦元庆同志祖辈在当地人缘很好，和当时敌伪中的一些人有亲戚关系。在秦元庆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下，他的 不少亲戚都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我就利用秦元庆的这些关系把张世祥安插到敌伪蒙阴“新四团”（蒙阴四区自卫团）的一个连队，后来张世祥控制了这个连，还把 两个排长发展为中共党员。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到当时驻桃墟沟的敌伪二团（王立庆团）人数最多，势力最强，便将情况报告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先歼灭二团。
当时在敌伪二团任蒙阴城中队长的仇士经，已被我发展为地下党员。他及时向我提供敌伪二团的兵力部署情况。王立庆一举一动在我掌握之中。战斗一打响，在仇士 经的配合下，敌伪二团很快被歼灭了。解放后，仇士经在地方当干部。1985年当地一个干部给我写信，说仇士经去世，要我给他写墓碑。我当即写了“仇士经同 志之墓”的碑文寄去。据说，立碑时盘车沟不少老百姓都去了。
敌伪主力部队二团被歼灭后，我立即安排了对敌伪一团的瓦解工作。张世祥多次到该团团长曹鹤云家中做工作，在时机成熟的一天，他对曹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王 芳派来的。”接着对曹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能伤害我方工作人员；二、教育队伍不要欺压老百姓；三、不能进行武装骚扰，损害我抗日军民利益。
曹鹤云与我此前虽无见面，但互相早已熟知。他一听张世祥是我派去的，立即表示：“按王芳部长的要求执行。”敌伪二团消灭后，对他震动很大。经我内线反复教育，思想渐渐向我靠拢。
过了两个月，一旅二团的几个侦察员到蒙阴城周围地区侦察时，毫无阻挡，非常顺利。这几个侦察员又到仙人洞山上侦察，山上有曹鹤云部队的两个排驻守，曹下 令：“对八路军侦察不要消耗子弹。”伪兵立即撤退跑掉了。我侦察员上山后，把可用的东西收起来带走，最后放火烧了敌人的防守设施。蒙阴城里的日本鬼子得知 此事暴跳如雷，马上把曹鹤云抓了起来，并上他家封门清户，连门框上、灶洞里都搜查了一遍，但什么“通匪”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敌人只好把曹鹤云关押在炮楼底 下，由一只大狼狗看守。最后，日本鬼子见也审不出什么东西，就把曹调到泰安保安大队当了大队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军攻打泰安城时，曹鹤云对部下 大声高喊：“我和敌工部王芳有联系，弟兄们放下武器，向八路军缴枪投降！”从此，曹鹤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奋勇攻城，英 勇牺牲，令人惋惜。
攻占蒙阴城的战斗是3月8日正式打响的。鲁中军区集中主力一团、四团、九团、十一团及军区、第二军分区特务营参加作战。司令员王建安亲临前线指挥，并调新 泰县敌工部长曹礼琴、弗县敌工部长刘西密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由敌工部直接领导的蒙阴敌工连调南官社驻守，准备对付蒙阴城守敌最坚固的西关炮楼。我军当时的 武器装备很差，即使正规部队，每个连也只有三挺轻机枪。驻守蒙阴城的伪军是原公万东部下，我曾通过关系把我军一部分同志安排到里面并深深扎下了根，在解放 蒙阴城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守敌连长宋学兰的传令兵乔贞言是我敌工部内线，在1942年由我派出安插在该团当传令兵（日伪在蒙阴城内共设六个炮楼， 通过我敌工工作，这六个炮楼均安插了八路军的内线）。
1945年3月8日下午，乔贞言接到我鲁中军区敌工部攻城记号为白毛巾、口令为“胜利”的指示后，立即把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乔贞贵、乔贞顺找来，掏出200 块现大洋说：“你去要一些肉和菜，还有大烟泡，今晚请大家喝酒。”并告诉各班：“今晚没事，每班发30块大洋，赌、喝、抽大烟，个人随便。”班长们个个手 里掂着大洋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乔贞言把大小头目安顿好后，才把两个兄弟拽到一边悄悄地说：“今晚9点攻打蒙阴城，军区交给咱的任务是设法迫使宋学兰起义投 降。现在离攻城时间还有1小时，我用喝酒稳住伪军头目，你俩快去把全连的枪栓搞掉！”话音一落，三人分头行动。不到20分钟，乔贞贵、乔贞顺已将全连80 多支枪的枪栓用洋面袋子背了回来。
等到桌上的马蹄表快指向9点时，大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乔贞言看到时机已到，一把把宋学兰的匣子枪抄在手里，大喊道：“弟兄们听着，今夜八路军一万人攻 城，泰元庆的部队已到了文庙（当时宋连驻地），哪个不投降死路一条！”这时乔贞贵、乔贞顺两兄弟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堵在门口。伪军们一看大势已 去，纷纷说：“一概听你老乔安排，只要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就行。”就这样，宋学兰全连被迫起义。宋的临战起义，对蒙阴城守敌打击很大，为总攻胜利起了重要作 用。
3月9日攻占蒙阴城，全歼日军12个中队、1200余人，活捉伪县长唐云山，我阻击部队还全歼日寇从新泰派出的增援部队100多人。
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的信心。抗日宣传队编写的《打蒙城小调》在临沂、泰安一带传唱至今，表达了根据地军民对这次战斗胜利的喜悦心情。
打蒙城小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曹大闹蒙阴城》，“沂蒙山下整兵马，大军攻打蒙阴城。血战一天加两夜，汉奸鬼子一扫清。众位英雄咱不讲，单说进城的头两 名。您要问这两位英雄汉，出在鲁中老一团，一个叫曹风州，一个叫曹世范……”说的是他俩乔装打扮成乡下农民，给城里亲戚送粮，箩筐里藏着100余斤炸药。 在我蒙阴城里内线的接应帮助下，闯过数道守敌岗哨和巡逻兵的盘问，进入城内，在深夜炸开了西城城墙，为部队发起总攻创造条件，立了大功。
蒙阴城解放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我参战部队。鲁中军区召开了授奖大会，各师、团、营分别召开了祝捷会。乔贞言受到军区表彰，立了一等功。但是敌工干部和 参加这次战斗的内线人员，没有受到公开表彰。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干过什么事情，起过什么作用，除了一些领导知道，部队多数同志是不知情的。但他们不会有任何 怨言，从参加敌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懂得，当敌工干部就要做无名英雄。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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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24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8# 深入虎穴除汉奸
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名叫林洪洲，20多岁，莱芜人。他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 关争相拉拢聘用他。他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
大家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不少人想寻机杀掉他，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但他沉着应对，几次死里逃生。
这个“日本大特务”却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是由我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秘密派遣，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日军政治和军事重要情报，为我八路军山东部队顺利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真名叫郭善堂，现名叫罗国范。
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和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更加狡猾和残忍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 和“蚕食”。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坚决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的一天，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诉我，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抽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 区和敌占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特工人员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 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队的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 理，动员大家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开始，募集队的工作主要在根据地进行，后来为了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扩大到根据地边沿，直至 敌人占领的地区。