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朋友间的争论聊起。

我的朋友大生刘蟾和另一位朋友思想史万有引力。不久前就一个挺有趣的问题有一番争论——人类的科学是不是只在基督教文明中诞生的？

思想史万有引力老师说他赞同丛日云先生的观点：反对传统“希腊加希伯来（两希文明）平等并列”的西方文明起源说，转而强调“基督教才是现代文明（包括现代科学）的唯一塑造者”。

这个观点遭到了大生刘蟾的反驳，大生认为基督教也许是近代科学诞生的一个影响因素，但说其是塑造者，则太过了：

有读者留言问我的观点，很抱歉我最近才看到，好久没更哲学史系列了，写这篇文章，以此为引子，谈一点我认为有趣的话题。

前段时间更《哈利波特》系列的时候，我曾想写一篇《巫术，不是霍格沃茨教的那个样子》的稿子，腹稿都打好了，后来因为犯懒加精神苦闷，挖坑未埋。

但这个稿子的发想还是蛮有趣的——如果我们设想人类世界就像一神教普及前的欧洲德鲁伊、亚洲萨满、非洲巫毒教、美洲图腾崇拜所认知的那个样子，是万物有灵的，而世界各地的巫师可以通过咒语等方式施展魔法，那么罗琳笔下的“霍格沃茨”这种魔法学校能不能开得起来呢？真的教一教那些有巫师天赋的孩子们施法念咒？

回答是，很遗憾，不能。

因为罗琳阿姨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在用一种被基督教观念改造后的思维方式去“套”古代巫师观念——霍格沃茨里，每一门魔法课的老师，都会教孩子念动什么固定的咒语，就会产生什么魔法效用。

比如“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只要你像赫敏一样，发音标准、手势精准地“一挥一抖”，羽毛就必定会顺从地漂浮起来。

在霍格沃茨，魔法是一门精密、稳定、输入准确条件、就获得可预期结果，可以被写进《标准魔咒，初级》教材里供所有人系统学习的“硬技术”。

但这其实就是一种很“科学”很“基督教思维”的描写。

如果我们真的把时钟拨回那个万物有灵的、基督教尚未席卷欧洲的泛灵论时代，对不起，这种“标准化、流水线式”的魔法教育，会被所有巫师们所耻笑。

泛灵论的巫师其实是怎样施法的呢？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有过还原，弗雷泽在书中极其精彩地剖析了泛灵论的“巫师”与一神教的“祭司”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在原始泛灵论中，巫师对待自然和神灵，看重的是拟人化的互动，试图通过建立私人关系来影响自然。

也就是说，你去听一下远古巫师施法的过程，你会发现他们的咒语其实都不是定制化的，准确的讲，他们其实是在用一套认为精灵听懂的“鬼话”和万物中的精灵们在“唠嗑”，用贿赂、说情、乃至恐吓，要求这些精灵们达成自己或者委托人的某个愿望——比如让某种疾病精灵离开，某个下雨精灵来到，等等等等。

说白了，巫师其实是在跟精灵“走后门”，原始部落中平民对巫师的认知，也就是“相比普通人，在神灵、精灵面前更有面子的人”。

所以远古巫术的本质其实不是一种可教授的学问，而是一种“面子学”“人（神）际关系学”，巫师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世故、可以拼面子、走后门的宇宙。那你到（神灵）领导家 去送礼、疏通关系，你当然不能光靠一套“羽加迪姆·勒维奥萨”之类的咒语让人家听令，恰恰相反，肯定是哪个巫师和神灵关系好，在神灵面前“面子大”，神灵更听谁的。

所以在这种世界里，赫敏肯定不是个好巫师，因为她情商比较低、面子没哈利或者罗恩大，毕竟人家世代巫师，跟万物里的精灵们怎么说也都是“世交”了，你发音标准，哪有人家关系硬好使？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里就有体现，比如《西游记》写车迟国斗法那一章，虎力大仙施法乞雨，他登上高台，执剑念咒，烧符掷令牌。根据书里的描写，他一声令牌响，风就来；两声令牌响，云就布；三声令牌响，电闪雷鸣……

