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以来，陈昱在学期初的紧张感不减反增。这是一年两次的举报教师高发期。站在讲台上，她担心被举报，如今在办公室，她替同事们捏把汗。
今年九月的前两周，她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从教育局转来。全校有近6000名学生，90多个班。在过去，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得知被举报的那一刻，先是惊讶，再是茫然，最后是心寒——不满原来一直在那里，只是从未有人当面说过。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值得。
学校让学生轮流打扫厕所，本意是通过劳动教育孩子。家长没和老师沟通，直接举报：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没钱请保洁吗？”。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举报信里说，“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陈昱回忆。
“很多事在孩子看来没什么问题”，陈昱说，但家长一听说，会感到焦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
“正面沟通变得困难。师生、家校间的信任难以建立。” 近两年，长三角地区某教育局工作人员程乐观察到，设立投诉热线的初衷原本是提供不得已而为之的后手，现在却有被滥用的趋势。经核实发现，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存在“明显的夸大和不实”。
“其实很多误会只要和老师当面聊两句，就能解决掉。”他说。对一些家长而言，举报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非彻底否定老师，否则不会走到这步。然而，否定正是在一次次怀疑中累积的。一旦怀疑孩子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老师会给孩子穿小鞋”的顾虑也随之种下，直接沟通就成了一种冒险。“会被班主任记住，被各科老师忌惮。”一名家长说。如此循环下去，为了保证能“受到重视、解决问题”，举报成了唯一出路。
经过写说明、道歉、处分或调整岗位，遭遇不实举报的老师大多动摇过。但动摇不等于离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站回了讲台，依旧相信师生之间、家校之间，本该是相互理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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