募集队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敌工部领导，但由于它的工作特点，我也经常向他们额外分派一些任务，如在敌占区探听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暗中携 带、散发我军的宣传用品。不少募集队员实际上就是敌工部的编外人员。郭善堂表现机智勇敢，为人忠诚，不怕吃苦，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出 色。根据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作为一个特工干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找郭善堂谈话，说明组织的决定和要去完成的任务。他只谦虚了几句，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还显得有些兴奋。我知道对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 没有比组织对他的信任更让他高兴的了。敌工部的工作不仅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干部和战士眼里还充满了神秘色彩。毫无疑问，郭善堂是热爱这项工作 的。但是，他向我表示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害怕牺牲，对一个打入敌占区的特工人员来说，稍有不慎，牺牲生命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是过去他在募集队工作 时，也经常会碰到敌人，遇到牺牲生命的危险。这些对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郭善堂说了心里话，他最担心的是，以伪装的身份打入 敌占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和“特务”，肯定会造成同志们、乡亲们对他的误解，亲戚朋友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年老在家的父母亲、老实本分的妻子，一下子成 为汉奸、特务的家属，他们有何面目对人？人们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郭善堂是个孝子，妻子是个童养媳，感情很好。
郭善堂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你要去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非常艰苦和危险，而且肯定要受委屈。你的父母和妻子，我们会暗中时常 派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尽量不使他们遭受意外的伤害。至于你本人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说清楚的机会，如果牺牲了，军区司令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周 赤萍、我，还有组织部部长，不大可能同时都牺牲，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代表组织给你作证，证明你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党组织派你去的。
我物色和派遣的一批特工人员，包括郭善堂，只限于我们5人掌握。而且不上文件，不留文字，这是当时特工工作性质和斗争环境决定的。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情 况不管有多么复杂，也只能全部记在我的脑子里。战争年代的特工工作纪律和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恶果。特工工作的任何任务和问题，不 论是要研究讨论，还是要请示汇报或者传达布置，只能凭脑子记忆，口头表述，不能用文字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习惯。解放以后，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年轻 干部，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还这么好，感到有些奇怪。我想，大概与过去年代里的锻炼有关。
郭善堂的担心是正常的。经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你这次去的地方是泰安，因为那里是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去后赶紧办好两件事，一是找到联络 人，二是要取得合法身份，就是要搞到良民证。”我对他说的联络人，就是过去曾经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工作过的，后来因年迈体弱，被精简回家的马 达、何士卿，还有侯希机。侯希机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在泰安日本洋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靠得住的几个人。我还对郭善堂说： “这次给你25天时间，到时必须回来报告情况，否则就当出师不利，你遇到很大麻烦，可能被敌人逮捕，甚至牺牲了。”并告诉他，下次碰面地点就在我家东都 镇，接头人就是我五哥王春风。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 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 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 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 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 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险，不仅来自敌人方面，甚至可能来自咱们自己人。”我说，“你想想，要是你装得不像，露了马脚，马上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你装得很像，必定会引起群众误会，轻则在背后骂你，甚至会对你采取敌对行动。”
“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郭善堂笑道。
“可不是嘛！不过党组织信任你，你一定要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克服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坚持下去，坚持到战争胜利！”我还嘱咐小郭，“你休息几天以后，就回泰安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咱们这边来了，有事情要联系，就到东都镇找我哥王春风，我也可以去那里会你。”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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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24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9# 取得日军信任
时间很快过去3个多月。一天夜里，我带着警卫员小张悄悄回到东都，来到东都安庆饭庄。经我哥联络，今晚安排在这里和郭善堂会面。
离东都镇不远的张庄煤矿上虽然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镇里设有警察所，还办了“防共指挥团”，队员日夜巡逻放哨，但这都挡不住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到东 都镇来。我回来时，若遇上巡逻的“防共指挥团”队员，熟悉我的都主动打招呼：“六爷回来啦！”镇上的乡亲大都这样尊称我。不熟悉的也不敢惹我，他们都知 道，谁要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
来到安庆饭庄，未等郭善堂穿衣下床，我就径直走进他住的房间。3个多月不见，郭善堂样子变了不少。他见我打量他留着分头、抹过发油的脑袋，还穿着半新旧的长袍、衣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却望着他会心地笑了。
“王部长，我给你带战利品来了。”小郭神情颇为得意地从床底下搬出一只纸箱来。纸箱上印着一行汉字“大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山田参谋长”，还有几行日文， “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携带物资免予检查，如要检查，应事先报告山东部队参谋部批准”。打开纸箱，里面装的 是些衬衣、牙膏、牙刷、刮胡刀等日用品，满满装了一箱。
原来，郭善堂回到泰安后，住在侯希机家里，一时找不到工作。侯希机虽在日本浅石洋行工作，但家境并不宽裕，郭善堂就坚持在街头擦皮鞋赚钱补贴家用。不久， 经侯希机介绍在日本浅石洋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分配给他的业务是负责收购民间的铜钱、铜元等废旧钱币。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收购钱币成倍增长，一麻袋 一麻袋地扛进了洋行的货栈。浅石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也另眼相看，并不止一次地在全体员工会上表扬了他，并让他加入了青年会，那是年轻人搞各种活动的地方。 浅石的目的不仅要郭善堂为他多赚钱，还要为他搜集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原来浅石洋行也不是只吃素的。为了尽快取得浅石的信任，通过关系，我给郭善堂几次送去 解放区的《经济日报》，浅石如获至宝，夸奖郭善堂有办法。
