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隐蔽斗争 侦察工作"过关" 早在1949年3月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经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 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也多次指出，在隐蔽斗争这条战线上的战斗，比起战火纷飞的战场，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斗争则更为尖锐、复杂和激烈。 当然，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浙江大陆从解放那时起，全省公安机关就面临着与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展开紧张、激烈的斗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和后来的谭 启龙、江华同志等主要领导，都非常重视。我是主管这条战线的。首先是清除国民党撤逃前夕，应变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再是与解放军一起清剿全省近 十万之众的政治武装土匪；同时，要随时粉碎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武装匪特的偷渡袭扰，还要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现行破坏，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 命。 作为公安机关，解放初期的上述斗争，尽管是紧张的、尖锐的、激烈的，但还是比较公开的。当然也包含着同隐藏较深的敌人开展斗争。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比较注 意贯彻执行公安部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确定的“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着手建设了一些隐蔽斗争所必需的、长远斗争所必需的项目和手 段。但作为领导，无论思想认识上或具体举措上真正意义的隐蔽斗争观念，直到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才是一次飞跃。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于1954年5月召开，历时40天。会议以贯彻保卫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为主题，回顾总结建国5年来公安 工作取得的辉煌胜利，安定了革命胜利初期的社会秩序，保障了经济建设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薄弱环节，突出的是对隐 蔽较深的敌人斗争不力。罗瑞卿部长作了报告和会议总结。会上讨论了侦察工作两个专业性、规范性的《业务手册》。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 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鲜明开拓精神的会议，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当时对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有个说法，叫做公安工作要“过关”。公安工作“过关”，实际上指 的是“过”侦察工作“关”，要从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法过渡到加强隐蔽战线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并作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手段，以适应整个对敌斗争的新形势。 我与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政保处长丛鹭丹、经保处长于克家、治安处长刘中流、杭州市公安局长张世祥等作为浙江代表参加了会议。大家感到参加这次会议受到 深刻教育，得益匪浅。回杭以后，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并及时召开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进行深入的传达贯彻，全面部署了一个时期的公安工作。 第六次全省公安会议之后，我们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厅党组就如何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侦察工作如何“过关”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专业会议来讨 论部署这个问题；还派出若干工作组赴宁波、嘉兴、金华、温州等地对侦察工作的现状进行调查，并于同年12月召开全省政保处、科长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我听取了一些地方的发言后，作了《当前侦察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过关”》的讲话。我首先讲了我省隐蔽斗争的现状，肯定了成绩，着重指出：从 地、市、县公安局领导而言，知道敌情起了重大变化和自己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却不清楚怎样才能够“过关”，较普遍地出现了一种畏难、急躁情绪，如有的局长反 映“旧的一套可以去掉，新的一套还未学会”，对“过关”处于无措可施的茫然状态。侦察工作上和侦察干部中又出现：一是滋长麻痹情绪，看不到敌人，“前线无 战事”，不认真钻研业务，缺乏经常分析掌握敌情动向；二是不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存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和急于求成、避难 就易的错误思想；三是片面理解“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对待具体案件指导上不能权衡利弊得失；四是过多地强调侦察工作的特殊性，存在着与党的群众路 线相悖的那种孤立主义、神秘主义错误。 我讲了侦察工作的现状后，提出公安机关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会和提高同隐藏很深的、比较厉害的间谍特务作斗争的一套本领，“过关”就是要 解决这个问题。我强调侦察工作“过关”，必须切实贯彻党委绝对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要树立全局观念、“一盘棋”的思想，克服本位主义、孤 立主义和神秘主义；要重视情报工作，千方百计地广辟情报来源，就侦察工作讲，没有情报就谈不上侦察，而没有深入的缜密的侦察调查，又发现不了敌人；要适应 隐蔽斗争所需要的业务、技术建设，切实调整充实、训练提高侦察队伍。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要求到会同志集思广益，进行讨论。 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最后议定了侦察工作“过关”的六条标准： 一、健全和合理地组织与使用侦察力量，培养与保持了一批懂政策法律、懂业务、能搞得赢敌人的侦察干部。 二、对当前总的敌情有了正确的理解，对自己工作所属范围内的具体斗争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与特点。 三、在所属工作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建立了科学的材料管理制度，把反革命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和其他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分子放在我视线之内，为专案侦察不断开辟线索来源。 四、根据客观敌情的需要与主观力量的可能，建设了一支相应的情工队伍，建设了必要的侦察手段，并能熟练地使用这些手段。 五、对已立案的专案，实行了专人专办，并能分清主次，积极进攻，适时破案，打击敌人，建设自己。 六、侦察工作与民警治安及其他手段已密切地结合，形成总体作战体制。 传达贯彻第六次全国、全省公安会议精神之后，浙江隐蔽斗争的侦察工作，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各级党委也非常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了这条战线的工作。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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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间侦察战果辉煌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将骆止正、傅乃理两人的秘密工作关系转到杭州市军管会。5月10日，李丰平 和我一起接见了骆、傅两人。11日晚，我又到林司后骆止正家，会见了骆止正、傅乃理，以及王文镕、郑刚公、楼武佐、陈洪起。我肯定了他们解放前在敌工工作 中作出的贡献，要求他们继续在秘密斗争中发挥作用，布置了搜集敌情的任务，为摧毁敌特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他们6人不仅是杭州公安，也可以 说是浙江公安战线最早的一支隐蔽力量。这6位同志来自敌人营垒或长期与敌人打交道，熟悉敌人营垒情况，了解敌人脾性，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在配合我们反间 谍侦察工作方面，长期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常人所不能及。 一、以特治特，摧毁潜特组织 1９49年9月初，我们从情报中获悉，伪浙江省主席周嵒撤逃至舟山后纠集毛森和“内调局”特务骨干以及伪军政官员，于7月7日在定海宣布成立“浙北行 署”，妄图利用“军、政、特”三位一体形式在浙北地区建立“地下政权”，并已开始有计划地向杭州和浙北地区派遣伪县长、专员。李丰平同志和我立即听取侦察 处汇报，布置立案侦察，要求把这个“浙北行署”搞个水落石出。 不久，骆止正、陈洪起先后发现与“浙北行署”案有关的潜特郑昴林线索。我指派侦察处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率侦察员立即去密捕郑昴林。郑是浙江金华 人，1934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军事教官、临安县自卫大队长。1944年结识毛森，参加“军统”，先后任中美合作所金（华）兰 （溪）混合组上校组长、“军统”东南特区苏南站上校站长。1948年受汤恩伯、毛森之命，任浙江省八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戡乱团”团长。周喦组建的“浙 北行署”，妄图在嘉兴、杭县、於潜、建德、兰溪、吴兴建立6个联防指挥部，开辟“游击根据地”，以“潜伏”、“破坏”、“反攻”三部曲配合国民党反攻大 陆。郑昴林被任命为“浙北行署”杭州区专员兼杭州市市长、“反共救国军”杭州区总指挥。郑带了三部电台，从定海潜来杭州。 郑昴林不愧是个老牌特务，在密捕时，问丛鹭丹：“我这块木头还有用否？” 丛鹭丹回答：“不仅有用，还大有用处呢。” 郑昴林密捕后，我很快见了他，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态度。经过教育，他很快交代问题，表示要认罪归正。当时顺线破获了毛森系特务案件10余起，逮捕重 要特务20余人，其中包括毛森系特务黄福林、伍柳青、牛福，以及潜伏组织“浙北行署”主任吕师扬、副主任陈重，湖州区专员兼长兴县县长杨振，“中统”浙室 科长、“浙北行署”吴兴县县长张子海，武康县县长毛信良等。“中统”浙室股长、“浙北行署”杭县县长祝育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自首。 郑昴林不仅在摧毁“浙北行署”匪特组织、挖掘毛森系特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那时起，在对付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活剧。 这里再讲讲王文镕。1949年10月初，王文镕得悉“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和勤务兵卞金海等，躲藏在兰溪山区丁谷（“保密局”浙江站直属通讯员、浙 江保安司令部游击支队司令）匪部，即通过卞金海做章工作。10月6日，卞金海只身来到杭州和王文镕联络，王将情况报告我。我当即决定要王文镕陪同，亲自与 卞金海见面，我向卞阐明政策，晓以利害，并派市公安局侦察干部何志舒同王文镕、卞金海到金华接应章微寒回到杭州来自首。章的自首，震撼了一大批特务。经章 联络和说服，先后有“保密局”浙江站学运组组长朱文友、浙江站公开第四组组员、杭州市警察局刑警队副队长吴容照、浙江站原副站长张廷芳等向我投案自首。 章微寒也劝说匪首丁谷自首，丁表示可以在兰溪马涧向我自首，还交出一部分枪支，但章未能发现丁是有计划的假自首。在审查中，丁谷的阴谋伎俩终究逃不过我们的高度警惕，遂将其逮捕归案。 章微寒交代了浙江站组织人事、潜伏组台、应变计划，以及“军统”少将特务魏仲连“走中共路线”的应变计划，我将魏捕获。章微寒是我们争取国民党高级特工成功的一个范例，他向我们提供了对侦破工作十分重要的材料。他后来担任了浙江省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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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将计就计，擒获匪特首领 1949年11月，毛森和周嵒联手派遣的武装匪特“浙南行署反共自卫队”第二支队司令蒋芝麟进入杭州，与“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派遣潜入的林士彦接上 关系，但蒋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林士彦已为我公安机关控制使用。蒋与林一见面，就与林密谋分三步走计划，决心与共产党展开长期斗争。三步计划是：第一步向共产 党假自首，争取立足；第二步交出部分枪械，立功取信；第三步秘密组织力量，见机行动。蒋芝麟选择向杭州市公安局假自首。 我们将计就计，决定由林士彦牵线，把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以军管会“处长”名义介绍给蒋芝麟。林对蒋说：“这位丛先生是‘保密局’潜伏人员，现已获得杭州市 军管会处长职位，来头不小。”蒋从丛鹭丹的外表、谈吐等方面看不出破绽，便和盘托出当前处境和三步走计划。蒋于11月1日写了份“立功赎罪计划”，向杭州 市公安局办理了投案自首的手续后，立即回东阳、磐安等地搜罗旧部。 12月5日，蒋在东阳县斗鸡岩秘密召集旧部开应变会。宣称：“在杭州已找到了靠山，‘内调局’的、‘保密局’的都支持我们，鉴于目前困境，‘上峰’要我们 假投降，争取合法，保存实力。要付出一点代价，做出点样子，要缴一点武器，交长枪不交短枪，交坏枪不交好枪，人投心不投，日后各位自有好处。”应变会后， 各路部属纷纷办理“自新”。 蒋从东阳回杭州，实施第三步计划，打着劝降其他武装特务的幌子，网络匪特，封官委职。蒋自任司令，副司令郑儒，参谋长仇杰华，副官主任史中人，第一支队长 郑儒兼，第二支队长骆旭如，第三支队长王子辉，行动总队长章成，人民服务总队长陈秉瑶。蒋向“丛处长”汇报后，丛表示立即汇报“上峰”。 经我们研究，数天后又派丛鹭丹告蒋：“‘保密局’同意按提出的名单委任。”蒋得意忘形。再过数天，案情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决定，调虎离山，一网打尽。由丛 通知林士彦转告蒋芝麟：“‘保密局’将派要员来杭州，找各支队长谈话，当面了解，检查成绩，面授机宜，给予番号。”蒋传令后，除老奸巨猾的“保密局”骨干 特务、第三支队长王子辉先派一名大队长、“中统”特务倪锦标前来探听虚实外，其他全部准时到杭州。丛在林士彦陪同下，与他们见面，分析形势，侃侃而谈，他 们深信不疑。 1950年1月12日，林士彦传达了“丛先生”指令，要各支队长晚上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取指示，不得惊动周围。他们准时到达后，实已成“瓮中之鳖”，蒋芝麟等6名匪特首领束手就擒。 “中统”特务林士彦，浙江分水县（今属桐庐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17期学生，苏北如皋战役中为我俘虏，教育释放。林又回到国民党四十九军，曾秘密组织 “反内战大同盟”。事后被通缉而逃回原籍，适逢“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在老家分水县竞选“国大代表”，经人介绍投靠俞嘉庸，成了“中统”浙江省室调查 员，1949年初受俞的单线布置打入由中共金萧工委领导的“团结进步社”革命组织。俞根据林的密报，于4月12日，逮捕了该社23名革命青年，其中2名是 金萧工委的干部。4月26日，俞下令在艮山门下菩萨地方用机枪扫射被捕者，王慎、陈谋方、郦英等12名革命青年全部殉难。俞、林双手沾满了我烈士鲜血。 杭州解放前夕，林随俞经舟山转逃台湾。俞在台湾训练特工的“革命学院”当教官。俞将林向“内调局”备案，派他潜回浙江，在浙西北地区建立“敌后游击基 地”，并与“浙北行署”特务张子海、祝育元联络，开展活动。林潜入前，俞嘉庸已到香港继续从事特务活动，林亦经香港潜入大陆。 1949年9月29日，林潜回已解放的分水老家，无处藏身，不敢露面，潜至杭州找旧关系，经亲友动员，被迫向我自首，当时就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林报告蒋 芝麟的情况是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蒋案告破后，林提出去香港同俞嘉庸斗，我们权衡利弊，同意放他出境。林到香港后，向俞嘉庸报告情况，深得俞欢心，委他为 “杭州联络员”。林于1950年底回到杭州，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向我搪塞，暗中却按俞嘉庸的旨意进行活动，将连襟、地主分子冯安通过秘密渠道送去香港投靠俞 嘉庸，并带去了重要情报。1951年2月18日，我们依法逮捕林士彦，林竟又越狱逃跑，追捕归案后，判处了死刑。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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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进去拉出来，台湾派遣特务有来无回 浙江东南的大垟山区，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层峦叠嶂，山高林密，洞窟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崎岖山径、羊肠小道。此地曾匪患严重，虽经过近一年的清剿，但 仍有匪特潜伏下来或重新纠集起来，特别是1950年秋，匪首王子辉，从大陈岛潜回来后，打起“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富春江纵队”的旗号,进入大垟山区，收编 了王良菊、于中原、麻寿宽等三股武装匪特，改番号为“闽浙赣皖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王子辉自封司令兼第八行政区（温州区）行政督察专员，王良菊任 副司令兼第七行政区（台州区）行政督察专员，于中原、麻寿宽被任命为支队司令。 为了肃清大垟山的土匪，中共浙江省委、浙江军区和浙江省公安厅建立了剿匪指挥部。浙江省公安厅还指令温州、台州公安处组织联合侦察，选派优秀侦察干部采取 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几经较量，于1953年5月，王子辉匪部，除支队司令麻寿宽外均被歼灭。从此，大垟山区恢复了平静。 但匪支队司令麻寿宽去向不明，一度销声匿迹。 麻寿宽，永嘉县四川区大岙乡佳溪村人，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前，任国民党永嘉自卫队密探。解放初，在国民党“浙南行署绥靖军第6支队”吕练荣匪部任 搜索大队长。同年10月17日，吕练荣部被我人民解放军温州分区部队歼灭，麻寿宽脱逃，又纠集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国民党残部100余人，自立山头。被王 子辉匪部收编后，拨给了一批美制武器装备和经费，活动于大垟山区，气焰嚣张，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残害乡村干部、民兵和其他群众50余人。 浙江省公安厅要求温州公安处组织专案组，继续侦察搜索麻寿宽匪部，务必全数彻底缉拿归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正在大力搜寻麻匪下落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接二连三地派遣特务，前来寻找、联络、接应麻寿宽匪部：1952年8月，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处”派骨干特务 李启迪等8名特务，携带电台一部，潜入浙江联络麻寿宽，一登陆就被我发现，全数歼灭。两个月后，“江浙总部披山地区司令部情报组”派遣特务陈祖丘等三人， 携带电台、枪支潜至永嘉，被民兵捉住。同年11月和1953年3月，大陈“江浙总部二处”，又先后两次派特务组长杨芳林和电台台长黄君携带电台、枪支潜入 温州，伺机进入大垟山区，寻找接济麻寿宽，并带有胡宗南签署的委任麻寿宽为“浙江反共救国军浙南挺进纵队司令”的委任状。杨、黄两特务一进入温州，即落入 我侦察控制之中，决定让其活动，借以发现麻匪等下落，但杨、黄不知道麻寿宽的行踪去向，我即将两特务逮捕了。 这时，经侦察调查，查明麻寿宽在大垟山区的匪特行将剿灭时，已和亲信吕秀岭、吕秀长、胡天宝四人，化名伪造了“通行证”，潜至金华，转到浙西山区潜伏。我 侦察组即增加台州、金华地区的公安侦察干部，扩大了侦察范围，从麻寿宽等主要社会关系中教育争取，先后建立了8名情工关系，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治安管理， 公密结合，布下天罗地网。 到1953年4月5日，接到情工关系汤某报告，麻寿宽改名吴福州，准备用伪制印章再造证明，把户口落实到淳安县文昌乡浪洞村。我们追查到浪洞村，仍不见麻 寿宽踪影，据浪洞村群众反映，过去有个叫吴福州的人，在这一带做过工，现可能到分水县（现属桐庐市）方向去了。经查，麻寿宽一伙已学得掩护职业，胡天宝会 做篾工，吕秀长会泥水工，吕秀岭能阉猪，麻寿宽做些零工，他们都选择在村干部、民兵或乡人民代表的家里借宿，以掩人耳目。根据他们的模样特征、从事职业， 有群众发现他们在分水县百江区柏塔岭露过面。遂确定分水县城关和百江区为重点，温州公安处派侦察员带永嘉县原麻寿宽部属季某一起去查找。 1954年1月17日，季某在分水县城关镇西门街发现麻寿宽和被麻发展的另一名特务林玉春。季说自己“在家乡被管制，生活困难，流落在外地谋生”。久别重 逢，麻让季跟他一起走，季借故脱身，向我侦察员作了报告。在分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生擒了麻寿宽和林玉春。根据供述线索，第二天中午在柏塔岭等地捕获了吕 秀长、胡天宝、吕秀岭，在永嘉又抓获了几名残部，彻底消灭了这股武装势力。 在麻寿宽外逃、行将落网之际，1953年11月１１日深夜，由美国“西方企业公司大陈分公司”和国民党“大陈防守部二处”联合派出的第40组特务，空投到了永（嘉）、仙（居）、黄（岩）交界处大寺基龙潭坑深山密林中，为的是寻找支援麻寿宽。 第40组组长陈时畴，电台台长陈亨霖，组员陈启楹、徐振楷、周明哲。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降落后自搭帐篷，以解放军测量队名义作掩护。 时隔32天，1953年12月14日，大寺基村村民王检金、王小杏、王老七三人上山采割藤条，发现了这股特务。尽管他们自称是解放军，但手上戴金戒指，丢 弃的香烟盒大陆未见过，便生怀疑，下山向乡政府作了报告。当组织民兵上山搜索时，他们已逃遁，发现丢弃的美制帐篷，已损坏的美制发报机和对空联络机、密码 底本、电报稿、美制饼干、肥皂盒和3具降落伞等物，还有20万元人民币（旧币），证实是特务无疑。 大寺基庙管庙老人王奶花、徐培鹤见过这5名特务，认识其中一个叫陈启楹的，永嘉县张溪江潭村人，但去向不明，线索中断。 我搜索数月，没有进展，盘问几个知情嫌疑人后，把侦察力量集中到永嘉县碧莲区东山，发现东山岩洞下独户人家户主徐象宝为知情重点嫌疑人，争取突破。 徐有兄弟7人，他排行老二，初中文化，原是小学教师，因病在家休养，同住的有两个未婚弟弟。 1954年4月3日，由碧莲区公所出面，通知徐象宝到镇上帮助“抄户口册”，遂将他扣留审查。向他申明利害，政策开导后，第四天，徐象宝坦白交代了陈时畴 等5名特务于1954年元旦前夕到了碧莲，躲藏在东山天然岩洞中，其中徐振楷是徐象宝族兄，他们又转到徐象宝家，挖了地洞，架设电台，常在早晨或中午和台 湾通联。徐象宝表示愿意配合我抓获这股特务，以立功赎罪。 陈时畴等对徐象宝两天不回家，便起了疑心，4月4日晚，离开徐家。我们放徐回家，已不知陈时畴去向。 