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五中全会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推出的第二份所谓历史性决议，试图对十多年的党政军大清洗盖棺定论，让全党为其背书。他为什么急于出台这份决议？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级官员向《爆点周刊》透露，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十八大以来持续十多年的反腐整肃，在党政军内引发巨大争议，甚至造成党内分裂，只是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习近平希望通过中央重大决定的形式，以党中央的名义肯定过去十多年的反腐路线，将自己的政治实践上升为全党的正式政治结论，并为二十一大继续掌握最高权力铺平道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试图从“清除政治对手”转向“防止政治翻案”做预案。习近平执政初期，反腐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原有权力结构，废掉江泽民、胡锦涛的话语权，把他们留在党政军内的人马赶尽杀绝，这一点他完成的差不多了。

最初是打破原有政治网络，确立新的权威，现在要为自己长期掌权塗脂抹粉确立正当性，避免未来在党内重新评价甚至彻底否定。

这意味着反腐的政治动向出现阶段性抑或结构性转变，从重组权力转向维护权力，从查处政治风险转向预防政治风险，从要求官员现在绝对忠诚转向未来也要受到政治决议约束。

如果这份中央全会决议最终确实承担这种功能，其重要性就不只在于反腐政策本身，而在于习近平试图将十多年政治清洗固化为制度化的政治遗产。

但必须指出，五中全会要出台的决议大大抬高了政治翻案的成本，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政治翻案的可能；现在确立对习近平有利的官方历史评价，却并不意味着习时代的历史定位不被下一任否定甚至是彻底清算。

1945年、1981年和2021年中共所谓的历史性决议都说明，历史解释与现实权力密切相关。但1981年的历史决议同时说明，当政治力量对比和路线选择发生重大变化时，过去具有高度权威的政治评价仍然会被重新审视。

从内部透露的消息来看，习近平显然不满足于掌握对当下党政军官员的任免权和惩处权，而是进一步掌握对自己执政周期的解释权，并尽可能约束未来对习近平新时代重新评价。这才是习近平急于为十多年反腐“盖棺定论”最深层的政治意义。

而整件事最大的政治悖论在于：如果十多年反腐已经建立了足够有效、稳定且获得广泛认同的制度，那么成果本应更多依靠实际效果和制度运行来证明，如果仍然需要通过高强度的政治定性来维护其正当性，就有理由追问，这场反腐究竟解决了多少腐败问题，又留下了多少尚未解决的权力问题。

最终决定习近平反腐历史评价的不只是推动全党通过一份重大决议，而是习近平这种做法在不依赖持续高压的恐怖整肃之下，能否真正形成稳定、可问责、可纠错的制度运行机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