不久，浅石又把郭善堂引荐给他的上司山田，山田是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经过严格的盘问，郭善堂总算过了关。分配给他的任务也是了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并要他多交几个八路军的朋友，这样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纸箱里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山田让他交朋友用的。
听了郭善堂的汇报，我十分高兴。看来打入敌人内部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困难。敌人缺少心甘情愿为其效力的中国人，又急需这样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进他 们内部的条件。郭善堂今后要投其所好，伪装忠诚，长期隐蔽潜伏下来。至于如何告诉山田在根据地找朋友的事，我告诉小郭，回去以后可以这样说，朋友正在找， 不一定马上能找到，得慢慢来。等过一两个月，你再告诉他，朋友已经找到。这个人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需官，因贪污公款逃到八路军这一边，现在参加了沂蒙 专署的“三三制”政权。你说他收到山田的礼物以后，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但是你不要马上为他提供情报，情报等下一步再说。总之，一步一步来，不 急不忙，吊吊山田的胃口，让他吃呢吃不着，放又放不下，欲罢不能。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今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一些事，不觉已到半夜。我从纸箱里抽出了一包香烟，第一个享用了郭善堂带回来的战利品。
一路通，路路通
真是人们常说的，一路通，路路通。
郭善堂自从经浅石推荐，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的特工人员后，济南其他特务机关，似乎一天之内全部向他敞开了大门。
首先是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自认身居要职，高人一等，听说山田接纳了一个中国特务，就想把他置于宪兵队领导之下，亲自找郭善堂谈话，给他颁发了正式证书。
接着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这四家特务机关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产物，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竞争，共同任务是离间抗日军民鱼水关系，削弱并瓦解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此时的郭善堂活动范围更广，也更自由了。他那边的各种消息已能及时汇报到我这里来，我对他的工作要求，也能很快地传达到他那里去。郭善堂在不断向我提供日 军各种情报的同时，又必须不间断地向日军特务机关提供各种“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一条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有些是 本来就要公布于众的事情，我让郭善堂事先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叫郭善堂把 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送给他们 看，他们越发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及时而准确了。
为了更多更好地搜集我们需要的情报，我要求郭善堂打入日伪内部越深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不久他加入了青红帮。那里边有伪军军官、警察局长、 保安队员、商人、普通工匠、店员，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帮会旗帜下聚集一起。郭善堂拜师加入青红帮，这些人自然成了他的师兄师弟，接 触也就更方便更自然了。日军特务机关对郭善堂加入青红帮也很支持，目的是要郭善堂了解帮会中有没有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
为了增加力量，我派敌工干事马法遵去帮助郭善堂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汶口布店的职员。还吸收李庆亭、韩日生，包括侯希机等人，成为活动小组成员，这些人都是过去四支队精简回家、经审查靠得住的人员。可是，不久郭善堂负责的特工小组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李庆亭跟随日军到莱芜地区活动，发现鬼子携带大批假北海币①企图在边缘地区使用，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李庆亭来不及回来报告，就决定只身进入根据地 向党政机关通报情况。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日军队伍，过了莱芜城，向根据地走去。谁知在途中遭到鲁中泰山专区的公安队伏击，当即中弹牺牲。公安队欢呼胜利， 以为为民除了一害，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我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规定：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要处置的，应上报军区 批准。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公开保护汉奸特务？他们怎能理解我既不便解释又必须这样规定的苦衷！
出事没几天，我哥通过联络员告诉我，郭善堂有急事要向我当面汇报。我赶紧来到我哥家里，已经是晚上的时间。郭善堂下楼看到我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跑到这里来 了？他说还有两个日本人正在楼上打牌。他要我哥另找一个地方，说这里太危险了。我说不必，我额头上又没有写我是谁，他们见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里不仅 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管他们在楼上打牌，我们管我们在楼下谈工作。我让我哥上楼陪鬼子打牌，以观动静，楼下我听郭善堂汇报情况。
原来日本人感到鲁中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对他们霸占的张庄煤矿、孙村煤矿构成很大威胁。这里的部队归泰宁军分区指挥，泰宁军分区就设在李家楼子一带。鬼子 提出“擒贼先擒王”，准备打掉泰宁军分区机关。现在正在调集兵力，估计规模不会小，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可能就在十天半月之内。
郭善堂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据多方情报分析，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是由济南参谋部统一组织的。我对郭善堂说，你们下一步要注意了解敌人集中多少兵力，进攻根据地准确时间，以及敌人行军的路线等情况，并且及时回来报告。
我方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郭善堂把他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不断地向我报告：有10辆军车满载着日军士兵从泰安方向开到新泰。过了一天，报告说：铁路沿线的日军 纷纷向大汶口集中，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过了一天又报告说：蒙阴运来了日军，这些部队都带了充足的弹药、粮食，似有进攻根据地的样子。还有从我哥那里得 知，日本人要他准备200个民夫，明天早晨要用。日本人的习惯，每次“扫荡”之前，都要征用民夫。由此可见，敌人“扫荡”明天就要开始了。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可是，他 们进到李家楼子，根本没有见到泰宁军分区机关的影子，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李家楼子成了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
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军区首长和我当然不会忘记郭善堂他们作出的贡献。由于他们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反“扫荡”战斗的胜利立了头功。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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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28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0# 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我怀疑他是否暴露了真实身份。如果是这样，他牺牲是不可避免了，而且对我精 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可一时又得不到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善堂在敌人面前是不会泄露机密、出卖同志的。
过了几天才得知，宪兵队逮捕他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 得怀疑。还有是他多次到东都镇活动，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哥哥王春风接触较多，郭善堂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
敌人非常凶残，日本宪兵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冷水灌肚，直到昏死过去。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 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 说是一场误会，希望郭善堂继续为皇军效力。