浙江省公安厅派出政保处副处长魏文华带领电讯测向小组和侦察干部黄荣波等同志赶到温州，研究案情，组织侦听测向，结合对这批特务社会关系的调查，证明陈时畴等可能已潜至永嘉县张溪一带，但侦察组的行动迟了半天，扑了个空，陈时畴踪迹又一次消失。 6月2日，徐振楷一个人潜回徐象宝家，徐象宝稳住徐振楷，翌日脱身向我们报告。为摸清其他特务下落，布置徐象宝继续稳住徐振楷。经过10余天的周旋，徐振 楷解除了警惕，经徐象宝的“关怀”询问，弄清他们于4月15日在张溪分手，陈时畴、陈亨霖去乐清大荆，周明哲去永嘉县峙口周前，陈启楹已先回海岛报告去 了。留下的4名特务，定于6月24日，到峙口会合，若能搞到船就回大陈岛。 我们分析，这伙特务已化整为零，局部破案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先密捕徐振楷，以突破案情。6月20日晚，徐象宝家灯光昏暗，徐象宝将徐振楷从十分隐蔽的地洞 中引出，到灶间洗澡。当徐振楷刚把手枪放到面盆架上，正要脱衣服时，黄荣波带领的5名已埋伏在徐家的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了这名特务。 徐振楷供述了被派遣的使命，找不到麻寿宽，立足已十分困难，陈时畴、陈亨霖去大荆陈亨霖家躲藏，周明哲去峙口老家暂住。这伙特务经过美、蒋间谍特务机关多 项技能专门训练，都是亡命之徒。决定先抓周明哲，再捕陈时畴。便布置徐象宝于6月24日赶到峙口，查找周明哲，找到周后，说明是受徐振楷之托，如找到船， 就来峙口，周毫不怀疑，要徐振楷于６月28或29日到峙口，已要周父设法搞船了。探明周明哲一人在峙口，与陈时畴等暂不会面。我公安人员于当日上午，武装 包围了周明哲家，因其母打掩护，不承认藏匿儿子，我公安人员便进屋搜索，周明哲躲在谷仓内，负隅顽抗，开枪拒捕，年仅31岁的永嘉县公安局局长张金生同志 被击中头部而牺牲，周明哲爬出谷仓欲逃，被我公安战士击毙。 匪特陈时畴、陈亨霖家在乐清大荆蔡家山，此时已被侦察小组严密监控。6月26日中午1时，陈家屋内传出电波，向台湾总台呼叫，配合破案的解放军某部侦察排缩小了包围圈。 下午3时，陈亨霖弟陈亨洪惊慌出门，即被我拿住查问，证实两名特务确在屋内，遂令陈亨洪返回劝他们投降。半小时后，陈亨霖举着电台、手枪过头顶，由母亲陪 同出门来投降。再令陈亨霖回屋劝陈时畴，陈亨霖说，已劝过，不成功，他“要等拖到夜突围”。为争取主动，下午4时，在火力掩护下，侦察排长和两名战士冲进 堂屋，推开边间卧室门，见蚊帐后面立着一双脚，正待喊话，要陈时畴投降时，里面一枪射来，排长左肩中弹，退了一步。用冲锋枪朝里点发，陈时畴腰部连中几 弹。再令他投降，这才丢出手枪，束手就擒。连忙送他去救治，因失血过多，翌日死亡。侦察排长中的是毒弹，不治牺牲。 最可笑的是，麻寿宽匪部已被我歼灭近两年之后，1956年，台湾又派特务陈启楹再次前来接应麻匪，同样是一潜入即被我抓获。 在侦察歼灭麻寿宽匪特的过程中，尽管美蒋特务机关先后六次派武装特务，从海上、空中来接应支援，他们仍逃脱不了全部被歼的命运。再一次证明一切反动腐朽势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我们在侦破这个案件中，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也付出了代价，牺牲了两位干部，这是血的教训。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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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字典”，在对敌斗争中发挥很好作用 搞“活字典”，可以说是浙江公安厅的一个创举。 早在解放初期，在清剿匪特的斗争中，我就提出要争取利用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有一定身份、表现又比较好的案犯成为我们的“活字典”，借以发现敌人，了解 内幕，扩大战果。后来，发现从“活字典”那里得到的材料，在对敌斗争中很有参考价值。为此，我们决定以政治保卫部门为主，选调干部，由丛鹭丹负责，将解放 初期剿匪肃特、反动党团特登记、社会镇反获得的材料，与缴获的敌伪原始档案集中起来，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同时，充分利用当时关押在杭州小车桥监狱和公安厅 乌龙巷看守所中的国民党“中统”、“军统”骨干特务，发挥他们愿意戴罪立功的积极性，成为“活字典”，由他们编写出“中统”、“军统”（重点是浙江省的） 组织人事资料，计59分册，每册约10万字。省公安厅政保处以上述资料为基础，经校核编纂成220万字的资料，分为《国民党中统局组织参考资料》、《国民 党军统局参考资料》，共5个分册。它对尔后了解历史、分析敌情、对漏网特务的“对号入座”、内部肃反、社会镇反、肃残，彻底摧毁终结旧时代，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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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缔"圣母军" 破获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 浙江毗邻上海，宁波是五口通商地之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较早，设立洋行、企业、社团、教会以及文化、慈善机构，培植洋奴买办，安插间谍分子。1950年 秋，基督教内由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光训为首发起“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天主教中爱国人士也发起反帝爱国运动，立即遭到天主教内反动 势力阻挠破坏，梵蒂冈前驻华公使黎培里就是指挥者。这场斗争迅速波及我省。 1950年9月19日，浙江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召开全省各地公安侦察科长会议，研究部署取缔“圣母军”的工作。为配合支持天主教、基督教爱国革新 运动，11月8日省公安厅颁发布告，公布了《关于圣母军人员登记及退团办法》，确定的方针是：“摧毁其组织，打击上层领导核心，控制分化中层骨干，瓦解其 下属，教育争取受骗团员。” “圣母军”又名“圣母御待团”，是天主教内一个国际性组织，1921年9月成立，总部设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各国设分团，地方设“区团”，基层组织为“支 团”。在“圣母军”总部发行的最高指导读物《圣母军手册》中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毁灭罪恶的统治，推翻它的基础，在它的残碑断碣里竖起基督神国的 旗帜”。“圣母军”订立许多严厉的“禁诫”、“军纪”，强迫团员无条件服从，成为供帝国主义驱使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伟大圣业”的工具。而各地“圣母 军”组织中都网罗有一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煽动“和共产党誓不两立”。 我们经过努力，在全省范围内取缔了“圣母军”5个区团、112个支团，登记和声明退团的神职、团员1858名。缴获“圣母军”组织材料和一批从事非法活动 的证据，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在取缔“圣母军”的同时，侦查出一批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间谍分子。经公安部批准，1952年2月，温州市公安局依 法逮捕了美国间谍分子司仪芳（法国籍）。1953年6月，宁波市公安局和舟山地区公安处依法逮捕了帝国主义间谍戴安德（法国籍，主教）、郭居夫（法国籍、 神甫）、王铭惠（神甫）等，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内的间谍案3起。教育培养了一批爱国守法的教内人士，有力地支持了“三自”革新运动。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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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浙南战役" 到1955年初，浙江沿海还有大陈、一江山和渔山等几个岛屿被台湾国民党军队占据。 一江山岛位于浙东台州湾水域，距陆地29?郾6公里，至大陈岛16?郾65公里，是大陈岛守敌外围的一个主要据点。驻有国民党“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属下 “突击第四大队”1000余人，构筑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并以此为依托，不断在我沿海进行武装侦察袭扰和特务派遣活动，封锁海上通 道，破坏我渔业生产和商贸活动。 为全部解放浙东南沿海岛屿，1954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即命令华东军区以海空军打击大陈之敌，并准备攻占一江山岛。陆海空三军接受任务的部队进入紧张 的战备，1955年1月18日发起攻击，仅用3个多小时全歼守敌，占领全岛，俘敌“突击第四大队”大队长王辅弼以下573人。 在采取强大军事行动的同时，沿海地方政府、军事部门和民兵全面动员，支援前线。浙江省公安厅派出强有力的干部，会同华东军区俘管处、省军区敌工部，共同审 理俘虏。历时20天，挖出“大陈防守部特勤大队驻一江山工作组”特工9名，另证实在战斗中已击毙13名。发现原“江浙总部二处”特工2名，台湾“淡水游击 干部训练班”特工2名和“西方企业公司”两栖训练班出身的特工1名和一批可疑线索。 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台湾蒋氏父子无可奈何，于1955年2月8日至25日半个月里，调集数百艘次舰船，执行“金刚计划”和“飞龙计划”，从大陈、南麂撤 军，还裹胁驱赶大陈岛14000余名、南麂岛1000多名岛民去了台湾。在岛上毁坏大部分居民房屋、公用设施，布设地雷5万多枚。还有意留下几十名老弱病 残群众，集中在一个崖洞中，夹杂掩护留下3名特务。 我公安十六师随即登岛，解放了上下大陈岛。解救群众的同时，在浙江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于2月13、16日先后破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大陈联络组”预伏的两个独立台，捕获台长吴时孝、王义才，“保密局”预伏特务顾楚庭，共缴获电台4部和其他物资。 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敌人又失去几处设防固守的阵地，喋喋不休叫嚣反攻大陆的嗓门嘶哑了，士气特别是特务系统的士气大为低落，对浙江省海上派遣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沉寂了。 我们则乘胜展开新的战斗，将解放一江山、大陈诸岛俘获人员中发现的线索和工作中积累的材料，集中进行分析研究。浙江省公安厅党组决定，对温（州）台（州） 沿海地区美蒋间谍特务案件，组织优势兵力，实施统一侦破，称之为“浙南战役”。浙江省公安厅派刘德芳同志和温、台地区公安处领导干部一起组成领导小组，参 战干部浙江省公安厅50人，温州公安处16人，沿海各县公安干部183人。温州市公安局和公安边防十七师已包干侦破所属案件，人数未计。省、地侦察干部分 成7个工作小组，赴平阳、永嘉、乐清、瑞安、海门、玉环、温岭7个县实施侦破工作。 1955年2月至3月底，为第一阶段，共侦破案件32起，逮捕处理案犯61名，缴获电台4部。又发现重要线索43起，建立了一批情工关系，给美蒋派遣潜伏特务又一次沉重打击。在此期间，宁波、舟山地区也紧密地配合了“浙南战役”的行动。 第二阶段至当年9月，又侦破国民党特务案件4起，逮捕处理特务分子12名，缴获电台1部。“浙南战役”的两个阶段，还侦破其他反革命案件44起，逮捕处理 罪犯123名。开展侦破战役过程中，对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的，立即兑现政策，从宽处理，开展了政治攻势，震慑了敌人。 公安部对浙江省公安厅组织的这次“浙南战役”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选择的时机、地区和组织形式等都是好的，反映了领导的决心和智慧。集中优势兵力，充分依靠群众，深入侦察调查，对在动摇分化中的敌特，既严肃揭露，又注意区别对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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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获暗害周总理的重要情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大陆撤逃时,一片混乱,通联指挥只能使用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起义的“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 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 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反间斗争的重点课题。为此，杭州市公安局经省委和华东社会部批准，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启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 获的敌特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台电，与美蒋特务机关周旋。 我们首先对起义过来的18位同志（支队长厉培明等三人已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干部、原地下党员沈竞新来 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这些同志随着立场的转变，和我同甘苦，表 现很积极，很快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当时称之为“骑驴找驴”，实际上起“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作用。开始以搜索为主，控制为辅。到1950年5月，对台湾“保 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大都能捕捉到信号，控制了敌特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了敌特电台 密码的规律。破译员马遁，经过反复研判，破译了第一份密码，获取了情报，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控制为主，搜索为辅。至当年6月，共掌握敌台23种密码， 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特别是佐证从其他渠道获悉的敌情动向，有利于我开展谋略斗争。敌人要从舟山撤 逃，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空投特务，我们也知道了，并引导到我指定地点着陆。1950年秋，10名国民党空投特务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随带的电 台、密码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缴获。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1951年，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 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技术侦察处，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这里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破译敌台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专机，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一架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 1955年4月，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尼出席亚非29国政府首脑万隆会议，策划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妄图暗杀周总理。 4月11日上午，香港情报站特务按计划在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 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在离开香港５个小时以后，于下午6时30分（当地时 间）左右在距地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行时爆炸。 机上除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3人生还外，其余16人遇难，其中有我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5名新华社记者、3名外国记 者、5名机组人员。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的水中。 所幸的是，周总理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又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改变了路线，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周总理提前于4月8日离京，14日飞仰光，16日抵万隆，幸免于难。 其实，4月5日到11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为浙江省公安厅破译，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时报告中央。4月9日晚， 我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正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 进行交涉。 我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均于4月10日上午和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我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108名，给了国民党特务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浙江省公安厅破译和及时报告的这一情报，究竟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央是否还从其他方面也获得情报？这只有公安部和党 中央掌握。但浙江省公安厅技术侦察处工作人员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连续立功受奖，其中马遁同志荣获特等功一次，已说明了它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海峡两岸逐渐解密。 据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1955年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 调查的详细过程。嫌疑犯锁定为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梓铭（化名周驹），此人被台湾特务以60万港元收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 的定时炸弹……事件发生后，周梓铭于1955年5月18日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逃往台湾。 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 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赵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计划拟定后，赵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作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 2004年7月19日，我外交部将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开放。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近80份档案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些密封了49年的档案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鲜为人知的事情经过。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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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在秘密战线上的较量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他一直强调“对大陆布建工作应依次以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方为当前派遣重点，并应确实控制鹰厦路，欲控制鹰厦路，须先控制浙赣路”。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形成对我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支持 下，整顿强化间谍特务系统，形成由蒋经国指挥的特务体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蒋经国以“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 份领导“国安局”，由该局督导“中委会二组、六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 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1953年3月，国 民党“中委会六组”和“西方企业公司”联合组成“心理作战总部”，进行“敌后建党”，策动大陆残余反革命势力呼应活动。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 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争取使用来自敌人阵营或与敌特有某种瓜葛利害关系的成员，施展谋略，支持情工人员，深入敌内，获取情报， 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几个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注意敌我斗争形势的 变化，提高警惕，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 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了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 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机上起火，坠落 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驾驶员2名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 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要求全体特工“不怕死，不怕 牺牲，创造革命历史”，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地区，其中浙江杭州排行第二，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这些虽是敌人的纸上谈兵、如意算盘，但都被我们及时获得。 