本来这套工程师式的“输入特定咒语、输出特定结果”的巫术搞得好好的，没想到孙悟空直接元神出窍飞上天门，把风婆、巽二郎、推云童子、布雾郎君什么的一拦，说你们怎么帮这个妖孽呢？立马全停了，下面听俺老孙的！

然后虎力大仙就立马歇菜了，反而是不会巫术的唐僧一登台，悟空抖抖金箍棒，雨就来了。

唐僧可没上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也没啥法力，为啥突然学会祈雨了呢？因为他徒儿在天庭面子大啊！

西游记里的神通广大，主要指的就是你在天庭关系广大。

你看，真实的远古巫术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不是在跟机械的宇宙对话，而是在跟“有人情味”的万物之灵们“商量”，说什么话，谁说话好使，乃至河神、土地当天心情如何，听不听你号令，都是不一定的。

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欧洲森林里的德鲁伊，都有类似的思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类根本想不到去争论自然规律到底是上帝的意志还是客观物质存在——因为他们认为自然压根就没有规律，万物演化看众神、众精灵们的随心所欲。

2、从“托关系咒语”，到“上帝的园丁”

很多文明，在这种迷思当中会走非常之久。

比如汉代的董仲舒，给汉武帝兜售“天人感应”思想。这个讨论看似总算让古代中国迈出了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伟大一步，但你看董仲舒是怎么讨论？就是把一整套儒家的政治道德，包装成了天庭大佬的“情绪晴雨表”。

在董仲舒的设计里，“天”绝对不是一个按照数学公式自转的物理球体，而是一个拥有至高道德审美和强烈情绪的“最高领导”。

皇帝如果在人间治国无方、横征暴敛，这个领导就会“生气”。但作为一个讲人情、给面子的长辈，天不是一上来就直接降下天谴，而是先通过“灾异”来委婉地敲打、警告皇帝，这叫“天心仁爱”。

皇帝如果赶紧下诏罪己、减税罢兵，把领导的面子给足了，天就会心平气和，再次降下风调雨顺。

而且这些工作，是必须由皇帝来做的，只有皇帝才能下罪己诏，也只有皇帝才能跟上天沟通，因为皇帝面子大，他是“天子”么，还是古代巫师那一套，我能跟神灵说得上话，不是我会这套流程，而是我面子大，说话好使。

这个想法影响特别久远，指导袁世凯称帝，还在拿这个说事儿：没皇帝，谁在老天面前说话好使啊。

当然，天人感应论又说，“天意无常，唯德是辅”，天子这个“大巫师”的位置是可以换人的，只不过换来换去，能跟上天积极互动的也就天子一个人。那在这套系统下，其他人就更想不到、也不敢想去研究什么科学了——

首先，自然规律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万物造化全看老天爷和他手下那帮仙班机构的心情么，老天爷的心思你别猜，猜了你也不明白。

其次，你敢乱猜天意，泄露天机？那是皇帝的专职，你什么身份？想戗行是咋滴？

所以有人说古代中国是一个非信仰国度，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古代中国是一个思维停留在泛灵论信仰时代，但这种信仰解释权又被帝制高度收缴，民间只有使用权的“官僚垄断型泛灵论”宇宙。

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同样把自然看做了一个有自身自由意志，而不可揣测其规律的有灵体，这种框架下只能产生技术，而无法出现科学。

人类之所以在认识自然的初阶，普遍采用这种“泛灵论”的思维，是因为我们有镜像神经元。

这种精妙的神经机制，让我们生来就具备了一种“推己及人”的本能。

在进化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看来，镜像神经元是人类社会化最核心的底层硬件。当看到同类痛苦时，我们的大脑会激活相同的区域，让我们产生同理心；当看到捕食者露出獠牙时，我们能瞬间通过对方的微表情，解读出它的“敌意与捕食动机”。

这种“通过代入自己的主观意图，去揣度外部世界”的跨物种社交能力，在远古时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外挂。