然而，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警惕起来，我哥哥王春风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他虽是东都镇伪保长，是日伪军指定的，但那是因为我家在东都地位比较高，尤其是我 父亲在镇上很有威信，让我五哥当伪保长，完全是敌人利用我家的影响，为他们办事提供方便罢了。我哥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为八路军服务，他的具体职务就是鲁 中军区敌工部的敌工干事。他的行动虽然十分隐蔽，但频繁接触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时间长了，很难不让敌人察觉。现在看来，我哥的行动，早就在敌人监视之下， 而且已经深深地怀疑他“暗通八路”了。
我想尽量减少去东都的次数，和哥哥及郭善堂碰头的地点也尽可能离东都远一点。但是由于我哥哥这里是鲁中军区的地下联络站，它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担负这个 重要任务。许多革命同志要到他这里联系工作，重要情报不断通过他集中到我这里来。而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也决定了我必须不断地和我哥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之 间的特殊关系和密切接触，对政治嗅觉敏感的敌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警觉。他们对我哥哥的怀疑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了。
可是，我哥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每次碰面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由于我的行动不同于大部队集体行动，经常需要单独进行，有时去敌占区， 有时混进敌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当然，一旦出事危险性也更大。但我多年的敌工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形成了一套适应性较强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出过事。
然而，我哥总是不放心。他还得到可靠消息，济南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和1480部队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小白龙，指的就是我，是日伪军送给我的绰号。谁捉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让日伪军捉到我，赏银2000大洋。
我哥叫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外出，最好不要亲自来东都联系工作，改由联络员和他直接联系。但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不单独外出，而且当时正是敌工任务非常繁 重，敌工部的特殊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到一线，不冒风险，单靠联络员传递的情报是不行的，准确性要打折扣，因为联络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靠心记口 述，如果遗漏重要情节，不就误了大事？更何况我不能面对面和当事人交谈分析，获取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无疑是工作上的失职。因此，不管敌人有什么 “生擒小白龙计划”，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行动习惯和方式。
不过有一天，我真的差一点出事了。
那时，我化装后去伪军吴化文部做工作，从临朐回来途经莱芜金水河的路上，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有点人困马乏的感觉，就在河边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里 休息。我刚睡下不久，通信员宋道顺急急地叫醒我说，他喂马时听到村外狗叫得很厉害，可能有什么情况。我一看时间已是凌晨4时半，狗叫的原因可能是村民早起 外出干活了。但我还是立即穿起衣服，走到门前观察动静。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房子的土墙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接着在月光下10来个日本鬼子提着机关枪向我这边冲过来。就在我准备扣动盒子枪向敌人回击时，房子右侧沟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原来我的警卫员侯殿胜正好蹲在那里大便，听到枪声，看到日本鬼子向我冲上来，他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大概不知我的真实情况，打了几枪就停了下来。
乘这短暂时间，我赶紧带了侯殿胜和小宋从村子北侧悄悄出走。因为我进村时，对周围地形作过观察，村南有一个山坡，此时很可能已被敌人占据，出路已被封锁， 左侧是河道，右侧是道路，而北侧是一大片高粱地。我们三人一头钻进了青纱帐。当村子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时，我们已经安全撤离。
那天我和日本鬼子的突然遭遇，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的行踪，有目的地追捕我，还是偶然碰上了？事后一直不得而知。然而，这次行动使我感到心痛的是，我的那匹心爱的大青马被丢了，通信员小宋还因此哭过好几次。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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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29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1# 王老倔误打特工
郭善堂被放出来后，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有一次宪兵队长山本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情。郭善堂担心日本人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他这次来东都只想完成山本交给他的任务。到了东都数 天，没有接触我哥王春风。每天晚上，他在寨墙上来回走动。他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叫王老倔，与我同宗，小我两辈，叫我“六爷”。他认识郭善堂， 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和汉奸。一天深夜，他起床出屋小便，看到郭善堂还在寨墙上走动，留着分头，穿着长袍的身影十分清楚。像所有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对没有良 心，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特务的人充满仇恨。他回家拿了一把粪叉，悄悄来到郭善堂身后，而郭善堂以为他在寨墙上拣粪，并不在意。此时，王老倔胸中燃起怒火，决 定要亲手惩治这个日本特务和汉奸，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粪叉猛地向郭善堂头部砸了过去。见郭善堂头上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以为他死了。王老倔卸下了 郭善堂腰间的手枪，连夜逃出东都，找到驻李家庄的八路军独立营报告，“我打死了一个大特务，他被我送去见阎王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军区敌工部。当时我十分震惊，以为这次郭善堂可能真的牺牲了。事后他告诉我，苏醒过来后，觉得自己满头满脸都是血，头上两个洞还在不断向 外冒血。他知道自己伤势很重，而且处境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拼着全身力气，一步一步爬到我五哥家门前。
我五哥看到郭善堂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把他背到土地庙，又立即到区公所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区公所。我哥用朱砂拌白酒给郭善堂喝了下去，又擦洗了头上的伤口，血就止住不流了。
此时天已渐亮，区长打电话给张庄煤矿宪兵队长大出。大出如临大敌，立即赶到区公所，不分青红皂白，给区长一顿耳光，并下令要区长尽快找到凶手，否则撤职查 办。大出断定这是八路军派人干的。他慰问了郭善堂，又把他送到张庄煤矿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要抓的刺杀郭善堂的凶手当然没有抓到，此时王老倔已经参加八路 军了。
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
郭善堂东都遇刺后，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那个向宪兵队告发郭善堂的汉奸，被戴上诬告罪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接着我们利用日本人对郭善堂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比如，原中共泰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了。刘根明原是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也 作过一些贡献，但随着地位的提高，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享受。他和妇联的一个女同志关系暧昧，以至于私通，影响很坏。组织上发觉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他 便心怀不满，不辞而别，带着那女人，投降了敌人。刘根明叛变后，向敌人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 牺牲。刘根明叛变投敌，日本人如获至宝，郭善堂在山本面前说，要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没有证据，山本不会完全相信郭善 堂说的是否实情。