当然，我们都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 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这一情报得到各方面印证 属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 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 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 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 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 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再则，如果 有意放他进来让他向纵深推进，然后围歼，恐负面影响太大。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公安部要求我们，运用各种渠道、方式，迷惑敌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 非非的“情报”，我都亲自审阅，并报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首长同意，先后分几次几个渠道通给台湾。大意是：沪杭、浙赣线军队南调紧张，转业军人重返部队，基 干民兵配发枪支弹药，进入战备状态，温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军队到达，舟山海军部分南移，温福公路军车昼夜疾驰等等。并与省军区协调行动，军队也做了夜间 调防的阵势，以“佐证”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获悉，蒋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准备，“光复大陆”高调放低，军事袭扰也就鸣锣收兵了。 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敌人规律动向愈益准确。1962年至1966年间，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 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 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 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 这个沈之岳，浙江省仙居县人，是戴笠手下一员干将，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 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 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沈之岳曾随胡宗南在大陈岛担任情报站站长。当时，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 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 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 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来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 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沈之岳受到蒋政权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些都不出我们之所料，有力地粉碎了敌特机关又一次掀起的阴 谋破坏行动。尽管敌特机关怀疑他们内部有问题，但却始终发现不了他们的“盲区”。 沈之岳1990年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来过杭州，1995年在台病死。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  土八路 最后编辑于 2012-12-14 02:13:59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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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特派员”张毅自首 1956年2月7日，国民党“中二组”委任的“上海特派员”张毅，潜入杭州、嘉兴等地活动，慑于群众警惕性高，受我政策感召，向杭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我 们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后，决定从宽发落，并于4月23日召开大会，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张毅不予起诉，市公安局还给予物质奖励。《浙江日报》、 《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走张毅所走的路》和《自动投案是反革命分子唯一出路》的社论。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以及塔斯社、路透 社、法新社、安莎社、读卖新闻等也先后转发消息。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了《两条道路》专题纪录片，在全国掀起了对特务、反革命分子强大的政治 攻势。 在我们浙江： 当时就有国民党“中二组”杭州工作站独立台台长、派遣特务曹湘海，在张毅投案自首得到从宽处理的当月，在杭州投案自首； 5月11日，又有“国防部二厅”经外勤人员训练后派至浦江县，企图长期潜伏、搜集浙赣铁路军运情报的特务吴文鸿，向浦江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7月17日，“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括苍山行动队”周庆宝武装特务6人，携带电台２部、密码5本、手枪9支和子弹500多发，偷渡潜入温州，阴谋在括苍 山依靠亲属关系立足，但每到一处都遭到亲友劝说，动员他们主动向人民政府自首投诚。他们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19日，队员林邦清潜至青田温溪贵岙他姐 姐家，林的姐姐和外甥都劝说他向政府自首，并牵制林的活动。林在无法脱身下，向乡政府投案，交出枪支，并交代了周庆宝等5人的去向，我迅速捕获这5名特 务，全案告破。 至1957年11月，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的少将特务郑其祥，潜至衢州的第二天即向我公安机关投案，说是受我政策感召，要走张毅的路。 对张毅、郑其祥，我们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张毅、郑其祥虽有冲击，但“文化大革命”后又落实政策，给予保护。 张毅的投案自首，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张毅，又名元谋、源茂，化名郭永寿、谷瑞生、郑有庆、李东发，浙江镇海人。1920年出生，1937年参加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被选送松 江接受军统特务训练。1938年到成都参加国民党航空通讯训练，担任特种电台通讯士。1945年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自称中统局上海“特派员”。 1949年上海解放后，经舟山逃到台湾，立即投靠国民党空总二署（情报署）。1954年即转入国民党“中二组”，接受潜入内地的特务派遣任务。他曾三次偷 渡均告失败。这次是在国民党驻香港特务组织的策划下，持广东梅县“李东发”的春节回乡通行证潜来杭州的。 其实，早在一年前，我方已获得国民党“中二组”谋划派将官级特务张毅来内地的情报。我们对他在大陆的旧关系，可能落脚的地方，都做了严密细致的工作。所以，张毅一踏入杭州，即落入我方的视线之内。 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向我汇报说，张毅曾去杭州、嘉兴找某某，某某劝他向政府投案自首，但他有些犹豫不定，丛问我怎么处置好。我当即告诉丛鹭丹，要争取张 毅为我所用，如他不主动来自首，要想个办法，逼他来自首。丛即布置杭州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在张毅即将登上火车离开杭州站的一刹那，把他“请”到了派出所。 侦察人员问他：你在杭州住了两三天，为什么不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张毅立即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 又问：你的名字叫张毅，为什么在入境通行证上写“李东发”？ 这时，张毅紧张起来，说不出话。 再问：你是浙江镇海人，为什么写的是广东梅县人？ 一连串的问话，使这个老牌特务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显得很不自在，惶惶不安。 张毅后来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说，在派出所从你们这三句简单的问话中，预感到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原先设计的防线已守不住了，于是下决心投案自首…… 张毅投案自首后，对他的处理，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他建为情工关系，继续与国民党“中二组”周旋；二是公开处理，以分化瓦解敌人，狠狠地打击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 权衡利弊，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土八路 最后编辑于 2012-12-14 02:13:33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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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尤案件”的教训 1962年，蒋介石军事冒犯东南沿海的阴谋失败后，加紧了特务活动。台湾等待潜入的武装特务，多次进行以攻击我沿海机场、码头为目标的水底爆破、海上拦截 和滩头侦察等训练和演习。“国防部情报局”、“特情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GG）”合作，从1962年至1964年 间，开办各种特工训练班，共训练了600余人，其中被“东引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选调的有200人，内有浙江籍52人。 1963年5月，蒋经国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负责空投、偷渡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军两栖部队情报处长、水上爆破分队队长等人，先后到马 祖、东引检查和布置向我沿海地区偷渡、渗透活动。已发现有14座电台、8艘船艇用于特务运输、联络活动。蒋军船艇在浙闽外海捕捉我省籍渔船62艘，从渔船 民身上搜取情报和猎取衣服杂物，供特务潜入时伪装掩护或仿制使用。5月20日至6月15日，台湾蒋军侦察机12架次先后在浙江沿海和浙闽接合部山区侦察飞 行。6月，台湾成立了“联合空降特遣队”，美国帮助台湾空军改装的P-2V飞机，频繁地进行夜间低空多方向飞行训练。情报证实，台湾蒋帮组织小股武装特务 偷渡或空投入区骚扰，已是蠢蠢欲动。 浙江全省，特别是沿海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落实全线布防，即“海面观察监视，海岸警戒守卫，地面控制侦察”三道防线。加强同驻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联防，在一 定范围内向群众进行反敌特武装偷渡和空投的敌情教育，使军警民筑起东海长城，厉兵秣马，万众同心，严阵以待。“三道防线”是在解放后沿海斗争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沿海群众，包括渔船民，经过民主改革，发展生产；进行阶级教育，划清敌我界限，不做危害祖国、人民的事；加强边防部队建设和港口的行政管理，加强侦 察和秘密力量的建设。这“三道防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使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取得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被公安部充分肯定。 但是，在重要时刻，发现某些环节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963年1月29日，象山县莲花公社蚶岙大队治保干部严保华（32岁，共产党员）向墙头区公安特派员报告，尤尔诚、尤阿魁已乘逃跑下海的原船回来，去过 蚶岙村欧连生（即原来帮“二尤”租船的人）家，因欧去象山西周公社探亲未遇，二尤回到停泊在蚶岙的船上去了。象山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侦察员赶到港 口，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将二尤逮捕了。 尤尔诚、尤阿魁是宁海县峡山人。尤尔诚1954年3月间驾运输船装木炭去上海，中途被大陈蒋军掳去，关押３个月，被蒋军发展为特务之后放回。放回后经我们 审查，他交代了敌人曾布置他搜集我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策动地富反坏分子下海的情况，但隐瞒了参加特务组织、长期潜伏、发展组织等关键情节。放其回家 后，作为特嫌分子，布置一般的监视控制，未起作用。1961年尤尔诚开始活动，先后发展了尤阿魁等7人为特务，建立“中国反共青年联社”特务组织。他给特 务机关规定的香港转信地址去过信，没有回音。 尤尔诚于1962年9月2日，偕尤阿魁从象山蚶岙租了一条船去台湾，和“情报局”联系，要求给予武器、电台、经费补给。因遇风浪受阻，12日到了马祖岛， 由“情报局”闽北工作组将两人送往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单训室受训，“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亲自交代任务。其间，友邻部门已数次获悉二尤拟趁我捕鱼季节从大 陈岛附近潜返大陆的情报。我省公安厅将二尤和船型照片等通报沿海各公安机关预作控制。象山县公安局还派出一名教导员去石浦港守候。 二尤于1962年12月25日在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受训结束，26日叶翔之亲自送行，30日抵达马祖，1963年1月18日，驾原船从东引海面驶返大陆，21日进入平阳县海域，29日到达象山蚶岙。 此时，正值农历除夕，千家万户送旧迎新，敌人钻了空子，二尤沿途经过5个县、6个港口，活动了8天，都被蒙混过关。在平阳海面遇我边防大队巡逻艇，执勤人 员上船检查，发现船上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心理战传单、台湾产的食品，包装的塑料袋上印有“马祖”字样，检查人员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二尤回答： “是吃的东西。”二尤说着，便从袋子里取出冻米糖，要送检查人员吃，分散了检查人员的注意力，结果检查人员没有深究而了事。 二尤继续北上，船至乐清黄华海面，遇我民兵盘问，劝其进港避风，二尤不从，民兵将其“行驶证”扣下，命令其进港。二尤强调缺油，还是不从，民兵将“行驶 证”交到大队部，要二尤风静后去大队部取证。二尤熬过一夜，翌日，壮着胆子到黄华民兵大队部取证，值勤民兵竟然二话没问，将“行驶证”还给了他们！ 船到象山石浦港，二尤8次登岸，探听虚实，并购置食品和两本电报明码本，以及被指定编密码用的《新华字典》、《红岩》两本书。 留守石浦港的公安局教导员因业务不熟悉，工作不得法，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直到1月29日，二尤船抵蚶岙，才被发现捕获。二尤供认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积极准备向浙江沿海偷渡小股武装特务的动态，二尤负有投石问路、了解我沿海布防情况的任务。 二尤案暴露了我们沿海设防措施缺乏具体化、干部群众思想麻痹两大问题。“三道防线”二尤冲过了两道，到第三道找关系人时才被发现。 我带着问题，于1963年3月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先到宁波、宁海、象山、临海，是从陆路走的；从椒江乘部队的炮艇经大陈、温岭、乐清到温州状元桥上岸， 是从海上走的，并带了宁波公安处长鲁冰、台州公安处长于克家同行。到温州后，与温州公安处长苑宝芳、副处长丁履甫一起又到平阳、瑞安等县进行调研，一路上 同各地同志交换意见，并在温州召开座谈会，着重研讨反间谍特务偷渡问题。我在会上讲了话。 我当时分析，认为二尤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抛出的一块“探路石”，下一步可能会有较大的动作，我们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敌特偷渡 登陆，证明了当时的预见。我那时认为进一步加强沿海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于是提出了沿海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解放军武装守卫与发动群众加强对敌斗争相结 合；严密治安行政管理与加强秘密斗争相结合；长期打算与逐步建设边防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同时强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调组织有关部门，一致对 敌。 我建议沿海各县恢复海防委员会，沿海主要港口建立港口委员会。 我明确要求沿海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同志，必须树立两个观点。从思想上树立起牢固的巩固国防的观点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观点。必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 众，要懂得对台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论是争取和平解决或准备武力解决，都必须加强对敌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即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了，只要帝国主义存 在，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保卫国防，这是我们长期的斗争任务。现在干部和群众，思想麻痹，就是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沿海工作才 能切实加强起来。 此后，全省公安机关，特别是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四个沿海地区公安机关和边防部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都认真地联系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军警民加强联防协作，检查落实边防工作，强化“三道防线”，严阵以待。对二尤案件则给予公开处理，《浙江日报》作了报道。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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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起“无形的长城” 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务10股，其中6股为我军警民歼灭，总人数58名，计俘获34名、 击毙20名、自毙3名、投案自首1名。除2名解决在第三道防线外，其余都解决在第一、二道防线。缴获长短枪72支、电台8部、密码8套、“太武”训练班训 练内容记录2本，击沉军用小艇１艘，缴获小木船4只、橡皮舟1只，以及一批子弹、手榴弹、炸药、定时炸弹、伪装衣物、伪装印章、证件、相机、收录机、望远 镜、指北针和心战传单、金条、人民币等。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陆，折返台湾。在我省迎头痛击美蒋特务偷渡袭扰活动的同时，福建、广东等地同样取得重 大胜利。 新华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日，先后4次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揭露美蒋 特务的阴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祝东南沿海军民歼灭登陆敌人的胜利》、《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无形的长城》、《粤闽浙沿海军民再歼 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和《来者不拒、全部歼灭》的社论。蒋介石怨天尤人，斥责部属，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在浙江沿海登陆，被我歼灭的这６股武装特务分别是： （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31支队”。由原“特情室太武训练班第3支队”改编，代号徐威力，计11人。1963年6月24日晚8 时，由“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亲自送行至基隆海军码头，交太（湖）字25号舰艇送到东引。26日下午3时，由东引出发，当晚8时，至平阳县官山（现属苍南 县）东约15海里处换乘橡皮舟，太（湖）字25号艇返回。11名特务于27日零时在大渔湾门州垄登陆，都换穿伪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冒充沿海巡逻，通 宵赶路，企图向内陆窜进。因每名特务都穿大皮靴，负重百余斤，夜色中迷了路，至凌晨4时，走了4个小时，又回到距登陆点仅2公里处。 当地村民林秀平等3名妇女到门州垄海涂作业，发现有反动传单和国民党旗以及衣服等物散落，判断是有敌人从海上登陆了，便到附近的王家大队报告情况。7时， 王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姚存许通报中墩和龙沙的民兵。民兵立即出动，包围可能有特务躲藏的安峰山，进行监视控制，在山上又发现特务丢弃的棉被、电台、药品等 物。 上午11时，县公安局侦察员和边防部队一个班赶到现场。听民兵报告，在安峰山背后的吃水坑有可疑人迹，经研究分工，边防部队迅速逼近吃水坑，几路包抄上 去，顿时“缴枪不杀”的呼喊声震撼山谷。敌“31支队”参谋长杨廷尧（四川万县人）、中队长屠永兴（定海人）、陈金明（平阳人）、黄满贵（淳安人）举手投 降，哀求饶命。口供证实，他们在安峰山后分路，另有7人在半山腰岩石下隐蔽。我追剿同志又逼近目标，敌开枪顽抗，副班长胡寿林在敌人左侧，架机枪压住敌人 火力，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见副班长倒下，愤怒的枪火便集中射向敌特。在枪战中，敌支队长吴镇（兰溪县人）、大队长杨大荣（安徽安庆人）、唐永谋（湖南 人）、中队长徐道元（湖南人）、施鹏（杭州人）等5名特务被击毙，副支队长房希禹（河南人）在追捕中自毙，大队长兼军医潘崇智（仙居人）被迫投降。这次战 斗中，缴获卡宾枪8支、子弹2000余发、炸药5磅、手榴弹7枚、橡皮舟1只、电台2部（含丢弃的1部）、密码2套、马达1台、对话机2部、收录机2台以 及金条、金戒指、人民币、粮票、药品、伪制证件和心战品等。台湾特务机关要求这股武装特务登陆后，深入浙南山区，建立游击基地，务求“隐蔽、生存、巩固， 点燃大陆反共火焰”。结果是，他们一登陆，就遭到铁拳痛击。 （二）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11支队”。共有12人，于1963年7月22日，由“特情室”上校处长陪同，在基隆港登上太湖号护卫舰，紧 跟一条“成功2号”机帆船，于23日凌晨3时到达玉环县坎门镇东30多海里的洋面，换乘“成功2号”机帆船，3名护送人员和太湖舰返回东引，并约定，登陆 后派一人返回东引报告登陆经过。当天晚上8时30分，“成功2号”船驶抵瓯江口外双排岛附近海面，特务化装成渔民，换乘2只木质小钓鱼船，每船6人。支队 长王范辉和参谋长王金厚率领一船在前，由中队长余志芳领航；副支队长王宜堂率领一船在后，由中队长南桂芳领航。两船相距1000米，约定在永嘉县梅园登 陆，化装成当地山民，昼伏夜行，要求在10天内到达永嘉、仙居两县接合部，建立括苍山游击根据地。小船驶至瓯江口遇上大风，两船距离拉大，失去联系，前船 于零时10分在梅园以东400米的老虎岩靠岸，沉没了小船，向北横穿公路上山。后船于零时30分在梅园以东700米的百亩田靠岸，其中5人也穿越公路上 山。但南桂芳没有上岸，约定由他驾小船返航报告登陆情况。 永嘉县梅园距瓯江南岸温州市区仅6公里，穿越公路就可上山，是永嘉县此次反偷渡活动的重点布防地区。