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0日晚，贵阳兴隆枫丹白鹭城市花园的路被堵住了。据家属及小区业主在微信群里的陈述，便衣与武警部队上百人入驻小区，封锁出入道路，并不出示搜查令，不出示证件，也不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实施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方式扣押私人物品，连夜带走十数人。被带走的，不是另案在逃的嫌疑人，而是协助付国艳之子马祥弘寻找律师、依法维权的亲属、朋友和企业员工。北大毕业生史嘉伟在被带走者之列，于10月1日晚放回，仍遭便衣盯防；截至目前，仍有多人失联。小区业主事后仍能在群里对上当晚进驻的人数与路线，说明这场搜捕并不秘密，只是不留文书。中秋国庆的灯还没亮完，帮忙请一个律师，已经可以被全城搜捕。

　　这不是孤立的夜间行动。家属称，此次由贵州省纪委联合贵阳市公安局指派片区派出所执行。执法记录仪不亮、证件不出、搜查令不在，三样同时缺失，程序就已经先于罪名破产。县级公安与片区派出所凭什么在未出示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破门抄家、带走协助找律师的公民？若答案只是“上面让办”，刑事诉讼法就不是法，而是一张可以随时收走的介绍信。

　　被威胁的还有付国艳的助理张艺博，前香港《大公报》记者。家属称，她遭多次上门传唤与言语威胁，被逼承诺立即返回香港。讽刺在于，史嘉伟与张艺博原本都是贵州对外树立的“贵漂”典型：一个从北大出来，向往诗和远方；一个从港媒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招商册上的人才故事还没换页，人已经被写成麻烦，甚至被要求离开。一边宣传引进，一边对扶贫典型、前港媒记者实施传唤与逼离，营商环境还如何自圆其说？

　　要看懂这场搜捕，得把镜头拉回付国艳本人。她做了三十七年蜡染、刺绣、银饰，企业给上海世博会贵州馆提供过九成展品，产品被选作国礼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她本人拿过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24年11月25日，她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准备去海南养病时被带走。此后近两年，罪名从“涉嫌严重违法”，变成家属所称的“协助隐瞒犯罪所得九百万元”，最后落到她和企业从未有过业务往来的岑巩县，写成“涉嫌聚众淫乱”。企业停摆，两千多名绣娘断了订单。儿子后来公开请求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母亲和员工还能活。

　　家属材料里的数字一直没变：要求她承认九百万元，称已支付七百二十万现金，差额要用低价转让商铺、房产来补。企业是手工艺零售，从未涉矿、未征地。与她发生关联的，据报道只是丈夫一位远房亲戚、自然资源系统落马官员。把远亲落马扩成长期强制措施，再和“还差一百多万”绑在一起，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当监察调查被当成化债工具，案子就不再从事实出发，而从“这个专案要出多少钱”出发。

　　2025年8月，她留置九个月后被接出，身高约一百六十厘米，瘦到七十多斤，头发花白，走路要人搀扶。2026年4月17日，原专案相关人员、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原副主任夏伟被宣布接受审查。四天后她被通知补充口供，一去失联。次日家属收到岑巩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罪名写成聚众淫乱，据称缺地点、缺办案人、缺联系方式。律师要求会见，警方出示盖有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以案情特殊不准见。省监说不是纪委的案子，县公安说只是奉命办案。锅甩来甩去，人关在她从未踏足的县城。

　　聚众淫乱与隐瞒犯罪所得不是一类事实。羞辱就是施压工具。指居五十多天后，同一批警察到贵阳调取财务流水，当场对员工说：现在查隐匿犯罪所得，不查聚众淫乱了。罪名是门面，资产才是正文。家属还称，她拒绝按剧本指认他人之后，才换上这顶最脏的帽子；随后又出现一份自愿解除委托律师声明，放弃各阶段会见、阅卷与申诉。声明出现在拒绝会见一个多月之后，落款对不上，不像长期隔绝、身体极差的当事人能独立写出的文本。辩护权一旦可以被逼着签字放弃，律仿效就成了附件。

　　9月30日是这条管道的延伸。律师被挡住，帮忙找律师的人就成了下一个目标；口供需要隔离，祈福的亲属也就被预备写成干预法律。从资产到隐瞒所得，再到聚众淫乱、涉密，如今又是念经。管辖可以换县，罪名可以按羁押需要更换。早年官方报道过同一家企业：现金收购农妇半成品，累计超过五千万元。企业倒了，受伤的是靠绣花养活孩子的绣娘。夏伟落马，已经足以追问：这个专案到底在追赃，还是在分赃？

　　当一炷香和一次委托都可以被写成罪，下一个被带上车的，还会是违法的人吗？

当地警察无证搜捕抢劫，强行破门！（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