一天，在泰安城东15华里的省庄集市上，一阵枪声过后，市面上一片混乱。一个人在慌乱的人群中奔跑，后面有两个人紧追不舍，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 了。”这两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就是郭善堂和他的一个弟兄。说是“刚抓到一个八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正要带着他回城，他突然钻进人群逃跑了”。他们 看看那信上写的内容：
根明兄：
一别月余，近况如何？你能迅速取得信任，殊可庆贺。几次情况报告，均已收悉，勿念。诸事来人面达，不另。祝
好！
王芳
某月某日
郭善堂让他的弟兄把信送给宪兵队。宾川开始有些不相信。刘根明也矢口否认，但经不起宪兵队的刑罚，很快就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
宾川要他继续和王芳保持联系，向王芳报告假情况，王芳有什么指示，立即向他报告。
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后悔自己叛变投敌。想起在革命队伍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同志们对他很亲热。如今在日本人手里，过着如此屈 辱的日子，思来想去，真是后悔莫及，就向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 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写给我的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宾川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在他额头烙上红印，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又如，时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的武思平，是鲁中军区先遣大队长武中奇的弟弟。一次到济南联系工作，不幸被泺源公馆的特务捕获。敌人动用了所有刑罚，他始 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军区后勤部采购员，是来济南采购物资的，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见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
郭善堂也参加了对武思平的劝说工作，并与他暗中沟通，为了麻痹敌人，里应外合，逃出虎口，武思平假装回心转意，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 军采购员。几次下来，日本人虽然没有收获，但跟随的特务渐渐放松了警惕。一天，武思平照常外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乘敌人不备，迅速逃离。待特务反应过来， 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找人不见踪影时，立即向泺源公馆武山报告，通知铁路沿线军警配合行动，但却没有结果。武思平早就在我们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自己朝思暮 想的部队。
郭善堂在日本投降后回到部队。他回队时急于先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亲，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叛徒林洪洲”、“打倒大特务林洪洲”，群众的拳头劈头盖脑向他打来。
林洪洲大声说，乡亲们别误会，现在我说你们也不相信，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
于是，林洪洲被五花大绑送到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不相信他说的是真情，又把他送到县政府。直到与我通了电话，证明林洪洲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才消除误会，受到热情接待。
林洪洲归队不久又接受新的任务，带了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到泰安郊区搞游击活动去了。
解放后，郭善堂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时他常来看我。说起抗战时期的那些往事，他总是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最值 得回忆和品味的人生经历。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最痛苦的不是战争年代执行特殊任务引起自己的同志和群众的误解和受辱，而是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因此而被戴上“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接受长达七八年的关押和审查。
1974年10月，我已经毛主席亲自批准释放出狱，此时罗国范同志还被关在狱中。幸亏我能活着出来，不然真的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林洪洲那段历史不仅是完全清 白的，而且是受组织派遣，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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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30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2# 五哥不幸牺牲
我有五个哥哥：大哥一直在家种地；二哥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当劳工，东北解放后，参加第四野战军，到武汉，1952年复员回家；三哥抗战前病死；四哥被日本鬼 子抓走，关在东都镇据点内，被折磨得快要死了才放出来，已经不像人样了；五哥抗战初期参加革命，1943年被日本鬼子杀害。
1943年，为了挽救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被动局面，侵华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强调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手段来破坏抗日根据地，瓦解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年初的一天，我哥通过交通员告诉我，几天前，他被日军传唤到张庄煤矿宪兵队。队长大出对他说，你弟王芳是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老是和“皇军”作对， 在鲁中地区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皇军”安全。按照中国的王法，够得上满门抄斩。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但作为一家人，你是他哥，有责任做好劝说工 作，叫他收敛一点，不然的话，你告诉他，“皇军”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哥说，我六弟从小在外读书，受共产党宣传影响很深，他去参加八路军，家里都不知道， 至今也没有联系。我从小跟父亲在家种地，安分守己，如今又当保长，为“皇军”出力。我们兄弟各走各的路，谁也不管谁。显然大出对我哥的回答很不满意。他 说，你用不着推得一干二净，王芳经常暗中来东都活动，作为兄弟，你们有联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为了刺探情报，危害“皇军”，那是要杀头的。我们早 有确凿证据，你也无须推托。过去的事，我们可以宽大为怀，只要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如若再不听劝告，我们就要采取断然措施，除掉“小白龙”。那时你也休怪我 们日本人不讲情义。假如你能劝说你弟为“皇军”效劳，我们可以给他连升三级，还保你全家荣华富贵。我哥心中暗骂大出痴心妄想，口中还是答应设法做做我的工 作，今后不要给“皇军”再惹麻烦。
我得知此事后，非常担心我哥的安全。日本人想除掉我绝非易事，而我哥的处境更加危险。我曾计划让我哥离开东都，但又担心打乱地下联络工作，需作妥善安排。 看来济南宪兵队和泺源公馆要除掉我的计划，不仅没有放松，而且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正在加紧实施。从大出对我哥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执行济南宪兵队的指 示，上面对他的压力还真不小。
可以肯定，在日本人眼里，不仅我从事的工作会牵涉到我哥，怀疑我哥暗中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他频繁接触八路军地下交通，时间长了，工作再隐蔽，也难免要走漏 风声。那几天我日夜担心我哥随时会遭敌毒手，但没有想到敌人采取的步骤那么迅速，第一次传唤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哥就被张庄煤矿宪兵队逮捕了。告发我哥的是 村上一个破落户，叫任在田，在伪区公所做事，他见宪兵队传唤我哥，就来了个落井下石，向宪兵队告发我哥雇人在煤矿收买炸药，向八路军提供爆炸物品，显然这 是用来对付日军的，这无疑又给我哥加了一条死罪。