24日凌晨１时，永嘉县公安局副局长贾明银、罗浮区派 出所指导员麻银星、永嘉县兵役局副科长冯荣策、民兵陈聪生等巡逻至此地，发现特务登岸时遗留的物品，立即报告地市公安处（局），公安处随即报告省公安厅。 县委迅即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了5000多民兵，形成三道包围圈。县公安局由局长、副局长带领40多名公安干警赶到现场，向特务可能流窜的胜美尖山上阻击。 凌晨5时，公安处长、侦察科长、公安支队副支队长、参谋长、直属中队长、军分区作战科长率领干部、战士赶至特务登陆的地点延伸2.5公里范围包抄。公安厅 政保处处长刘德芳带领侦察干部黄荣波等星夜驱车赶赴温州，协助指挥围歼战斗。 上午7时30分，在胜美尖南侧山岙中发现这股特务，经呼喊“缴枪投降，宽大处理”不成，特务依托山岩险峻。双方枪战至9时，歼敌6名（毙4名、俘2名）， 我副支队长寻永成和公安战士李日银中弹负伤，直属中队长曹福平在攀登峭壁追击时受伤，继续战斗中又被手榴弹击中牺牲。中午12时，在胜美尖东侧发现另5名 特务，经过20分钟猛烈枪战，击毙3名，俘1名，另１名逃至中村，无路可走，向民兵投降。 这时的南桂芳没有直接回东引，他是洞头岛人，想回家探望母亲。他一人驾着小船于24日凌晨３时到达大门岛，将小船隐蔽好后，躲进一个岩洞观察动静。是日凌 晨4时，大门岛黄大岙大门公社社员朱美者等7人，在神前涂海边发现一条半沉半浮的木质小船，船上有操舟机一台、空油箱4只，判明是特务偷渡，立即报告了公 社，公社急报温州市公安局和当地驻军，并封锁全岛。公安局政保科干部徐包龙赶到洞头，当天傍晚在大门岛召集外逃特务、海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开会，宣传政 策，南桂芳母亲也到会。当晚9时多，南桂芳潜至其婶母家打听，婶母见南后惊讶地说：“你果真来了，赶快去坦白，你娘刚刚去开过会，主动坦白会宽大的。”并 立即找来了南母。南母缠住南桂芳不放，稍后，便拉着儿子向公安干部自首投降，缴出卡宾枪1支。 至此，敌“11支队”12名特务全部被歼，共缴获卡宾枪7支、加拿大手枪12支、子弹1500余发、手榴弹11枚、美制定时炸弹2枚，以及电台2部、对讲机、收录音机、金条等物甚多。台湾特务机关妄图建立什么“敌后游击根据地”又成泡影。 （三）浙江公安厅陆续获得情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经过所谓“洪武”、“威海”训练班受训的特务整装待潜。果然，他们紧步“特情室”连续惨败的后尘，派 遣“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30支队”，妄图“到括苍山区生存发展，配合大军反攻”。我及时获悉特务登陆预定地段，省公安厅派出一个工作组，和台州公安处、温 岭县公安局一起组成战斗队伍，到温岭、玉环沿海各重点地段作了部署，驻军船艇加强了海面巡逻。 敌“30支队”，共7名特务，受“情报局长”叶翔之接见训话后，于1963年8月25日13时，乘“情报局”1号船，并有2号船作掩护由台北淡水起 航，26日20时至我省披山以东偏北20海里（预定为披山东10海里），换乘有操舟机的塑料小艇，时速达30海里，预定当晚可到达玉环、温岭接合部的茅草 山，登岸后立即内窜，拂晓可抵达横山谷岙，然后通过元宝山，计划用7至12天进入括苍山区。由于换乘塑料艇的地点与预定地段的距离拉大，小艇行驶2小时 后，发现迎面有两个黑黑的影子（系我巡逻炮艇）就绕道前进，结果驶偏方向，靠近三蒜岛南侧，已是凌晨4时，且油料耗尽，恰遇我温岭莞岙东峰山流水坑村渔民 潘小玉、张加忠等10人出海的两条渔船。“30支队”特务见渔船便呼叫“救命”，企图诱抓渔船，视情登陆或逃回台湾。在对话中渔民发现他们的形迹可疑，没 有靠拢，以正在吃早饭为由拖延时间。渔民经商议，趁朦胧晨雾，潘小玉船驶返石塘镇报告情况，张加忠船距“30支队”特务船200米处停机监视。东方露出鱼 肚白，“30支队”证实已受渔船跟踪监视，便开枪强迫张加忠船靠拢。张不从，腿部中弹。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其偷渡特务的身份，张加忠便加速返航，向石塘边防 哨所报告。 “30支队”自我暴露，欲逃无望，便在三蒜岛岩崖下，将小艇、电台和部分物资沉入海中，将报警鸽子放回台湾，携带枪支、弹药和手榴弹登上三蒜岛，企图向岛民要船逃回台湾。领航员孔伯荣见已入瓮中，就用手雷自毙。 三蒜岛有居民25户78人，以种地捕鱼为生，安居乐业，爱憎分明。“30支队”剩下的6名特务仍抱侥幸心理，到了礁山头，遇上正在施地瓜肥的岛民，要船没 有，附近又无藏身之地，队员金兴法也用手雷自毙。岛上男女老少闻声赶来，与“30支队”对阵，岛上的乡人民代表郭加良等三四人向5名特务喊话，宣传政策， 动员他们放下武器。特务向郭加良哭拜，哀求放他们一条生路，郭等肯定地说：“你们缴枪，保证能活命，如果带来的东西全部缴了，还可以得到奖赏。”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反复宣传，特务同意缴械，5名特务在距群众50米处放下武器。老渔民刘阿良对特务挨个搜身后，让他们坐在地边，等待石塘镇来人接收。 石塘镇委收到潘小玉等船只的报告，立即报告公安局和哨所。7时30分，海军从披山、大陈出动4艘炮艇，封锁三蒜海域，断敌逃路。县公安局、人武部、边防大 队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时30分赶到三蒜岛，向群众接收了支队长高小玉以下5名特务和武器装备等，当日下午押至温岭县公安局。 三蒜岛渔民智降武装特务，一时传为佳话，军警民又高奏一曲凯歌。5名特务坦白比较彻底，免予刑事处分，后来安排在长兴国营林场劳动就业。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为庆贺蒋介石生日和国民党“九全大会”的召开，派出6艘特务船，先后从台湾淡水出发，到闽浙 接合部海面，试图抓捕我渔民进行报复行动。当到达南麂长腰山岛附近海面换乘橡皮舟时，我海军奉命拦截，将敌艇击沉。击毙8名、俘虏5名武装特务，移交公安 机关处理。 （五）1963年11月9日，台湾“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从威远大队洪武训练班挑了8名精干特务，组成“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16纵队”，亲自授衔训话。 11日20时，从淡水码头启航后，误入下大陈岛。19日上午6时30分，我驻岛部队3连6班战士蔡基茂去雷台山执勤巡逻，发现特务遗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队 报告。我军便布置了火力包围圈，向躲在山洞内的敌特喊话。在政治攻势下，8名特务接连出洞缴械投降。他们原奉命要上天台山以示成功，向国民党“九全大会” 献礼，还要争取去奉化发电报，祝贺蒋介石寿辰，结果都成了泡影梦呓。 （六）台湾特务机关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隽，去美国求得撑腰，于1964年4月返回台湾，坚持要继续搞小股武装偷渡活 动。计划报到“国家安全局”和“最高国防会议”，再报蒋介石审批，蒋批“缓办”两字，计划退回时，蒋还口头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暂不准搞武装游 击。” 时隔几天，徐人隽贼心不死，换了一个花样，以“短期突击性派遣”为由，再报蒋介石，获得批准，徐人隽喜出望外。于是又拼凑了一股以王达明为头子、5人组成 的所谓“反共挺进军蟠龙小组”，王化名李静芳。该组于1964年4月30日16时30分在基隆和平岛乘成功2号艇出发。5月1日22时30分，在披山岛外 40海里处令该组特务换乘“河泥溜”小船，划到披山外10海里处的洛屿岛附近，被温岭县钓棚公社高岩大队渔民发现。当我渔民诱骗这股特务上船予以活捉时， 被王达明觉察，他抢先登上机帆船，并开枪打伤我两名渔民后，持枪掌舵，强迫加速，企图逃回台湾。温岭103号渔业指导船闻讯追赶，11时30分在披山以东 3海里处截住，王达明（乐清人）顽抗，被击毙，4名特务被俘。 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偷渡特务活动彻底失败，待潜特务只得暂时储藏起来。1965年初，蒋经国革了徐人隽的职；对属下红极一时的叶翔之也革职查办。我们则 对潜特做好严密的架网查控工作，毫不懈怠。台湾特务机关，尤其是“中二组”，为讨好美国，配合美帝侵越战争，制订了《荡寇计划》，阴谋对我浙赣、粤汉铁路 实施行动破坏，阻滞援越物资运输。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了反行动破坏、反偷渡袭扰斗争的意见，落实侦控措施。 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内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经反复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了全胜。成功是主 要的，失败或付出代价是个别的，有的则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忆起来，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心动魄！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党的 领导和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认真执行党中央为隐蔽斗争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进行内线作战的结果。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侦察工作是整体作战，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轻重的，只有党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细末，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择；只有公安 部才能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出决断。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蒋间谍特务反复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别是当时主管这条战线的副部长 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斗争的实践中，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多谋善战的骨干队伍。应该说，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丛 鹭丹，也是一个好助手，他肯动脑子，在一些案子的处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挥艺术，在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成了历史。现在情况不同了，但历史可以借鉴。隐蔽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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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第六章 警卫领袖 毛主席首次赴杭州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４０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３８次。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周恩来与浙江》，后来又出版了《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在这些丛 书里，有当时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地市县的领导同志、有警卫接待人员、有伟人身边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我感到这些文章都写得很亲切、很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 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 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到他死前3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 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 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 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 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 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 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一些宪法。刘少奇于翌日复电称：“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计划。即将来电印 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 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 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稿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 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 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那一次，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两个半月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 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 的地步。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 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 惜。 那年毛主席60周岁，两鬓已有一些白发。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他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了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 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我告诉了中共浙 江省委，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30日晚，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桌上除平时用的菜外，特地摆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 轮流向主席祝酒，主席高兴地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也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很感兴趣。他在1921年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 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追往抚今，怎不令他高兴和感慨万分。 我 除了向主席祝酒以外，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已经喝了一瓶多茅台。可是快到结束时，在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估计主席已发现我的酒 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也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 兴得大声说：“好！” 在本书首页的“开场白”中写到，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觉得我的名字“王芳”像女人似的，提议改一改，大家赞同，但主席不同意，说等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搞好了再改。这就是那天晚上陪主席喝酒后谈论的一件事。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并无醉意。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所以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时，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主席又讲起我改名字的事，他说，你老家山东的绿化有一半的地方搞得像莫干山这样，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那天，主席去莫干山，虽然气候还比较凉，但阳光明媚，天朗气清。到山上后，先看了芦花荡、剑池等景点，然后就到山庄别墅——皇后饭店吃中饭。稍事休息，又兴致勃勃地到了塔山、炮台山等主峰观赏山野风光。主席对莫干山的植被，林涛竹海，遍山绿荫，赞叹不已。 从莫干山回来后，主席兴犹未尽，作《七绝》一首—— 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间没有回过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处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当天情况。重大事情由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汇报。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这边来。 主席工作很忙。在杭期间，他还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先后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德清县莫干山、绍兴县东湖农场、杭州梅家坞茶叶村和钱江果园。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以外，主席把主要精力仍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主席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的人员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３月14日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就来二三次，最多一年来五次。主席来杭州不是来休息，是 来工作的，而且是来处理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等，都是在杭州讨论和形成的。中央在杭州作出重大决定，主席都 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届时中央各常委、大区书记、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书记，都来杭州参加会议。这时杭州就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 此时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时候。 讨论《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开始时没有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参加，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的。会议代表都住在 大华饭店，住房很紧张，罗瑞卿同志只好住在如今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罗瑞卿对农业发展纲要内容很关心，在大会讨论时，他提出要加一条，把农村地、富、 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说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罗瑞卿同志，对制定农业发展纲要作 出了重要贡献。本来纲要只有39条，加上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40条。 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 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皮有 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的有效办法。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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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失踪"事件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地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几乎把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 地方还去过多次，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他对杭州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这里有他的诗《七绝·五云山》为证：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听得野莺啼。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如今属于城西风景保护区。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翠，风光宜人。我陪主席先后两次去过五云山。一次是 从钱江果园，经狮子峰、五云山，到天竺山回来。主席意犹未尽，又一次直接上五云山，从龙井茶主要产地梅家坞下来。这首诗是主席第二次上五云山后的即兴之 作，没有公开发表。主席用诗歌赞美杭州自然风光，表达对第二故乡杭州的深情热爱。 主席每年都来杭州，差不多每次都要抽时间去爬山。可是有一次出了一个意外，搞得大家十分紧张，我也因此挨了批评。 一天下午6点钟，该是主席吃饭的时候了，可是主席还没有回来。住地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主席办公的地方，回答是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问罗瑞卿、杨尚昆，他 们也不知道。7点钟了，主席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担心主席外出去偏僻的地方，遇上意外的事 故，又无法与家里取得联系。那时没有随身带的通信工具。罗瑞卿、杨尚昆估计主席会到哪几个地方去，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 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没有主席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主席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 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这次罗瑞卿随毛主席来杭州，直接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罗瑞卿在公安机关向来以自身作风严谨、对下级要求 严格闻名。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一丝不苟，哪怕一点小小的差错，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今遇上这种情况，怎么不叫他万分焦急和提心吊胆？ 那天的事情的确很意外，不仅搞得罗瑞卿、杨尚昆很紧张，而且搞得我也十分紧张和疲惫不堪。