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曾在与川普会晤时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该叙事框架将中国视为一个常规的崛起大国。而亲历过中国体制的学者许成钢告诉我，把这个理论放在中美博弈的语境是具有迷惑性的。

今年5月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川普(Trump)面对面会晤时，习近平借用了一个说法。他问道，两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一种历史模式：崛起中的大国与现有的主导大国往往会走向战争。

这话听上去颇具政治家风范，甚至透着几分缓和关系的意味。本月晚些时候，习近平将回访华盛顿，届时他可能还会重提这一说法。

许成钢的回答从这一理论本身切入。他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剔除了这场竞争中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个从古希腊借用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没有不同制度之分，只有两个大国——一个正在崛起，一个是老牌强国。中国共产党青睐这一说法，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中国与西方的制度是不同的。

究竟有何不同？许成钢毕生的研究都立足于一个被华盛顿及其他地方许多人忽视的区别：中国不是威权体制，而是极权体制。在一个普通的威权国家，无论统治手段多么残酷，只要远离政治，教会、寺庙或非政府组织等一些独立机构就尚有生存空间。但极权政党不容许这一切。所有组织都必须在党的控制之下。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乎政策制定。许成钢表示，如果归类错误，就会把整套政策工具都用错地方。如果把北京视作一个普通的崛起中大国，就会将其对外扩张当成寻常的大国竞争，认为这种竞争可以通过管控、制衡以及划分势力范围来应对。

许成钢对我说，接受这种框架会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这等于将一个积极向外扩张的党国体制，当作一个普通的竞争对手。

许成钢深知这一点，不仅源于他作为学者的研究，更源于他的切身经历。在香港和伦敦生活多年后，他如今任职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造反派”。到了19岁，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许成钢表示，这项指控纯属捏造：他当时只是一名学生，与不同学校和地方的人交流思想，却被指控领导着一个横跨九省的联络网。

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罪过”，恰恰是触碰了极权政党不能容忍的红线：在体制之外有组织地读书和交流思想。他在北大荒经历了数年的劳改。

许成钢认为，当今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他将现今体制描述为“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在他看来，那场动荡最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的立党逻辑，即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国家必须不断制造敌人，并压制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组织。许成钢指出，这种逻辑从未被真正摒弃，只是在改革年代被暂时搁置。如今在习近平治下，它又卷土重来。按照许成钢的说法，那个在他19岁时给他定罪的体制，与今天统治中国的体制如出一辙。

北京从未允许对那个时代进行全面的公开反思和清算。在习近平治下，尽管中国向人工智能(AI)和高科技国家治理工具投入大量资源，日常生活却受到越来越严密的监控和管制。手段是新的，但许成钢认为，背后的政治逻辑却是旧的。

他的观点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立场。作为一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许成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充满希望。1990年代初，他曾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顾问的身份就国企改革向上海市政府建言献策。和许多人一样，他当时相信市场力量或许能松动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他对我说，他曾对中国能够进行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也期盼改革能带来民主。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确信，但心怀希望。

确实，民营经济一度蓬勃发展，公民社会发展壮大，但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着对社会的最终控制权。许成钢的这份希望甚至体现在了他的学术论文中。在他最常被引用的一篇论文里，他为中国体制提出了一个审慎、甚至带有几分乐观色彩的概念：“地区分权式威权主义”。请注意，是威权，而非极权。彼时他认为，极权统治正出现部分松动。这篇论文发表于2011年，即习近平掌权的前一年。

随后，习近平掌权。许多人期盼的改革并未出现，他反而逆转了路线。许成钢指出，这一转向也使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变得再也无法被忽视。许成钢认为，习近平本人就是这一极权体制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做出这种逆转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华盛顿究竟是会倾听许成钢的看法，还是会继续听信那套论调，即坚持认为本月即将造访华盛顿的习近平，领导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崛起中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