但问题在于，这根好使的“进化魔杖”在人类童年时期被严重地滥用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认知极度原始，古人在面对狂风、暴雨、雷电、地震这些庞大、未知、且能轻易毁灭部落的自然伟力时，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开始本能地疯狂运转：

为什么天会下雨？因为天可能像我们一样口渴了，或者它在流泪（意图）。为什么雷会劈人？因为雷神像我们部落的酋长一样发怒了，他在惩罚不听话的凡人（情绪）。

这就是泛灵论思维在全球所有古老文明中作为“初阶认知”普遍存在的生理学真相：人类习惯性地把整个宇宙“拟人化”了。我们会对自然界的因果律进行错误归因，于是就把人类社会那一套“愤怒、喜悦、报复、恩赐、讲面子、拉关系”的精神世界，一股脑地投射到了无机物的风雨雷电身上。

如果我们坚持这种拟人化的思维，科学一万年也不会再人类文明中诞生，因为我们总试图义和拳请神上身的大师兄一样，和万物万灵“商量事”。

那么想要从这种泛灵论的迷思当中走出，必经的初阶，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宗教的“一神论”。

亚伯拉罕教系当中，上帝用七天创造世间万物和人类的故事，虽然在近代科学无神论的眼光看来荒诞不经，但它在思维上帮人类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跨越——神明被从有型的万物当中被抽离出来，神灵不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了自然界的创造者。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故事里，上帝还把亚当领到了他创造的伊甸园中，告诉他，你可以自己去为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各样爬行动物赐名（Naming），然后代我管有它们。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类第一次被赋予了万物灵长的地位。、

在原始万灵论的认知中，人类与自然万灵是平等的，甚至是低于自然的，所以原始巫术只能用“乞求、商量、贿赂、恐吓”的口气，去与有灵的万物商量。而自然是不可认知的，因为万灵做事都看各自心情么。

但在亚伯拉罕一神教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变成人、上帝与自然的三元关系，人类在上帝之下，却在自然之上。

那么，人类作为上帝的园丁和万物的代管者，就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管理自然。

在这样一种顺位当中，罗琳笔下赫敏挥动魔棒喊的那句程式化、命令式的“羽加迪姆·勒维奥萨！”才是合理的，程式化的魔法才是可以在学校课堂里被教授、讨论的，因为自然是低于人类的存在，可以被命令么。

如果魔法不好使，那么再寻求别的定制化方案，于是就有了科学。

这一切的前提，是人们假定了上帝已经替万物立法，而人类作为上帝的园丁，在上帝之下、却在万物之上。所以可以，并且应该去认识上帝订立的这些法则。就像园丁要认识并更好的管理主人的花园一样，人类可以认识自然、并改造自然。

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很多大学最初为神学目标而创立，最终却把认识自然、爱智求真作为一种道德义务。

当然，走到这一步之后，还有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门槛——那就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以及万物运行的法则，之后他自己是否必须遵循这些法则行事呢？

还是说，依然像古代泛灵论的思想一样，上帝或者真主，只要想、就能够随意超越这些规律，能动的变幻这个世界？

实话实说，最先触碰到这个一神教通往科学之路上至关重要的门槛的，还真不是基督教，而是伊斯兰教。

3、伊斯兰文明为什么错过了科学革命

公元九世纪，尽力了轰轰烈烈的百年翻译运动，系统的吸收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知识之后，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们就陷入了这样一场争论：真主创造了世界，但世界究竟是按真主订立的法则（理性）还是意志来运行呢？

于是伊斯兰神学家们分为了两派：

穆太奈里派（理性派），他们深受古希腊哲学影响，主张真主（安拉）是用理性和秩序创造世界的。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稳固的，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去推导，认识自然把握自然。

但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阿什阿里派（正统意志派），他们认为真主既然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他所创立的自然规律就不应该是他意志的牢笼，到了11-12世纪，思想家安萨里甚至提出了一种叫“偶因论”的神学观点：安萨里干脆认为，世界压根就不存在绝对的“自然法则”和因果关系。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真主在那个瞬间直接意愿的结果。