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天下午，时间已到4点半，主席从办公室里出来，对我说：“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主席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我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 我们一行数人立即陪主席乘车来到钱江果园。主席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 香。主席显然很高兴。我在前面带路，主席在后面走。我知道主席走路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我从山坡的西侧带主席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带 主席下坡。这样我们在果园转一圈出去，估计6点钟就可以回家了。 主席知道了我的意思，停住了脚步，朝我笑笑说：“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我们不知道他还要走多 远。他在前面快步走着，我们只好在他后面紧紧跟着。到了狮子峰山顶，主席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 山，在早春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新。主席活动着胳膊，深深地呼吸着。 过了好长时间，主席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这时太阳快落山了。我想劝主席回家，但主席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我心里暗暗着急。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 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上了山，主席伫立山顶，举目远望，一览众山小。这时太阳已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 湖，平静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主席和我们在庙前拍了一张照。相一照完，天似乎立刻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拍几张，就来不及了。我催主席抓紧赶路，因为下 午主席出来时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还不见主席回家，他们肯定很着急。可是主席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悠悠地吸着，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 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亮起了电灯。现在已是农民收工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主席还不想走。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 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这时我们大家感到有点累了，渴了，但主席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往前走着。这时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既不能走回头路，也没有地方绕 近路。过了五云山只有往天竺山方向走去。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我们走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辨不清现在的方位。我虽没有到过这里，但我 知道大体方位。出于对警卫工作的敏感和警惕，我和他们一样，内心感到很是紧张和不安。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被水冲了，根本 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我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我说：“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主席说：“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 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主席的个性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我赶紧上前去。越过几道被大水冲 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由于树长得茂密，连星光也借不到了。主席两手搭着我肩膀，我凭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 点打滑。主席个头又高又大，分量压在我肩膀上，我如滑倒就要和主席一起滚下山去。我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动着。我思忖，主席为什么喜欢在这 荒山野岭中赶夜路，估计是他在寻找战争年代昼伏夜行与敌周旋的那种感觉。 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主席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稍稍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主席 喝了两杯。这时我身上都被汗浸湿了。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没有疲劳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谁也不肯说声累，个个显 得精神振奋，毫无倦意。 这时，我赶紧叫人到上天竺的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电话，告诉主席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主席和大家接回去。回到住 地已是夜里8点半的时间了。他们为主席“失踪”4个小时虚惊一场。一到住地罗瑞卿同志对叶子龙和我就发作起来，批评我们不打招呼，太大意。还个别对我说： “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三上北高峰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 欢迎有晚鹰。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 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是在批评我们的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式提出了严肃的批 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在他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这三次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 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三次？我分析是北高峰乃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潋滟、山色空濛，涛涛钱江、烟 波浩渺。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 社会上有人传说，一些小报过去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王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 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 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 就体验不到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可能消失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另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1953年10月来杭州，我陪他去玉皇山时，他真的在玉皇庙抽了签。那是个上上之签，说他是大富大贵之人。他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不到一年，因高饶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他不久就自绝于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炊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 闭，不见一人。尽管这种情况事先我就知道，此时心中仍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我们在 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树下休息。松杉长得高大挺拔，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 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 走过来。这时主席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 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 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３月中旬，那日天气晴 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 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保万无一失，在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充分 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吭声。那首《五律·看山》，我估计就是那天打的腹 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 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 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 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 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毛主席的胸中时刻装着广大人民群众，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他奋斗一生，奉献了他的一切。共产党执政后，他对党内一 些干部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深恶痛绝。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 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 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 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毛主席时刻不忘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主席在一起，听他日常的谈话，无论抓住一件什么事情，他都会引出一番深刻的道理来，让你不知不觉在接受他的谆谆 教诲。记得是主席第一次来杭州的第二天，他对我说要出去走走。我就陪他去云栖，就是陈云同志后来题词“云栖竹径”的那个地方。我们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 边。这里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主席在繁忙工作之余，到这里走走，非常高兴。我走在前面给主席带路。主席走路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抬头挺胸，双目 远视，不看脚前的路面。不管脚下坑坑洼洼，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当时路高低不平，长满杂草，路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我怕主席只管抬头走路踩着粪便，便提醒 他：“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主席停下脚步朝我笑着说：“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我说：“我是中农。”主席说：“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我说：“小时 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主席说：“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 粪有什么好害怕的？”主席说的是一件平常小事，像是在跟大家开玩笑，但又意味深长。他时刻不忘劳苦大众，借用各种机会教育我们要保住革命本色，不要忘本， 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记得有一次主席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我们准备去爬玉皇山。那时玉皇山下有滑竿，是给上山游客乘坐用的。主席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从来不 肯坐轿。主席不愿坐轿，我们悄悄从留下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主席爬到中途累了让他骑马上山。主席见后面有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的。知道我们的用意后，又很 不高兴，说是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那像什么话，命令我们立即把马送回去。 主席登山不坐轿，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轿。记得为此事有关方面专门请示过毛主席，他说，老同志爬山，轿子不要坐了，爬不动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轿子上山，群众影响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轿子，被杭州园林管理部门取缔了。 主席是全国人民无比爱戴和敬仰的领袖，而他却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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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浙江调查研究 毛主席多次来杭州，总是用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 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 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 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 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冬天的睡梦中，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一二公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 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主席手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主席戴上口罩。主席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 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１９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 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 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 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 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 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我催主席可以回去了。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 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老家。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主席 送到村口。直到２０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干部就是毛主席。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日理万机，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旧中国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国民党蒋介石热衷于打内战，搞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过着衣食无 着的贫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共产党向人民许下的诺言，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新中国富强起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党和 国家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毛主席不仅发出“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外国人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的豪言壮语，而且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停地奋斗 着，苦苦地探索着。我们亲身感受到他老人家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及早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20世纪５０年代，他来杭州工 作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身居高位，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深入群众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 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主席问，你回答。主席问得很具 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 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主席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 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踏实、深入的干部，听到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的范围内都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 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主席开座谈会时，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还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具体情况都问清楚。主席平 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随着主席的思路大家把话匣子自然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主席的收获都很大。 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还 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 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现象，许多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一些明知不切实际的做法也不敢提出批评意见，“大跃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幸而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扭转了错误倾向。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 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5时举行的。在主席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 注意的事项。5点整我带他们来到主席办公车厢。这时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主席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 问好。坐下后，我逐个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了半天的 心情放松下来。 在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主席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 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 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时，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主席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 解散。”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当时省委领导有点吃惊，没 有对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 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生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 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 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 研究，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 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４日，毛主席从江西来杭州途中，在金华火车站下车，风尘仆仆地视察了金华双龙水电站。