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提到，如果“台湾有事”并伴随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可能构成触发和平安全法制中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依此行使集体自卫权，不过仍要看实际发生的具体情况，引发中日外交紧张局势。次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其X账号上引用了关于高市国会答辩的报道，并附文称“只能毫不犹豫地斩掉那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据悉，高市事后一度考虑驱逐薛剑，却遭中方警告将加倍报复，最终暂缓行动。日中政府此后持续缺乏有效沟通，双边关系陷入低迷。

《读卖新闻》报道指，到去年11月中旬，也就是高市发表国会答辩约一周后，高市在与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及外务省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要求向中方传达，若不尽快将其(薛剑)召回，将予以驱逐出境。“不受欢迎的人”是国际法所认可的一项措施，通过发出通知，即可单方面驱逐外交官。

报道指，此前，有外交官发表了看似预告将杀害驻在国领导人的言论，此举严重违背了外交礼仪，执政党内因此接连传出要求将薛剑驱逐的声音。另一方面，由于预计会遭到对方国家的强烈反弹，这一手段在外交领域一直被视为“禁忌之牌”。

然而，接到指示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在北京与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谈，并传达了日方考虑驱逐的意向;对此，刘劲松点名了日方驻华总领事，并警告称：“如果你们驱逐一人，我们这边就会驱逐两人”。

报道称，日方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剧本：若将薛剑驱逐出境，中方可能会驱逐一名日本总领事作为回应，双方以此“各损一人”达成某种默契。然而，中方给出的反应却是“加倍奉还”。高市在获悉相关报告后，决定暂不采取驱逐行动。此举是出于对“报复连锁反应”可能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担忧，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这是“为了保留对话余地而作出的极限判断”。

这一事件的起因，源于高市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在野党议员质询时所作的一番答辩。当时，议员追问在“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是否可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市回答称，如果中国对在台湾周边活动的美军资产动武，那么“无论怎么看，这都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从而表明了其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范畴。

报道提到，日中关系陷入僵局后，日方仍试图寻找对话机会。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年7月底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时，曾刻意等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希望制造偶遇机会交谈。

在马尼拉的一个会议厅里，茂木等待王毅的出现。他事先仔细研究了王毅的行程安排，试图营造一种偶遇的假象，希望能与他进行简短交谈。

当王毅出现在会场走廊，考量到王毅过去曾任中国驻日大使、精通日语，因此茂木以日语向他打招呼说：“好久不见”。然而，王毅连看都没看一眼，径直走了过去。茂木曾一度并肩同行并继续搭话，但王毅始终没有回应。

当时，日方宣布“有机会互致简短问候并讨论双边关系”，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应称“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如今内情已然大白。这一事件象征着寻求对话的日方与拒绝对话的中方之间的对立。

日方正尝试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与中方接触，以保持对话的开放性，但中方坚持，除非高市撤回涉台言论，否则不会进行对话。

9月底，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访华，两天内分别会见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报道指，虽然这表明中方愿意与日本民间组织进行对话，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旨在造成日本国内的分裂。

目前，据称，在日中政府之间，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每月一次的会晤，被认为是实际上唯一的对话渠道。据悉，中方在这一场合仍要求“撤回”相关答辩。

报道指，高市计划借本月中旬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之机，寻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的机会。不过，鉴于实际上已无望举行正式首脑会谈，目前只能寄希望于“哪怕只是握个手，也可能成为某种契机”。

不过，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人们对与日本开展经济交流及投资的真实期待，正逐渐显露出来。上月下旬，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中国的一家政策研究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场经济研讨会。中方主办方在会上表示：“中日两国应加强区域内的贸易合作”。

在中国经济深受消费低迷和高青年失业率困扰之际，有观点认为，中方内心其实希望获得日本的投资与经济合作。新华社报道提及，9月29日，何立峰在会见岩屋毅访华团时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