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美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移民史，名为“潘兴华人”（Pershing's Chinese）。这段跨越国界的历史，或许能让今天台湾社会仍习惯以“外省第二代、第三代”自我标签的人们，重新省思何谓移民、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与国家认同。

清末时期，许多中国东南沿海的男性远渡重洋前往美洲谋生。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后，不少华人转往墨西哥定居。由于当时移民以单身男性为主，许多华人男性便与墨西哥当地女性通婚，组建了华裔墨西哥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在墨西哥土生土长，说西班牙语，生活习惯与文化认同也自然融入了墨西哥社会。

1917年，美国潘兴将军（John J. Pershing）结束对墨西哥的远征撤军时，带走了527名曾协助美军的华人，并为他们争取到美国永久居留权，这群人即被称为“潘兴华人”。耐人寻味的是，这批华人家庭后来虽历经二次迁徙，有人返回中国，有人转赴东南亚，但墨西哥的语言、饮食与文化记忆，依然深植在他们的家族脉络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生命印记。

把镜头拉回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大批军民，同样面临性别比例悬殊的处境，因此“外省男性与本省女性通婚”在战后初期相当普遍。社会学研究早已指出，战后跨省籍的婚姻是台湾族群融合的重要基石；换言之，许多今日自称“外省第二代”的人，其母系血缘与成长养分，其实就来自这片土地的本省母亲。

令人费解的是，这批战后移民已在台湾落地生根七十馀年，子孙甚至繁衍至第三、第四代，为何社会上仍不断有人执著于“外省第几代”的身分区隔？这种现象背后，不仅反映了传统“父系血统主义”（Patrilineal descent）的迷思——试想，若外省女性嫁给本省男性，其子女又该如何归类？——更将族群认同简化为不可改变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仿佛祖辈的籍贯与血缘，就能永远决定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立场与国家认同。

日前音乐人罗大佑公开感叹“外省人被欺负得够惨了”，这番言论更突显了历史记忆错置的盲点。1949年以后，台湾历经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与威权统治，在国家机器的高压下，受迫害的对象涵盖了本省籍与外省籍人民。当时掌握绝对权力的是威权政体，而非某个特定族群。若在民主化与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已然展开的今天，仍将威权时代的“政治压迫”与民主化后的“权力重分配”，简化为“外省人被台湾人欺负”，不仅无助于社会和解，更扭曲了历史的真实结构。

今日的台湾，不同省籍的家庭早已透过婚姻、职场与世代更迭紧密交织，共同承担台湾的未来。（资料照片／张哲伟摄）

当代政治学强调“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主张共同体的认同应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法治精神与生活经验之上，而非狭隘的血缘或祖籍。

今日的台湾，不同省籍的家庭早已透过婚姻、职场与世代更迭紧密交织，共同呼吸这座岛屿的空气，也共同承担台湾的未来。保留祖籍记忆与家族历史，是对根源的尊重，无可厚非；但若在历经三代人之后，依然以“外省第几代”画地自限，甚至建构出一种“受迫害的少数”悲情，这不仅是对自身母系血缘的遗忘，更是对台湾共同体意识的疏离。

“潘兴华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移民一旦踏上新的土地，经过婚姻、家庭与世代的洗礼，终究会长出属于新家园的文化认同。台湾不是任何人的暂居之地，我们更不该永远用上一代的省籍标签，来框限下一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