到了双龙水电站，主席走近厂房，仔细地察看每个部 件。当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告诉主席，发动机、水轮机是上海制造时，主席很高兴，并亲切地问值班的工人：“配电盘是你们制造的吗？”工人回答：“是的，仪表 也是我们自己改制的。”主席大声说：“很好！” 毛主席对修这种小水电也表示满意，并说：“用水发电，不浪费，好！” 经过双龙水库时，毛主席指着水库说：“这种水库，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养鱼，也是游泳的好地方。”又说：“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兴修水利造福后人，兴利除弊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回到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近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个战士看到毛主席，立即列队向主席致军礼！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 掬地与战士拉起家常，还看了战士写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主席深情地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20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 成三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 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 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 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 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 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 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主席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 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 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 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 以及周恩来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 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 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陪同，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 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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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不迷信书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问我：“《封 神演义》你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 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 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 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 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都没有说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 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的是素斋，但菜端上来时主席看到多是鱼呀鸡呀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主席吃得很高兴，他说是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 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 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 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 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 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 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 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 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 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 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他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 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 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 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 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 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 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错误。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 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①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 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 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和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 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 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 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党内有意义重大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 加，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 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 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 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主席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 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 段话，至今还铭记在我心中。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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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爱听京戏 说周瑜被孙权气死 主席工作之余的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还有游泳，通常是在南屏游泳池，晚饭后游上个把钟点。夏天还游钱塘江。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在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在舞场上她是当然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主席的办公时间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等他处理。 主席没有什么闲暇和个人爱好，听京戏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这里都有。主席爱听京戏，吃饭时，我们就放上两段，还可以让 他的脑子放松一下。主席极少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工夫听，也就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 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 如言菊朋的《卧龙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在杭州饭店小礼堂看过几次戏。看过小七龄童的《追韩信》。在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 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和婺剧的《双下山》、《吕洞宾戏牡丹》。主席还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 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1962年进京参加了全国地方戏会演，还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很爱听她的老生戏。主席问我， 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就是坚持不上台唱戏。 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他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 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他才一步一摆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 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前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主席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 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完全对，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还是那样唱的。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 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 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 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 门作过考证。“文化大革命”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 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罗兰。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可是不知为什么，如今上演的《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还是穿白 袍。看来成了习惯了的东西，即使错了改也难。 记得1959年三四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主席办公、休息都住 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还演过京戏，在《黄鹤楼》中扮演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 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 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 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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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游钱塘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将离杭赴广州。中共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 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主席接着说去看看。此时，毛主席的一些警卫和 工作人员已提前出发去笕桥机场。在他身边只有我、叶子龙等几个人。我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同志到场。在路上， 我要司机有意识地把车开得慢一些。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造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 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下车，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不在，有一个小孩在，主席说：“我来随便看看。”小孩开始未反应过来，主席顺便拿起小孩的课本来翻。这 时小孩认了出来，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说：“您是毛主席！”并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下，人群就拥过来 了。主席连续走进了三个墙门，每个墙门都有数十户住户和无数居民群众。还走进了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察看卫生工作 情况。主席还在一个军属家小坐，翻看了一下当日的《杭州日报》，拉了家常。又看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和一个菜园子。 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来了，把门墙外围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催主席赶紧走。主席说： “还早嘛，别急。”主席在人群簇拥下走出大门，大门口的人群响起一片吹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 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赶紧走上前去握住白发老人颤抖的手，那老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地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大家欢呼着，直到远去。 主席到小营巷视察，由于很突然，无论是卫生工作，还是警卫工作，事先都来不及准备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时一样的真实情况。警卫工作看似仓促上阵，但由于 预案周密，基础扎实。我陪主席一边上路，一边调动警力迅速到位，点和线上的重点已不动声色地控制起来，确保主席的安全。在群众没有事先组织的情况下，整个 场面热烈而有秩序，人群拥挤而不混乱，居委会主任和卫生组长，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主动给主席带路介绍情况。这些都让主席感到非常满意。 离开小营巷，主席又到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试用了这台农具。主席向该所所长询问了农科所的工作情况，并指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农具的研究工作。随后，主席乘飞机去广州。 后来主席从广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空中遇到雷阵雨天气，飞机中途迫降，非常危险。此后，中央作出决定，为了保证主席绝对安全，他外出时不再坐飞机，而改乘专列。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钱塘江，虽在全国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是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它的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发源于浙江开化县的莲花尖与交界的安徽 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高1629?郾8米），东坡干流向东经屯溪、歙县等流入浙江。钱塘江入海口，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 天下奇观“钱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期间。一天，他对叶子龙和我说，要去看钱塘江。我当时以为毛主席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 主席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调查勘察选好地段。记得第二天下午就去了。是日，天气比较凉，毛主席穿了件大衣，我们 的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具体地址已记不清）就停下来，这里离钱塘江堤大约只六七十米。毛主席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足足有一里多路。这段堤坝修得比 较好，可能是在清朝后期修的，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毛主席显得比较满意，但未表示什么意见。1957年春天，毛主席又提出要到钱塘江 边去看看，这次我记得到余杭翁家埠附近。当时正值农村春花作物即将成熟时期，毛主席看完江堤，意犹未尽，走到公路旁边的油菜花田、麦田和桑园地观看。在桑 园地，毛主席待了好一会，才乘车返回。 同年9月，毛主席来杭州，提出要到钱塘江游泳。记得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到钱塘江游泳。我们立即踏看现场，做了充分准备。同时，我们建议毛主席去海宁看 潮，也得到他同意。9月11日，我们安排毛主席到海宁七星库庙观看钱江大潮。这天，好像不是农历的八月十八，潮水不是最大，但也还可以看。毛主席看了一 会，就回到住地，写了一首七绝《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到钱塘江游泳。我们车到大桥警卫部队驻地，乘上船，开到江中心，毛主席即下水游泳。我们都陪着毛主席一起游，逆水而上，游过钱江大桥桥 孔时，浪高水急，水又凉，我们都有点担心。这时，毛主席一面游，一面笑着说，浪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这次游了将近两个小 时，到闻家堰才回到船上。以后又去游过三四次。记得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外事工作后，陪毛主席一起去游泳。每次都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上船回 住处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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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领袖 神圣的使命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 杭州，也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从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22次（批）之多。 毛主席在杭州，首次会见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院士。那是1954年1月7日，在北山路84号一幢平房里（当时这里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 以后，分别在杭州饭店、刘庄、汪庄和南屏等地，会见的外宾我印象比较深的有：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 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哈奇·列希一行； 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 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格鲁玛一行；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 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等。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时，中方多数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杭并参加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来访，往往是邓小平同志陪同会见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 南屏会见朝鲜金日成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人都在座。有几次，也分别请浙江省的领导――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 霍士廉、省长周建人等参加。 对毛主席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我们的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 题。196１年７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到杭州饭店回访朝鲜金日成，还特别交待我和卫士长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金日成。