比如，火能烧掉棉花，不是因为火有“热”的物理特性（第二因），而是因为真主在这一秒“让火烧掉了棉花”；如果下一秒真主不愿意，火就烧不掉了。

那么这两派的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如你所猜测的。是正统意志派，他们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彻底的胜利，直到今天。

自安萨里之后，伊斯兰世界从“理性派”向正统意志思想的回归，客观上掐灭掉了借百年翻译运动倒灌而入的希腊理性火种，也随之给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科学萌芽画上了休止符。

伊斯兰文明做出这样的选择，首先是与伊斯兰教在教义上更强调“服从”是有关系的，穆斯林的本意就是“顺从者”或“服从安拉意志的人”。那么如果真主的“意志”不是高居一切甚至因果之上，教义本身就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大bug。

其次，我想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和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传统有关系——世俗统治者天然继承了“哈里发”（先知继承人）的地位，于是为了更方便的进行统治，大多数哈里发会更支持把世界的至高法则解释为真主的自由意志，这样自己的自由意志也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了。

总之，种种因素，导致了正统意志派在伊斯兰世界中天然就是在主场作战，而“理性派”则只是翻译运动引入的希腊思想“逆流”。

两者胜败的剧本，是预先写好的。伊斯兰世界虽然早熟，却错失了走向科学革命的机会。

而当基督教的欧洲在数百年后触碰到同一个门槛时，故事却完全不同了。

这就是万有引力老师和大生都提到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议。

4、唯实论与唯名论在争什么

1277年，巴黎大主教针对当时巴黎大学里正在兴起的神学争论，颁布了著名的“巴黎大谴责”，宣布那些“主张上帝必须遵守理性、限制了上帝全能自由”的观点为异端。由此挑起了一场与伊斯兰世界九世纪几乎一模一样的神学危机（史称“理性与意志之争”）。

在这场论战中，以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唯实论”一派，其实是比较接近伊斯兰世界的穆太奈里派（理性派）的。天才的托马斯·阿奎那试图将基督教与希腊理性结合，他认为上帝的理性高于意志。上帝既然按照理性创造了世界，那么上帝自己也必须遵守逻辑。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讨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比如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甚至，上帝能不能让过去发生了的事没发生？等等等等。

进行了这些论证后，托马斯·阿奎那雄辩的证明，上帝虽高居于人类与万物之上，却必须遵守自己创造的理性与逻辑，证据就是，上帝也不能让已经发生的悲剧（比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驱逐出伊甸园，人类获得原罪）抹销掉，否则如果他能做却不做，岂不就不全善了么？

但是这套想法，遭遇了以方济各会为代表的大量神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认为阿奎那把上帝变成了“理性的囚徒”。如果上帝必须遵守逻辑和自然法则，那上帝的“全能”和“自由意志”何在？

于是继之而起的反驳力量，就是“唯名论”，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奥卡姆的威廉。

但是，历史在这里变得非常有意思——理论上讲，“唯名论”为了“解放上帝”，应该像它的伊斯兰教表亲“正统意志论”一样，强调上帝的意志在一切自然规律和理性之上，他的自由意志超越人类任何卑微的逻辑！甚至靠念经击溃因果论，论战就可以结束了。

但奥卡姆的威廉们却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找到了古希腊哲学中一个要命的软肋，那就是“共相”问题——像阿奎那和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世界上除了具体的苹果、具体的香蕉之外，还真实存在着一个神圣的、抽象的“水果的本质（共相）”。在神学上，这个“共相”就是上帝理性的铁证。

但唯名论的神学家们却说：不对！我们在现实中只能看到这一个具体的苹果、那一个具体的香蕉（这叫殊相）。所谓的“水果”，根本不是什么真实存在的客观实体，它纯粹是人类为了方便分类，在脑子里发明出来的“符号”和“名字”（Names / Nomina）。