事情确实如此。那时，日本鬼子采取碉堡战术，躲在乌龟壳里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暴露在外面，用机枪、迫击炮和他们交火，效果差，损失大。那时我们没有大 炮，如何打掉敌人的碉堡，是个战术上的重大难题。当时我们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有个副团长，叫王凤麟，他是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县卧龙河村人，出身贫苦，向往革 命，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特务连长。后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参加了校内由一个德国教员任教的工兵班，学习爆破工程。抗战爆发，他回到延 安。不久随黎玉和江华同志来山东，分配在我所在的四支队工作。在领导支持下，他发挥自己专长，办了多次爆破训练班，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炸药进行爆破试验， 随着一声巨响，一座日军废弃的碉堡瞬间成了废墟。用炸药爆破的威力让指战员们大开眼界。可是炸药的来源是个大问题。当时山纵兵工厂的炸药不仅数量少，质量 差，爆炸威力低，工兵在操作中还很容易误伤自己。相比之下，日本鬼子霸占的张庄煤矿用的炸药，效果就强得多了。因此，如何搞到张庄煤矿的炸药，就成了我们 敌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时，煤矿上的中国工人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十分贫困，为了养家糊口，时常冒着危险从井下夹带炸药，藏在裤腿里，绑在大腿上，躲过日本矿警的检查，偷偷卖给 需要的人，换点钱来，补贴家用。东都镇上有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不少矿工知道那里收购炸药。其实这家收购站的老板就是我哥王春风，我们的交通员定期到那里 收取炸药送到部队。这些炸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1941年1月，我们二团用它去攻打新泰汉奸陈三坎的张家栏子据点，二团三营用它攻占徐家楼伪军据 点；4月，二团用它拔掉徂徕山日军据点。这里的敌人都顽固地据守在碉堡里，如果我们不使用爆破战术技术，估计会牺牲很多人。1948年7月16日毛主席在 《关于太原战役》的电报中指出：“……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这是王建安同志调动工作途经西柏坡时，向 毛主席汇报的。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倡导下，1948年的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东北历次重大战役中，我军都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墙突进城去，消灭了敌人。
再说，宪兵队逮捕我哥后，开始要他交代我的活动情况，配合日军设法抓住我。遭到我哥拒绝后，就用刑罚企图逼取口供。我哥始终咬定与我没有任何来往，也不知我的活动情况，收购炸药也是转卖给石匠等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人会把它送给八路军，用它来攻打“皇军”。
后来，大出亲自审讯我哥，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他授意部下对我哥动用了最残忍的电刑。我哥索性咬紧牙关不开口，几次昏死，几次苏醒，在极度痛苦和愤怒中，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日军“惨无人道”、“没有人性”。
恼羞成怒的大出命令加大电刑强度，在强大电流刺激下，我哥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哥死在宪兵队刑具下，这不是山本的本意。他严厉训斥大出处事无能，事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惹出麻烦。他担心因此引起为日军效劳的那些伪职人员内心不满，也害怕我会因此不惜一切为哥报仇。
山本下令以因公殉职安葬我哥。把遗体安放在东都南庙，设灵堂，摆祭品，点香烛。大出带领宪兵队全体人员向我哥敬礼致哀，由宪兵轮换日夜守灵。
出殡那天，张庄煤矿所有宪兵和全区的伪职人员都来为我哥送葬。山本和大出上演“黄鼠狼为鸡哭灵”的闹剧，企图掩盖他们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欺骗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是，明眼人都清楚，他们这样做，恰恰暴露了侵略者凶残而又伪善的真面目。
解放后，我五哥王春风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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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30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3# 我与吴化文的智勇斗
1950年的春节，也是杭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去杭州市上仓桥看望吴化文。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他已等在门口迎我，异常热情地 拉住我的手，连声叫着“老朋友”，走进客厅。他住的是独家小院，环境相当不错。吴化文当时50来岁，中等个子，身材壮实，只是比过去担任国民党整编九十六 军军长时胖多了。
吴化文对我来说，的确是老朋友了。我在山东鲁中军区当敌工部长时开始打交道，互相熟悉已有十多年了。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今莱州）人。
吴化文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又曾是反复无常的军阀：
他早年在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任旅长，后随韩复榘脱离冯玉祥，任韩部手枪旅旅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任济南警备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成为韩复榘的亲信。
抗战初期，蒋介石借机杀掉韩复榘。此事对吴化文刺激很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有朝一日也会落得像韩复榘一样的下场。他日夜担心那生性多疑、心胸狭窄的蒋介石会杀掉他。
在抗日战争期间，吴化文投靠大汉奸汪精卫，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化文在日寇、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玩起了“狡兔有三窟”的政治把戏。
抗战胜利后，吴部被国民党收编，吴化文被委任为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率部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
我眼前的吴化文早已不是当年的大汉奸，不是国民党的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了。当然我在他面前也不是当年行动诡秘的敌工部部长。我们不是对手，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朋友了。
那天吴化文执意留我吃饭。盛情难却，两人喝了不少他从老家山东带来的兰陵美酒。他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在山东我们是两个阵营的人，你奔的光明大道，我走的 死路一条，不打不相识，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你成了我的真正的知心朋友。今天我们是朋友加同志，在浙江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去说这些心里话？没有比你对我更了 解的了。
喝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酒意，吴化文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往事。我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环境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吴化文曾在抗战初期任国民革命军新四师师长，打过日军，因此受过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政委肖华的慰问。但不久态度变了。尤其是到了1941年至1942年， 蒋介石坚持不抵抗的投降主义路线，日寇疯狂“扫荡”、“蚕食”和重兵围攻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正规军将领携妻带眷纷纷南逃， 一些杂牌军为了寻找靠山，投降日军，成了侵略者的帮凶。在这种背景下，吴化文率部公开投降日本，当起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总司令，统兵两万余人，成为山 东伪军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以新泰、沂水、蒙阴为势力范围，抓丁捕人，烧杀抢劫，配合日寇向我“蚕食”、“扫荡”，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疯狂残害人民群众， 制造了纵横200里的“无人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我抗日武装力量被逼转入分散和隐蔽斗争。