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 没有准备，或者在休息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去，到饭店后，我先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 通报好，金日成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表现异常兴奋，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让毛主席坐定后，亲自为 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人的印象是神态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 路线和外交政策。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因人而异，引经据典，妙语联珠，给外宾以深刻的印象。有些外宾在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毛主席会见后，表现得 非常轻松愉快。 神圣的使命 毛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的。 毛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有时一二十天，有时二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30次，刘少奇来过10次， 朱德来过12次，邓小平来过10次（“文化大革命”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时间长住杭州，还有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国务院几位 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来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赶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来会见毛主席、参观访问等。 由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特别多，住的时间特别长，活动特别多，因此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也培养和 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一套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系数上，下了很大工夫，形 成了我们浙江的鲜明特色。 警卫工作是党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使命。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在工作中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 复杂的。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更加危险。从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让人非常担忧。那时， 全市有庙宇500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住持和尚有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赵连海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 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因此给社会治安，特别是对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在西湖区提出“打扫院子，迎接客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 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 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是在平时，还是 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警卫工作看似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 弁思想”。警卫工作只有扎扎实实把基础建设搞好了，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才能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 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退军人、翻身青年农民和职工积极分 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 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 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负责人的朱玉 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 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 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 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调研考察活动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 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 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 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 在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 上讲这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可以精简人员、提 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 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也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 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宾馆饭 店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 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 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 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做到一任务一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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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左"的磨难 诸暨"社教" 1964年9月，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我为副省长。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同年10月初，学习结束回到杭州未来得及就职视事，中共浙江省委就确定我参加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简称"社教"，后又叫"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社教这件事，还得从1962年说起。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目前还有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 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 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 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 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 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毛主席在同一讲话中仍说要 把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我们在中央党校时就重点学习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它当然也是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 则。 1963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来杭州，我到上海去接他。到杭州后，毛主席说他要找些人谈谈。当时我已知道中央要在杭州开个会。 隔了五六天，邓小平、彭真同志也来到杭州，记得他们是同一天到达的，周恩来总理晚来几天，他是5月10日才赶来的。 5月2日，毛主席在刘庄主持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大区书记，后来把这次会称为"中央杭州会议"。 会议前前后后开了１８天，至5月20日结束。５月２２日毛主席、周总理还在汪庄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事情的起因，好像是毛主席看了湖南、河北省委的报告，或者是听了汇报，里面讲到"社教工作，一抓就灵"，于是就这个 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间，出来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是毛主席在审 阅这个决定（草案）时在文件的开头部分加的一段文字。 到了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又制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十条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 队伍"。《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但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社教试点。 《前十条》下达后，中共浙江省委当即抽调干部，由省委领导带头去诸暨枫桥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广为人知的《诸暨枫桥经验》，就是在这个时候总结出来，为 毛主席肯定批示推广的典型经验。我因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些试点工作。一年后学习回来，正值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抽调 了二万五千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由省、地、县负责人带队，分别到上虞、诸暨、萧山县进行社教试点。记得江华同志坐镇上虞，林乎加同志在诸暨，赖可可 在萧山，吴宪同志参加杭州市江干区的城市社教试点。 中共浙江省委确定我到诸暨，并担任诸暨社教 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由副省长、绍兴地委书记王醒担任，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丽水地委书记张敬堂任副团长，工作团有一万多人。各地区抽 调来的干部，由地委负责人带队各包一个区片。省级机关抽调的干部，有400多人，除少数分到各地区工作队外，大部分（还有一些大学生）集中到姚江区片。为 了便于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吴植椽、杨源时、张正伦和吕明奎同志。下设办公室，由中共浙江省委农办等单位的几个同志，负责掌握情 况、督促检查，住在我蹲点的直埠公社。 1964年10月21日，我从杭州到诸暨县城，参加工作队骨干（约二千多人）的集中培训，11月初就分散进点。 工作队纪律严明，要求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地 改革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搞得神秘兮兮的。当时中央批转了一些领导同志改名换姓的蹲点经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就化名"向东流"在诸 暨参加社教。 我蹲点的地方是诸暨县湄池区直埠公社直下大队，房东是三代做长工的贫农叫傅纪明， 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先前进点的社教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我和秘书两人住在他家楼下的一间旧房，用砖块和木板搭了两张床，生活清苦。我们向他讲清楚，工作队 规定不吃鱼、肉、蛋，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这样一住，便住了５０多天，以后又去住了些日子。傅纪明，为人很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粗识几个 字，是个生产小队干部，在当地人缘不错，后来县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他做了贫协的副主席，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曾来过杭 州，我都见过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病故。 诸暨县委的班子，应该说是好的，各项工作在全省来说 是走在前面的，县委书记孙子甫同志，毛主席也接见过他。但在当时就过不了关，把他撇在一边。社教工作团另派了书记、副书记和三位常委分别担任县委宣传部 长、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实际上是夺了县委的权。至于开展社教的农村区、社，基本上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工作队（组）说了算，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农村的基 层组织虽不是全部，但把相当多数说得"一团漆黑"，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的工作一度偏离了方向。有人把工作队比作唱了"三出戏"，开始叫《苏三起解》，意 思是"无好人"，把干部都看黑了；再是《三岔口》，意思是互相摸底，自己人打自己人；再后是《三娘教子》，意思是批斗干部。而在工作队内部还一味地批判右 倾，说工作中存在的主要是宁右勿"左"的倾向等等。这种情况直到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 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才有所纠正。 "二十三条"肯 定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地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搞人海战术等。应该说"二 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社教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但同时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党内走资派"一词，见之于文字是 从这里开始的。 1965年春节，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工作队放了半个月的假。 节后又回到原地，先集中学习"二十三条"。但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工作队可以集中住宿，自己开伙，不再分散到社员家吃住。 在放假期间，江华同志找我，说张一樵奉调贵州遵义地区工作，他带队在诸暨湄池区片的社教工作，要我去管一管。这样，我就从直埠搬到湄池，住湄池区委，负 责湄池和姚江两个片的工作。从这时开始，我就接触温州地、市县的主要干部，并到他们蹲点的公社、大队，检查、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商讨工作。 "二十三条"后，工作的进度加快了，到了３月初，根据社教工作团的安排，工作队留少数人做好扫尾工作外，大部分同志转移到大西区，开辟新的阵地。 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一下对敌斗争问题。 社教中对敌斗争，是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搞的。当时大批工作队进点。一个生产大队，多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少的也有二十多人，可谓"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 下，社会治安状况平稳，政治、刑事案件极少发生，连邻里纠纷等一般治安案件也很少，地、富、反、坏分子也表现老实，一般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反复强调 要从实际出发，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开展面对面的评审和说理斗争，落实政策和监督改造措施，强调争取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凡开展社教 的公社、大队，对多年来的积案，基本上查清破获。在整个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没有抓人。同时，强调这些工作，由群众讨论，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第一期结束后， 我把在诸暨参加社教的各市地公安处（局）长和省级政法部门的处长集中起来座谈，总结了社教中的对敌斗争阶段的具体做法，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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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温州地委书记 1965年6月底，社教工作队先后放假。因为江华同志去诸暨检查工作时，明确告诉我去温州工作，还说，中央有个通知，沿海地区的书记，最好由做过部队工 作的同志担任。所以我负责的温州地委和省级机关这两个片的社教工作，在诸暨时已作了安排，温州片的由地委常委李宏负责，省级机关的由吴植椽和杨源时负责。 我是7月1日到杭州的。7月15日就去温州。 中央批准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免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是8月9日。 8月16日，国防部转发国务院命令，任命我为温州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去温州时，地委已在温州市郊区仰义公社派了社教工作队，地委和温州市委联合在城区派了社教工作团，我分别看望了工作队，并检查了他们的工作。 8月1日建军节，温州组织驻军和群众横渡瓯江活动。我带头参加了。当日下午和军分区警卫连全体同志一起，从朔门水上公安分区下水，游向江心屿，值涨潮时 分，水流湍急，江心屿东端有强大漩涡，因不熟悉水情，差一点卷入漩涡，幸有划船跟踪的同志，伸过竹竿，让我拉住，未被卷入。警卫连战士，有个别的，不慎溺 水了。后来还横渡瓯江两次，改从安澜亭下水，到江北罗浮上岸，成斜角，跨度1600米。一次，只有十二三岁的儿子亚民和女儿克美也参加了。 8月20日，13号台风在福建福清县登陆，风力强，范围广，严重影响温州地区。风夹大暴雨，全区冲毁水田、山地3万余亩，受涝农田110?郾5万亩，永 嘉、乐清、瑞安、泰顺4县小型水库12座、水电站4座被冲垮，死亡75人，重伤19人，倒塌房屋4489间、桥梁116座，损毁渔、农船100余艘。我刚 在温州驻脚，即遇上天灾，真是当头棒喝。当时，温州地区瓯江、飞云江、鳌江三条水系，还没有一座桥梁，抗台斗争和救援工作难度很大。灾后，即大力组织抢救 和恢复生产工作。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 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 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上毛主席还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对政治形势看得 越来越严重了。听取中共浙江省委对有关精神的传达后，我返回温州，就把机关干部，除病弱和必要的值班看守人员外，都组织起来，下乡蹲点，抓点带面，改变机 关作风。第一站即是瑞安县仙降区，我就到点上，住在农民家中，地委指挥中心也即搬到点上了。 9月30日至10月6日，温州市委向地委请示同意后，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75人，市、区、社、大队四级干部518人到会，会议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贫协组织成立以来的经验，讨论争取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规定的主要指标等问题。 10月间，我们又把地委机关干部拉到文成县石垟公社蹲点。文成县是山区县，石垟公社所在地即紧挨石垟林场。1935年，粟裕、刘英同志的红军挺进师入浙 后，即活动在浙南山区，文成县山区是浙南特委、浙南游击纵队活动的根据地之一，1949年，龙跃同志率领的游击纵队下山入城，和南下大军会师。时隔16 年，地委机关又上山来，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那时，我的身体状况较好，几乎每天出门爬山进村和周围林场，有一次一天步行百里，去过的地方，有的当地县 委书记也从未去过。通过蹲点，使我们对山区存在的优势和活力有所了解，面对当时群众生产、生活的后进状况更有深切的感受。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 材料，我亲自主持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召开两个会：一个是基层党支部工作会议；一个是山区工作会议。 1966年1月5日至14日，地委在平阳县城西公社召开全区第九次党支部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生产大队和工交、财贸、文卫等部分基层单位的党支部书 记，以及地、县、区、社各级党委的组宣干部1068人。2月3日，在山区泰顺县雅阳公社，召开了全区山区工作会议，历时14天。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分管山区 工作的副县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山区、半山区的区委、公社党委、国有林场的领导干部，以及各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共1034人。会议主要是"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集中解决同志们的世界观问题和山区建设的方针、政策问题"。这两个会都由我亲自主持，并讲了话。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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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逼近的时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说实在的，当时对姚文元的文章，尽管他们公开点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名，但总觉得是历史学界学术观点的争论，没有更多地去想。后来才知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设计，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旨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造舆论。 