他们甚至从圣经中找到了那个依据——你看，上帝他老人家当年在伊甸园里，是让亚当“给万物起名字（Naming）”，上帝可没说这个名字背后就一定存在一个理念世界中完美的“共相”，命名、并由此衍生出的所谓自然规律、所谓逻辑，那都只是人类为了更好地尽到“管家责任”，而在自己的理智里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型和符号体系而已。它不是世界的真实，更管不了上帝。

对，“唯名论”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但是唯名论这种本来为了反驳唯实论的抢白，后来却走向了一个意想不到方向。

在传统古希腊自然哲学、乃至中世纪唯实论宇宙观里，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是不屑于做实验的。因为他们坚信宇宙是由一套完美的、理性的“共相本质”构成的。他们认为，自己只要坐在阴暗闭塞的书房里，靠着大脑做纯粹的逻辑推导，就能把上帝给宇宙的立法“猜出来”。

但唯名论者认为，既然连万物的名字都是人起的，名字背后的共相也只是人类脑子里的符号，而上帝的意志又是绝对自由且不可揣测的，那么人类怎么可能光靠坐在书房里拍脑门，就去绑架上帝的意志呢？必须走出书房，来到大自然中——用双眼去观察、用双手做实验，像一个真正合格的上帝园丁一样，一个一个具体的、实在的客观个体数据，老老实实地一条条记录下来。

于是崇尚上帝自由意志的唯名论者，反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走出书斋，去做客观调查、实验的学者，并由此诞生了经验主义哲学。最终，经验主义哲学再和古希腊原本坐而论道的自然哲学有机结合，凑出来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大胆假设（古希腊自然哲学、唯实论、理性主义），小心求证（唯名论，经验主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近代科学不是基督教神学的反面，也更不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升级与回响，它是基督教文明在这场论战中以古希腊哲学为质料，将其打碎之后，用自己的论争重新“塑形”出来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讲，丛日云先生说，是基督教文明“塑造”了近代科学，这话一点错都没有——对于科学，希腊哲学是“质料因”，而基督教文明是“形式因”。

“形式因”高于“质料因”，所以基督教文明的确就是近代科学的主因，或者说母亲。

5、宗教改革，神学危机的延伸

本来文章写到这里，字数和逻辑上都可以收尾了。但让我再多说一点——同样是脱离了“万物有灵”原始状态的一神教文明，但基督教文明会什么能走通这条伊斯兰教文明被卡死的科学之路呢？

我觉得历史的演化在这里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如前所述，在伊斯兰教的9世纪神学危机当中，宗教和世俗权力为了自身利益，最终都选择站到了反对“理性派”，为真主的“绝对自由意志”背书的“正统意志派”那边去了，一起以万钧之力去打压理性。

这个强大的桎梏，让伊斯兰教从之前最开放、最有希望率先实现近代启蒙的宗教，一下子变得极端保守和原教旨。

但在基督教文明的神学危机中，教会和世俗权力的站位却很有意思：

首先是罗马教会，这个按说最应该强调“上帝自由意志”的组织，居然铁杆支持推崇逻辑与理性的唯实论！

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欧洲，罗马天主教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度尴尬的政治境地。教皇在名义上是全欧洲的精神领袖，但在世俗权力上，他时刻面临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各路世俗君主的激烈挑战。为了对抗这些手握刀把子的国王，教会急需一套能在世俗世界中立得住脚的、具备绝对统治合法性的思想武器。

而唯实论主张“共相”高于一切具体的个人。所以在神学和政治引喻上，这就意味着“圣教会”这个神圣实体，天然地比世俗里任何一个具体的国王、主教、甚至信徒个体的总和还要高级、还要真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教会祭司）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所以，教皇的命令不是个人的拍脑门（意志），而是宇宙至高理性的体现。

那教皇当然说：唯实论，我挺你！

本来最应该强调意志而鄙视理性的宗教，就这么成了最讲理性和逻辑的人。所以哥白尼、伽利略这些人，才会在罗马教会的荫庇下搞科学研究。

既然教会力挺唯实论，世俗权力就力挺唯名论与之抗衡。唯名论宗师奥卡姆的威廉被判定为异端，被教皇传唤审判后，连夜逃离阿维尼翁，投奔了与教皇敌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他对皇帝说的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你用剑保护我，我用笔保护你！”