根据形势需要，中央作出加强对敌斗争政治攻势的指示。当时不仅我们敌工部门，几乎全军上下都做对敌政治工作，鲁中军区建立了“日军反战同盟”、“吴化文大 股伪军工作团”，还有“敌后武工队”。单敌后武工队，在鲁中地区就建立了８０多个。他们深入敌占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袭击、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最坏的汉 奸、伪军、伪便衣特务，摧毁伪政权，建立为我利用的两面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他们在敌后写标语，发传单，开展群众性的“咬耳朵”活动（秘密口头传播我军 胜利消息，揭露敌人阴谋），还对吴化文部伪军开展“红黑点”活动，即贯彻我军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对作恶多端的敌便衣特务、伪政权人员， 写信或发传单、告示，揭露其罪行，限期改正。做一件坏事就记一个“黑点”，并向其发出警告，通知其家属亲朋。“黑点”多了，经一再警告还不悔改，就果断地 除掉。对做了好事的敌伪人员，就登记“红点”，“红点”多了，可以赎罪受奖。这些办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股伪军工作团”是从1942年春组建的、对大股伪军开展工作的机构，团长胡成放，副团长孙克东，都是敌工干部。山东大股伪军主要是鲁中吴化文的部队和 鲁东伪和平建国军厉文礼的部队。鲁中军区主要做吴化文的工作，成立了“对吴工作团”，对外称鲁山办事处。“对吴工作团”主要通过内线工作搜集敌人据点情 报，在掩护我军人员活动、策应投诚起义、配合我军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要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那时敌工部门的任务是异常繁重和复杂的，工作极其紧张和艰苦。我当时任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鲁中军区下辖4个 军分区。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每个地区的敌工部也属军区领导。我除了参加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一些会议以外，其他时间都在鲁中地区活动。因为我是新泰县人， 从小在这里长大，对鲁中地区的道路、地形很熟悉。通常是白天睡觉休息，晚上天黑行动。因为当时几乎都是敌占区。白天有时睡在老百姓家里，有时睡在伪保长家 里。那时的乡村伪职人员，一部分是倾向革命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多数是“两面政权”，既为日本人办事，暗中也为我们服务；即使少数思想很顽固的人，也不 敢公开出卖共产党的干部，否则他会随时受到严惩。我住在伪保长家里，有时也会遇到敌伪人员的盘查，他会设法掩护我的真实身份。因此，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 的地方。活动时间在夜里，去找自己的同志，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开展宣传，瓦解敌人。有时深入敌营，争取内线，掌握敌情。也有白天外出活动的。为了迷惑敌 人，我穿的是日本政府官员的服装，挎着盒子枪，带着警卫员，时常出入吴化文的部队，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敌伪人员。我们的身份和工作一样，都是必须绝对保 密的。吴化文的部队就在我二、三军分区范围内活动。在他没有投敌之前，我们的关系已经接上头。根据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们早已把他列入可以争取为我所用 的名单之中。在他手下，有我们敌工部派进去的内线人员，也有被我们拉过来的人。对此吴化文心里十分清楚，但表面上装作不知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给 自己留一条后路。我们也利用他的心理特点，警告他不要和敌人靠得太近，只有将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
1943年1月18日，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于山东临沂、莱芜率领所部投敌。投敌兵力为一万两千人。
汪伪国民政府授予吴化文以山东方面军番号。新编第四师、新编第一师以及鲁西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山东方面军第一军。该部驻山东鲁村、南麻、悦庄地区，在日军指 挥下，多次“扫荡”抗日根据地。为此我鲁中军区于1943年夏、冬和1944年春，先后发起了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三次讨吴战役，狠狠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 焰，扩大和巩固了我抗日根据地，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表彰。在三次讨吴战役中，敌工部配合军事攻势，做了搜集情报、政治宣传、瓦解敌伪军、组织策反 等大量的敌工工作，和吴化文开展了斗智斗勇的激烈较量。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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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32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4# 阵前喊话，促使一营伪军投降
三次讨吴战役都是在鲁中地区进行的。由于我从小生长在鲁中，入伍后又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的地形和社会情况很熟悉。加上对敌斗争形势需要，各级领导又非常重视，敌工工作理所当然地要发挥特殊作用。
1943年冬，准备第三次讨吴时，部队从南麻去悦州的路上，遇到了一个钉子。吴化文部一个营的两个连200多人，占据在一个碉堡里顽固死守。这个碉堡是日 本人修建的，十分坚固。我们部队打了一个整夜，用炸药炸了几次，伤亡不小，一直到天亮，还是攻不下来。如果继续强攻，损失肯定很大。围而不打，时间又不允 许，会影响整个作战计划。军区司令王建安要我设法拔掉这个钉子，并把特务连在内的300号人交我指挥。我表示，坚决接受和完成任务。此前我已通过内线了解 守敌内部情况，并物色守敌官兵亲友写信对其进行规劝。同时，我还亲自写了一封劝降书，向守敌申明大义，死守只有死路一条，投降为人民立功，才是真正出路。
在重兵包围下，我只身到敌碉堡下喊话。同志们劝阻我，说太危险。我拒绝带警卫员，充满信心地大步走到碉堡下，开始在一堵断墙的窗口下，自报家门，用土喇叭 大声向守敌喊话。主要讲父老乡亲的希望，我军的优待政策，只要放下武器，其余一切听从个人意愿。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我们欢迎。要求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 只要留下武器，个人物品全部由自己处理。我还讲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太平洋战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日寇已陷入孤立，四面楚歌，抗战全面 反击已经开始，你们再也不能稀里糊涂跟日寇，应赶快觉悟，回到人民中间来，越快越好。我大约喊了半个多小时，碉堡里的守敌没有向我放枪。我就离开可掩护的 窗口，走近碉堡，面对里面的伪军官兵，继续喊话宣传。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顽抗，为日本人卖命，不仅自己没有出路，还对不起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我一边喊 话，一边向碉堡走近，已经看得见伸出碉堡窗口的枪管。我估计他们不太可能向我开枪。我越讲越自信。我当时内心觉得的确是在和他们讲真心话、真情话，我相 信，他们绝大多数是被蒙骗的，被迫的，一旦明白道理是会放下武器的。这一招还真灵，喊话一个多小时后，碉堡上挂出了白旗，接着用绳子把枪一捆一捆从碉堡上 放下来，然后在营长带领下，200多人排队依次走出来向我们投降。我赶紧派人向军区报告，立即派部队来接收向我投降的伪军人员。
军区首长非常高兴地肯定和赞扬了这个成功的战例。《军区战报》要我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为题，介绍战场上对敌政治宣传的作用和经验。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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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13 22:33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25# 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
对敌策反工作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43年秋，也就是二次讨吴前，敌工部根据掌握的敌情进行认真分析，为军区二次讨吴提供大量情报。同时经过军区批准，搞了一次成功的策反行动。
吴化文手下有个独立营，500多号人，武器装备相当好，驻在蒙阴和博山边界上的一个叫卢乐店的城堡里。营长叫刘鸣久，土匪出身，吸毒、嫖赌、抢劫、杀人， 五毒俱全。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这个人有个特点，喜欢和地方三教九流交朋友，对手下的士兵称兄道弟，很讲义气，在士兵中很有一点威信。我们决定在吴 化文后院放一把火，把刘鸣久策反过来。
军区政治部一位同志和刘鸣久有亲戚关系，我拿着他给刘的亲笔信，一天夜里带了一个警卫连走了50里路，悄悄地赶到蒙阴庐山脚下，已是第二天清晨。我带了一 个班来到刘鸣久驻地，其余人员留在外边以防事变。因我穿的是日军军服，带着会讲日语的翻译，哨兵没作任何检查就打开大门，让我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刘鸣久，我们早已相知不相识，我把那封信交给他。他见我突然到来，感到十分吃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像迎接他的顶头上司一样，把我请了进去。坐下后我发觉这里是一个临时会客的地方，勤务员倒茶后，刘鸣久叫我坐一会，他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随后就来。
