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深圳，原本将迎来一场备受瞩目的外交与经贸盛会。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袖峰会即将登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借此与美国总统川普等各国领袖互动，向外界展示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

《南华早报》10月13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部分美国企业执行长已决定不出席下月在深圳举行的APEC相关活动。原因并非单纯的政治抵制，而是主办方迟迟未提供足够明确的活动日程、预定会面安排及具体交流内容，加上企业高层对峰会能否带来实质成果抱持保留态度，部分人已开始安排其他行程。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定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行，随后是18日至19日的领导人峰会。21个经济体将讨论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议题。

从白宫国宴到深圳峰会：政治上的座上宾，为何不急著赴中？

中国已邀请多名美国商界领袖，尤其是今年5月曾随川普访问中国，以及9月出席白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的人士。这批企业高层来自美国重要企业，部分代表人工智慧、半导体、金融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对中国而言，这些人不只是企业代表，也具有象征意义。他们既能代表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也能为中美经贸关系提供某种程度的信心背书。

2026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设宴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黄仁勋伉俪也是主桌的贵宾。（美联社）

企业执行长参与国际峰会，通常不只是为了合影、致词或表达善意。对跨国企业而言，这类活动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否直接接触决策者、掌握政策方向、处理市场准入障碍，或针对关税、投资限制及监管不确定性争取更具体的进展。

如果活动日程尚未敲定，与中国官员或美方代表会面的机会也不明朗，即使峰会本身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性，企业仍可能认为，投入数天时间与资源所能换取的效益有限。

这也反映出一个经常被外交场合的热闹掩盖的现实：政治领袖重视的是关系的象征与谈判空间，企业高层则必须回答更直接的问题——这趟行程，究竟能为公司带来什么？

川普政府近期在对华态度上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迹象，白宫国宴与企业领袖的随行，都曾被解读为双方寻求稳定的讯号。但企业界的实际行动更务实——他们要的不是象征性的合影与口号，而是可预期的议程、可操作的会面，以及能直接转化为商业利益的对话空间。当这些条件都付之阙如，即使是曾被北京点名邀请的人，也宁可把时间用在别处。

2026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设宴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AMD执行长苏姿丰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是主桌贵宾。（美联社）

延长报名期限不是小事：中国想要人潮，企业却要成果

中国多次延长企业报名期限，引发外界对美国商界参与意愿的疑问。

单凭延长报名期限，当然不能直接认定整体参与率不佳，也不能证明美国企业正在集体疏远中国。但当相关报道同时指出，部分CEO因缺乏具体行程安排而决定缺席，这项细节便具有更值得分析的意义。

APEC一向是多边经贸合作的平台，企业界也有自己的工商领袖峰会。问题在于，多边会议的议程本来就需要协调各经济体的利益，未必能为每一家企业量身打造双边会谈，更不保证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商业争端。

若希望借由深圳峰会吸引美国企业高层，必须处理的便不只是“邀请了谁”，还包括“能安排什么”。

但是，企业高层最关心的，可能是美中关税政策是否出现转圜、对中国市场的投资限制有没有调整空间、出口管制与科技竞争是否会进一步升高，以及中国市场的监管环境能否提供更明确的预期。

即使企业领袖愿意前往深圳，也不代表他们认为美中经贸关系已经恢复正常。出席活动可能是维持关系、避免错失政策资讯的策略；缺席则可能只是基于时间成本与商业效益的判断。两者都不宜被简化为对中国的支持或反对。

2026年9月25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家档案保管员威尔森陪同下参观华府国家档案馆。（美联社）

川普、习近平频繁互动，不代表美中商业关系已经解冻

川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在APEC峰会期间会面。若如预期成行，这将是两人在七个月内的第三次会面。习近平也预计于12月前往迈阿密出席由美国主办的G20峰会。

从外交层面来看，领袖持续会面，意味著双方仍有维持沟通管道的需求。在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及区域安全议题交错的情况下，即使无法迅速解决分歧，维持对话仍具有实际价值。

对美国企业而言，中国仍可能是重要的市场、供应链节点与营运基地；但同一时间，美中战略竞争也可能带来额外的经营成本与风险。企业必须同时考量市场机会、政策变动、投资限制及供应链配置，不能只根据领袖会面的气氛决定下一步。

美国企业与中国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亲中”或“反中”的二分法。企业可能希望维持中国市场的营收，也可能持续投资中国的生产与研发布局；但这些商业决策，并不代表企业愿意在任何政治场合中扮演背书者。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希望从政治关系中取得可预期的经营环境，而不是只参与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国际盛会。 

中国希望透过APEC展现开放姿态、吸引国际投资，并凸显自身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角色。然而，在中美竞争持续的背景下，外资企业评估的早已不只是中国市场的规模，也包括政策稳定性、投资风险，以及未来几年能否持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