之后的唯名论学派就一直与世俗权力达成了这样一种同盟。这种同盟一直持续到一件著名的事情爆发——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运动。

是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本质，其实就是欧洲神学危机延续数百年后的复现和重演。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宗更倾向于唯名论：在唯名论看来，不存在一个作为抽象实体的“神圣教会”，只有由一个个具体的、平等的信徒所组成的联合体，所以他说“人人皆祭司”。

而传统天主教会，则依然力挺唯实论。

于是两派以更剧烈的方式在欧洲这片土地上争论，最终在双方达成军事妥协的同时，完成了一种学术妥协——保留一个地方，让它既不否定唯实论的、形而上的逻辑思辨，又承认唯名论所推崇的实验的重要性。

这个地方，就是大学。

于是大学才能够成为近代科学诞生的产床，两派思想在这里彼此捏合交融，最终形成了“（唯实论的）大胆假设，（唯名论的）小心求证”。

如前所述，这一切，没有基督教不同于伊斯兰教，将神权与世俗权力分置“上帝之城而非人间之城”的思想基础，没有之后的神学危机、神学争论、宗教改革、宗教战争，最终完成制衡、交融，是不可能的。

希腊文明是构成近代科学的质料，但塑造它的，是基督教文明。

6、我们的课，该从哪里补起

本篇文章，我把人类思维从远古泛灵论如何最终走向科学的思维历程，为您梳理了一遍。回头我们再说回原来的那场论证——基督教文明在科学形成中所起作用到底有多大？

到底是丛日云和万有引力老师所讲的那样，很重要？

还是大生所强调的那样，只是一个影响因素，不能归因于此而已？

我觉得，你得看，你是在跟谁聊这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生活在美国南方，身边全是什么“灵恩派”“福音派”的保守基督教徒，基督教氛围已经浓的化不开了。那我是赞同应该多强调一点科学有别于基督教文明的特异性的。

因为神学毕竟只是科学的母亲，母亲不应该因为女儿出落的聪慧美丽，就成天贪天功为己有。更不应该像中世纪教会一样，觉得既然我生了你，所以我就高于你，我要指导你。

可是，如果我们在当代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像丛日云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更强调一点基督教文明与科学之间的延续性、继承关系，是没错的。

因为如前所述，在近代基督教文明哲学和科学一起涌入之前，我们还生活在相信万物有灵、董仲舒天人感应、泛灵论的那个世界观里。基督教文明为科学诞生所做的数百年的准备，比如逻辑学、比如哲学、如何认知人与自然关系、如何在大学里辩论、如何写论文、如何宽容不同意见，以及为什么而求知……这些我们都是没做过的。

我们入场时就赶上了科学进入“青春期”，科学开始嘲笑和抛弃它所脱胎的那个宗教。于是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浅薄的狂妄，觉得中世纪的欧洲人蠢的愚不可及，误入了宗教这个深坑，到了近代才走了狗屎运，意外抓住了科学革命。

于是这就会让我们产生许多“伪问题”，比如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四大发明都是咱搞的，我们中古时代科技牛的不得了，为什么近代落后？

而这个思维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西方伪史论”——永乐大典发明了一切，然后被可恶的洋人传教士一项一项偷到了欧洲去，弄得我们近代这么屈辱。

这种荒谬的错误，就是我们对基督教文明的误认与浅薄造成的。科学的确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教，就像女儿也并不属于自己的母亲一样。但是，看到人家母女俩有了一点家庭争吵，就怀疑人家的母女关系，甚至妄想那女儿是自己生的，邻居家那个母亲偷了自己女儿，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当下的社会氛围，太多人患上的癔症。

我想这应该是丛日云教授提那个观点的本意——不是劝人信教，而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应该从西方思想史上补的课，还有很多……远远早于它那光芒万丈的爆发期。

而我的这篇长文，如果您读完，有此所得，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