我听到房子周围响起了紧急的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还有粗嗓子的口令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刘鸣久全身戎装，腰间还挎着手枪，大步走了进来。这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我刚来时的那种表情，而变得一脸杀气，“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请吧！”
我对他可能采取的各种态度和变化都作过充分估计，做好了最好最坏的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是冒险而来，早就有牺牲的准备。我随着刘鸣久走出会客 室，看见道路两边已站满了持枪的士兵，估计有200多人，尽管显得有些衣冠不整，胡子拉碴，但也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发笑，这是刘鸣久给我的一 个下马威。在士兵们几声高喊后，我和刘鸣久从队伍中间走了过去。前边是一条沿着山坡的路，坡很陡，坡上站着数十个士兵，架了10多挺机枪，那样子真有点杀 气腾腾。刘鸣久是在警告我小心一点，他的实力不小。转过山坡，前面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树林中有几间房子，估计这就是刘鸣久的营部，看来还是个易守难攻 的地方。走进去，里面的摆设算得上是够阔气的。
分宾主坐下后，我就夸了他几句：队伍整齐，士气很高，管理有方。
刘鸣久咧嘴笑了：“没有本事！当了十多年的老兵了，还是个营长，多亏弟兄们帮助，日子还过得去。”
刘鸣久也算得上是老牌的土匪头子，属青帮成员，北方叫“三番子”。因青帮祖师爷姓潘，由此得名。为了便于和他周旋，我事先专门找了几个老“三番子”详细了 解情况，包括他们通用暗语、礼仪动作，一一熟记在心。和这些入帮会的土匪打交道，不熟悉他们的行规行话是很难有共同语言的，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随即转过头问我：“你鸦片抽不抽？”我稍顿，“过去没有抽过，你叫我抽，我也抽。”
我知道，刘鸣久土匪出身，好讲义气，我若不抽，他肯定不高兴。他递过点好的烟枪，我抽了两口，那怪味很难受，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抽鸦片。
抽了鸦片，刘鸣久显得很兴奋，撵走勤务兵，悄悄问我：“现在外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乘势向他说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苏联卫国战争取得很大胜利，日本 偷袭太平洋珍珠港，激起美国人民反法西斯浪潮，日本已经很孤立；蒋介石坚持不抵抗路线，不得人心，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我还向 他讲了一些伪政权表面为日本人办事，暗中为共产党服务，吴化文几年前就在考虑后路等情况。听了这些，刘鸣久脸色阴沉下来。过了好一会说：“共产党与我无怨 无仇，吴化文对我也不薄，你也别走了，今天就留在这里。”
中午，刘鸣久陪我吃饭，桌上摆了一只烤全羊，还有鸡、鸭、肉，酒菜相当丰盛。我们喝的是当地老百姓酿制的红枣玉米烧酒。刘鸣久酒量颇好，我敬他，他干了，他敬我，我也干了。两人一碗一碗地对着干。两个勤务兵不停地给我俩倒酒。席间我们还猜起了拳，很快桌上的酒干光了。
刘鸣久说：“我们才喝了两三斤，你说还喝不喝？”我说：“喝！”我知道，土匪们有句话，酒场就是战场。酒桌上是讲义气，逞勇气的地方。喝酒不爽快，就是不够朋友，没有酒量，就是没有胆量。所以为了不甘示弱，他们常常喝得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丑态百出。
刘鸣久叫人又去山下庄上买来大约三四斤烧酒，说是酒店里的酒，全给买来了，找了几个地方再没有酒了。接着我们又喝。我一边喝，一边给他讲共产党的政策，日本人的残暴，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韩复榘的下场，吴化文的心病。
刘鸣久仗着酒性，骂起了蒋介石和日本鬼子。说自己投错了娘胎，当了土匪，又成了汉奸，肯定没有好下场。我说，你还很年轻，现在就是改邪归正的最好机会，我 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还能立功受奖，共产党有政策，肯定会兑现的。我又举了一些投诚人员立功受奖的例子。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特意又连喝三碗酒。显然，刘 鸣久对我这种表现感到很够义气。
就在这个时候，刘鸣久的部下来报告说，五六里地外有八路军。他们还习惯称我们是八路军。刘鸣久立即紧张起来。我告诉他，那是我带来的警卫连。等报告情况的 人退出后，我正式亮出自己的身份和此次上门的目的。我说，我是奉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首长的指令，特来向你劝降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过去你 当过土匪，做过汉奸，这不是你的本意，你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立功受奖的机会就摆在你眼前，我衷心欢迎你弃暗投明，成为我们革命军队光荣的一员。刘 鸣久低头沉思了好一会，说：“我也没有退路了，给我一个晚上的准备，明天早上正式告诉你。”
那天夜里，我住在刘鸣久的营部。我心想此时的刘鸣久，要么跟我走，要么把我扣起来送给日本人。其他选择就更复杂了。如果乘机把我杀掉，那是刘鸣久向日本人 和吴化文邀功请赏的绝好机会。我叫一名警卫员下山向警卫连传达我的命令：我在山上一切正常，不管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切忌轻举妄动，以免打乱行动步骤。但 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万一我牺牲了，你们应迅速撤离，不许恋战。将情况报告军区首长，从长计议。
第二天一早，刘鸣久来见我，说话有点支支吾吾，我当即严肃告诉他，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是一个军人，处事要果断。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是要后悔 的。你早就应该明白，日本人最后失败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到那时，蒋介石也不会饶恕你的，又是汉奸，又是通共，你的罪名还小吗？同时，我又告诉他，我的部队 在山下正在等我的回音，我保证你一路平安，一举成功。
此时，刘鸣久的思想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他说还有几个弟兄没有想通。我说不愿走的可以回家。经过反复劝说，刘鸣久才最后下决心投诚，把全营近500多号人拉到军区指定的地点，举行了正式的投诚和改编仪式。成立独立团，刘鸣久任副团长，其余人员职位不变。
不久，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部队上下传开了，说是敌工部部长王芳上山和土匪喝了7斤烧酒，说服了一个土匪头子，带着500多人来投降了。而且这个故事越传越神。直至几十年后，很多人相见后，都会主动问起我当年当敌工部部长时深入敌巢，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的故事。
刘鸣久的起义使吴化文十分震惊，他掂出了共产党敌工工作的分量。此后，在我们面前显得老实了许多。
此后，由于工作忙，我再没有见过刘鸣久。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刘鸣久老毛病又犯了，过不惯我们部队紧张而又艰苦的生活，对我军严格的纪律约束很难适应，特别 是他有抽鸦片的瘾头，如今抽不上鸦片，他就感到没法过日子，于是就组织老部下逃跑，抓回来后就被枪毙了，他的部队也解散了。
刘鸣久这样的结果使我深感遗憾。他带兵逃跑的叛变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但是刘鸣久率部起义后，我们如何及时有效地做好他和他部属的管理教育和转化工作，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下：1948年9月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打响后的关键时候，吴化文率部２万余众，举行战场起义，并于9月25日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吴化文 的起义，使我军迅速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１０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这主要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 军首长和中共济南市委长期做争取工作的结果。济南市委还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指派得力人员，动用各种关系全面深入地开展对吴化文及有关人员的争取工作。
吴化文起义使国民党守军商埠以西的阵地全部丧失，大大加快了济南战役的进程，减少了我军的伤亡。毛主席、朱总司令先后致电吴化文等，对其义举表示热烈欢 迎。济南战役结束后，吴化文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加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 役和渡江作战。渡江之后，吴化文的第三十五军第104师315团率先攻占南京总统府，并在门楼上升起红旗。
解放后，吴化文因病提出申请，要求从部队转业。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申请。吴化文从部队下来后，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吴化文因病逝世，终年58岁。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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