时隔不久，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批判罗瑞卿，解除他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 罗瑞卿事件，对我的震动确实很大，着实令我吃惊！因为罗瑞卿是我的直接领导，而且在不久前他还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汇报备战问题，中共浙江省委刚刚传达 过他的讲话精神，怎么一下子成了"篡军反党分子"呢？接着，又传来了中央免去杨尚昆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消息。我心里总觉得这是个问题。 1966年伊始，政治气氛紧张起来。4月10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中火药味很浓，咄咄逼人。 我还是积极地争取把自己地区的各项工作抓上去。地委机关干部在山区会议后，春夏之交，先派一部分干部下去。6月份，在石垟蹲点的同志又迁到了平阳县鳌江 镇下厂公社这个以渔业为主的沿海公社蹲点。我则住到鳌江镇政府办公地，挨村走访，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又到洞头县海岛渔区住了半个月，深入实际，调 查研究，狠抓渔区工作。 温州地区250公里海岸线，有洞头，南、北麂三个渔场，有几十个鱼类品种，养殖也有110多个品种。小潮汐露出水面的 海涂有48万亩，一般都适宜于围垦，晒盐，养殖，种咸草、咸水稻，其中有十万亩可围垦为良田。沿海还有为渔业服务的手工业、副业、鱼货加工业，有大量蛎壳 可以烧蛎灰，代替肥料，搞综合利用。盐产地有大量苦卤，可以生产几种化工产品。潮汐来，有大量小鱼、小虾，可以养鸭、养猪...... 当时分 析温州地区情况，为全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要解决薄弱环节，渔业就是薄弱环节之一，和农业相比，落后一步。其他如山区工作、城镇工作、集体副业 等也是薄弱环节。1965年、1966年冬春就集中地研究推动了一下山区工作。地专机关到鳌江渔区办公、蹲点，又派一个工作组到先进渔业单位龙江公社总结 龙江大队经验，连同洞头县在两个公社的蹲点调查，抓了第一手材料。 我的渔区渔业工作报告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基础上完成的，为的是集中地推动一下渔区工作。 渔区工作第一个会，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渔业工作队伍；二是渔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从地、县、区、社直至大队，要建立一套好的班子，形成一条战线。 当时这条战线的队伍很不健全，从形势发展、生产任务的要求看，都很不适应，要整顿提高、充实加强。 当然，也要一分为二，渔区已出现一批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沿海各县都有，如平阳县的龙江大队、瑞安县的华胜大队、洞头县的半屏公社、东岙顶大队、乐清县的 南岙大队、温州市的状元大队。就是从沿海各区来说，哪怕较差的，也有几个大队较好的。一个公社来说，也有好、比较好和较差的三种情况。 渔区工 作第二个会参加人数较多。我分析了全区渔区工作的发展变化，1949年解放前夕，渔业生产濒临破产的地步，全区渔业产量仅19万担。解放后，很快恢复到 100万担，1956年，已达200万担，因工作失控，搞了敲鼓作业，渔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64年以来， 开展面上和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政策，渔业生产稳步回升，出现了一批大寨式先进单位和红色、焦裕禄式好干部、好老大。特别提到平阳县舭艚 公社七姓底大队黄孔星老大，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全区渔民的榜样，优秀共产党员。 我指出，要搞科学实验。洞头县九仙大队搞"带头船"，实际上是搞科学实验。我还指出，要培养"红色老大接班人"。要和渔民代表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争取改变渔区面貌，全面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 两个渔业工作会议，在当时情况下，还是开得较好的，因为基本掌握了全区渔区渔业生产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现了一批自己地区的典型，从中摸索到一些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 但是，这些努力都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了。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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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革"很不理解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这个批 判和决定，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了。 事态发展迅速，我们在下面工作的干部只能从中央文件的字面上学习理解，从报刊新闻中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态。 1966年5月22日，温州选派十余名学校领导干部参加中共浙江省委举办的"文化大革命"骨干培训班。 5月28日，温州市委召集40名学校领导干部举办培训班。 6月3日，温州第六中学贴出《打倒黑帮，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 6月4日，温州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我作了《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切实抓好当前工作》的讲话。 6月5日，温州市区部分师生、职工上街游行，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6月14日，根据中央关于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温州市委和温州城市社教分团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文化大革命"形势，并作出决定： （１）立即派工作组进温州医学院，开展社教和"文化大革命"；（２）抽调力量，组成工作组进驻市区各完全中学；（３）对一般学校和文艺单位，作一般调查了 解；（４）工交、财贸系统，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做好思想工作。 6月15日，温州地、市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进校后，温州市一中、三中、五中、六中和卫生学校、商业学校及瑞安中学部分师生，就贴出大字报，指责地、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6月21日至27日，我去杭州出席浙江省委工作会议。赶回来后，6月28日，温州地委在洞头县召开县市委书记会，我传达中共浙江省委指示，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带头学习毛泽东著作，县市委领导要亲自到中学蹲点。决定由地委常委、副专员毕向荣，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春台到瑞安中学蹲点，以取得学校开展"文化 大革命"的经验。 7月4日至6日，地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性质、重点、政策、策 略、工作方法等问题。同时，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指示，结合地区实际，提出5点意见：（１）公安机关暂时不搞运动，集中精力掌握敌情，分析情况，保卫运动； （２）市区居民暂不开展运动，因居民中涉及政治问题较多，不利于运动开展；（３）医院不要马上开展运动，有病无处治，群众会有意见；（４）军队要按总政指 示办；（５）凡是搞运动的单位，要抓重点，分期分批进行，地、市县委建立领导班子。各级领导要向群众明确表态，一定要有党的领导，一定要把运动搞好，一定 要搞好生产，一定要搞好市场供应。 7月12日，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指示，将义乌社教分团和温州城市社教分团合并为中共浙江省委诸暨社教工作团第5分团。 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1日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 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６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 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的即是针 对刘少奇了。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9日，温州市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及时刊载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地、市委举行了各界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会。 8月14日，地、市委决定撤销学校工作组，召开部分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这一决定。改为派联络员，分别联系各学校，后又很快都被赶走了。 8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到11月下旬，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8月20日，温州市部分大、中学校建立"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很快遍及全市，制发红卫兵袖章和造反组织大旗。 8月23日，首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立"四新"消息传来，温州市各学校红卫兵立即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捣毁城市人 民公社、学校、街巷、医院、商店的招牌和路牌，更换成有"革命意义"的名称。有名的五马街改为"红卫路"，温州一医改为"工农兵医院"，五马中学改为"红 卫中学"等等。同时，焚烧古籍、字典，捣毁古建筑，破坏名胜古迹。还大搞抄家、游斗等，中上层民主人士没有一个幸免。到8月31日，仅温州市区被查抄的有 1665户，由于破"四旧"引发自杀事件8起，死6人。 8月24日，我从中共浙江省委开会回温州，8月27日至9月2日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 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传达中共浙江省委指示，部署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正确理解《十六条》，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同时要有思想准备，不要 怕乱，准备戴高帽、罢官。要分三条线抓工作：（１）抓社教；（２）抓"文革"；（３）抓生产。 实际上，工作已处于被动状态。在义乌县、平阳县鳌江镇和洞头搞社教的干部少数杀回来造反，其他的也工作不下去，到10月以后也陆续回来了。"文化大革命"已不是我们地县干部可以领导的了。但是，我们仍然坚守岗位、坚持工作，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仍然沉着应对。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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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北京造反队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全国性大串联，鼓动"造反"，批斗所谓"走资派"。 9月2日，"北京革命造反队"（北航的5名温州籍学生）到达温州，进行串联活动，"冲击"机关，炮打"旧地市委走资派"，发传单、公开信，掀起新的高潮。 9月5日，"北京革命造反队"在温州地委大门上贴上一副对联： 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有朝一日定被群众所厌弃 不当学生只想当先生不触灵魂岂非咄咄怪哉也 横批： 何去何从 这在当时，还算是很"文明"的语言。 因是第一次贴在地委大门上，在温州全区轰动了，各种观点潮涌般激荡起来。有人叫好，而干部中抵触情绪很大， 9月14日上午，"北京革命造反队"发出传单，建议召开"坚决将温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传单中写道： "在这个会上，地委、市委负责同志要向全体革命同志，公开承认自己前阶段压制革命群众起来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要承认在前段运动中，地、市委领导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和革命的决心。" 当时，以我为首的温州地委还是想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联系群众，关注民生，稳住阵脚，防止混乱。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大字报、传单铺天盖地，游行、辩论、批斗，随处可见，温州越来越乱。 当时，温州地委、市委已被称为"旧"字号。我虽被戴上"走资派"帽子，但毕竟去温州时间不长，具体"罪行"还不多。温州地委其他同志则不同，已经是"罪行"累累了。 我们地委开个会，即被称为"黑会"，"阴谋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 9月29日，温州地委成立"文革"小组，想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很快遭到"炮轰"，寿终正寝了。 10月14日，地委常委开会，我讲了话。我实话实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还是很不理解......"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动不动就要我接见，我提出： "接见有几种方案，一种大接见，天晴的话大广场大接见；天雨也可以到学校去，温州一中、温州师范、温州医学院都可以去，交换意见，听取批评，还是要深入 群众中去，当小学生，同时也阐明我们的观点。总之，要树一个革命的旗帜，把握斗争大方向；一个团结的旗帜，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接见两派不同意见的，都来最好，少数派不来，那也要同他们协商。开大会，请他们不要干扰，会后到学校去同他们接谈，或用其他更合适的办法。" 我尽管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我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力求按《十六条》的指示精神，搞好"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 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 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温州当然没有例外。工人杀出来，成立"秋收"、"五一"等跨行业的"革命军团"，和学生结合批斗"走资派"，揭批"资 反路线"。外地学生来温的大为增多。干部队伍分化，成立"地专机关炮打司令部"军团，"要杀回马枪"。 1966年10月17日，我在温州市人民广场接见一万余名学生红卫兵，讲了话。 1966年10月20日，社会上已有"万众齐轰王芳"的呼喊声，我还参加了温州军分区召开的民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誓师大会，讲了话。22日，出席了温州市区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誓师大会，又讲了话。 11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说："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 众的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草案）》，指出：工人阶级是"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势所趋。 于是，各地工矿企业陆续停产、半停产，冲击社教工作团。地委常委、温州化工厂党委书记、温州城市社教工作团团长段克杰同志被逼自杀，地委常委、秘书长沈德甫同志也被逼自杀。他们一个是想用个人牺牲挡住批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是悲愤交加，看不下去，走了。 11月18日，造反派借口搜查"黑材料"，围攻占领了温州市公安局。 温州地、市委主要领导包括我因赶去劝阻而被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内，持续几天。我的秘书黄荣波出来，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向中办报告。 24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596号文件，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你们立即退出，使公安机关能协同人民解放军执行维护治安和对敌斗争的职责。公安机关有任何缺点错误，都应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地 方进行批判，协商解决。还要浙江省委派负责同志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浙江省委派常委沈策到温州，在温州市公安局门口向群众宣读了中央文件。有的造反派不相信这个文件，怀疑毛主席怎会为一个小小的温州公安局发中央文件？向中央查问后，得知真的是毛主席批示，这才陆续散去。 我们稍得解脱。温州市公安局长杨绍庚同志却被揪到市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并挨了打，他是温州中层以上干部中第一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人。 由于社会混乱无序，政府功能渐近丧失，部分历年精简、退职、下放的人员，人心浮动，开始走访、冲击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复工、复职，补发和增发工资、 奖金、退职金；市郊的部分农民，也要求增发以往调用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增加市郊工厂因煤烟和污水影响农业产量的补贴、赔偿费。一时间，经济主义的烽烟四 起，造反派又把祸水往"走资派"头上泼，说"走资派煽起经济主义妖风"。12月5日，地、市委发出《关于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通知》，党政机关发文用"妖 风"两字也属少见。 12月8日，我争取去平阳县矾矿，召开了一次各县委书记会议，研究抓冬季生产，告知各县委负责人，如和地委联系不到，应主动工作。这是我坚持工作，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工作会议。 一时间，社会上沉渣泛起，千奇百怪。一名老者，到我住处威胁，要成立"巴黎公社"造反军团，大印只比国务院的略小一点，要求政府拨给５间办公用房、５万元经费。 12月23日，温州地、市委建立接待站，接待蜂拥而来的串联学生，至1967年1月，即超过2?郾5万人。白吃白住不说，有的连棉被、生活用品都带走，造反有理，教坏风气，政府，实际是人民，不堪负担。 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师,跨马提刀入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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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进入1967年，造反夺权的声势不断升温，尤其是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后，各地纷纷仿效。 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月初，温州造反派积极筹划，要召开3万人大会，把我列为温州地区"最大走资派"批斗。 这时，我已在地区机关各种会议上接受批斗。3月5日，我的秘书黄荣波以"飞雪迎春"（毛主席诗词一句，王芳原名春芳，双重取意）战斗队名义，在地、市委 门前和温州主要街头张贴大字报，说"王芳是人民内部矛盾"，批王芳"干扰了形势"，群众中也有出于朴素的感情，说"王芳是保卫毛主席的"，众说纷纭。 这样一来，把批斗大会拖延了二十余天才开成。黄荣波也成了温州"二月逆流"、"三月阴风"的代表人物。 3月起，我便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管理，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一起。机关干部、群众都无法和我保持联系了。 3月31日，温州军分区第一次军管委员会成立，军分区第二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汪国璋为副主任。 紧接着，5月1日，温州市造反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归属"省联总"，形成了两派，开始武斗。同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 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工人疗养院、省法院、华侨饭店（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关押的地方）到公安厅院内、米市巷看守所、劳改局，多处关押，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0日，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到上海的航运都中断了。又抢夺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 7月25日至8月11日，武斗引发大火，五马街、解放南路一带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派，武斗进一步升级。6517、6299部队奉命救火，有班长、战士在执勤中伤亡。 8月12日，支左部队成立"军联指"，成为温州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8月15日，省军管会发布《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并为搞垮改组原温州军管会制造了舆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红军干部王 福堂，被称为"王芳死党"，遭受残酷批斗。我又被押去温州一个星期，在市人民广场接受大会批斗，站在台上的凳子上，下面有解放军上了刺刀看押，栽赃妄加的 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温州地区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之一，1972年，批林整风时统计，因武斗死亡1018人。1974年"批林 批孔"，又掀起一场武斗，王洪文亲自下令，捉拿"匪首"，真乃旷古奇闻。我在温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我一直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 地。现今，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东西终于重现了真相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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