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今年五十岁，在国企待了二十多年，部门主管，收入不算高，但胜在稳定。他有一个儿子，去年毕业，投了三百多份简历，面了四十多家公司，到现在还没有一份确定的工作。老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抱怨，只是很平静地陈述了这个事实。然后他说了一句让人想了很久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大概率比我们更难、更穷。

老周说这话的语气，不是悲观，更像是一种不得不承认的清醒。先看一组数据，2026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9%，环比上升1.0个百分点，回到了近一年的最高位。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再创历史新高。而就在同一个月，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5%，30-59岁为3.9%。三个年龄段摆在一起，差距一目了然：越年轻，越难找到工作。

老周儿子投了三百多份简历这件事，放在数据里看不算夸张。2025年7月，16-24岁失业率从6月的14.5%跳升到17.8%，8月又涨到18.9%。每年夏天，一千多万年轻人同时涌入就业市场，而市场能提供的岗位，跟他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越来越对不上。学机械的在投行政岗，学新闻的在考公务员，学计算机的在送外卖。过去二十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一路涨，从2001年的114万涨到今天的1270万，而GDP增速从两位数降到了5%左右，蛋糕还在变大，但分蛋糕的人多了十倍。

更让人心里没底的是，事情不是“难一阵子”就过去了。有研究测算，中国“70后”、“80后”和“90后”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分别为0.502、0.605和0.685，呈上升趋势。这个数字越大，说明子女收入越受父母收入影响，社会越不容易流动。换句话说，父辈混得好不好，对子女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子女靠自己翻盘的空间越来越小。老周那代人，多少人是从农村考学出来、在城里扎根的，他儿子的同龄人里，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

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达到371.8万，历史首次超过考研的343万，国考录取比是98比1，年轻人从“考研延缓就业”转向“考公求稳”，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在收缩，他们不是不想闯，是闯了一圈发现，闯的成本太高，容错的空间太小。

老周说的“更难、更穷”，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他儿子现在每个月靠家里补贴两千块钱过日子，投简历、跑面试、等消息。他不懒，不颓，也不是眼高手低，他只是发现，那些他爸当年踩准的台阶——进一个稳定的单位，慢慢熬资历，攒钱买房——现在都已经不在了，而新的台阶，他还没找到。

中国正陷入自1960年代大跃进以来时间最长的通货紧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2025年的情况会逆转。图为2024年10月15日，北京中央商务区新办公楼施工现场，建筑工人下班后在工地外等候。（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这就是老周平静底下真正让人不安的东西，他五十岁，还能干十年，有工资，有积蓄，还能帮儿子兜着。等他兜不住的那天呢？他儿子四十岁的时候，能不能像他今天这样，回过头来兜住下一代？

老周那句话其实还有一层没说出来的意思：我们这代人享受了增长的红利，但下一代人要面对的是增长放缓之后的存量博弈。红利期结束的时候，账单落到了最年轻的那批人头上。他们还没开始赚，就已经在被收割了。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是经济转型期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是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叠加在一起的结果。但阵痛归阵痛，不能让一代人的希望就这么耗掉。有活路、有盼头，不只是一句安慰的话，它得变成具体的东西：让年轻人能找到工作，哪怕不是理想的工作；让努力和回报之间还有基本的对应关系；让“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至少还留着一点可信度。

不然的话，老周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就不是平静，而是认命了。而一个让父辈开始替子女认命的社会，才是真正麻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