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植麟放弃了在美国发展事业的机会，回国创立了月之暗面，其推出的开放权重模型令全球市场为之一震。

中国许多最顶尖的计算机工程专业学生赴美求学深造后往往会留下来，他们或在知名学府任教，或在大大小小的公司担任高管，从而塑造着美国的科技文化。

杨植麟却选择了回国。

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博士生导师、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鲁斯兰·萨拉赫丁诺夫(Ruslan Salakhutdinov)当时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

“如果换作是我，我不会作出这种选择，”萨拉赫丁诺夫说。萨拉赫丁诺夫很清楚苹果公司(Apple)当时正想将杨植麟招致麾下。“他当时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换作是我，绝不会离开。”

如今，杨植麟的豪赌正开始获得回报。这位33岁的年轻人现在是中国顶尖AI实验室之一月之暗面(Moonshot 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他的初创公司在最新一轮私募融资中估值达到500亿美元，并已向香港交易所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月之暗面的Kimi系列模型已在全球软件工程师群体中广为人知，而这些重度用户正是推动这场AI热潮的主力军。

       月之暗面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广其Kimi K3 AI模型。图片来源：Go Nakamura/Reuters

杨植麟正为自己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初创公司注入西方色彩。月之暗面成立于2023年初，公司中文名称的灵感来自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一张专辑，杨植麟正是该乐队的超级粉丝。月之暗面摒弃了头衔和等级制度，这在中国公司中相对少见，而杨植麟认为这是消除繁文缛节的关键。“直接沟通”是他的个人座右铭。

“我想，我们许多在美国读过研究生的人都会认同这种开放、反抗等级和权威的态度，”美国科技公司Uniphore的高管齐鹏说。齐鹏当年赴美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在Meta Platforms与同为实习生的杨植麟共同参与过研究项目。

月之暗面有大约300名员工，他们有时会穿着拖鞋在办公室里走动，公司会议室则以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金属乐队(Metallica)、皇后乐队(Queen)、王子(Prince)和鲍勃·迪伦(Bob Dylan)等乐队和音乐家命名。办公室的一面展示墙上还挂着一件皮夹克和一双黑色牛仔靴。

中国对硅谷做派的效仿，正是两地引人瞩目的文化交流的一环。在OpenAI、Meta等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里，构建AI系统的一小群核心员工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人士的身影。他们精通模型训练、机器学习与工程技术，是全球最受追捧的AI人才。

而与此同时，一些在竞相打造下一代万亿美元级公司的美国初创企业也开始推行“996”工作制。这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六天的高强度工作模式。

杨植麟将西方文化融入中国初创公司的做法正在奏效。今年7月，杨植麟的月之暗面发布了旗舰模型的最新版本Kimi K3。一些AI研究人员称，该模型的性能几乎可与美国本土模型比肩，而成本仅为后者的一小部分。

Kimi代表了一批采用“开放权重”(open-weight)的中国实验室模型。这意味着，与Anthropic和OpenAI推出的闭源模型相比，它们通常成本更低，且允许进行更高程度的定制。

此类模型日益受到青睐，颠覆了AI领域的竞争格局。Anthropic和OpenAI正准备最早于今年秋季上市，而这些中国模型的崛起已对这两家公司庞大的估值构成了威胁。一些高管和政府官员已建议封禁这类中国开放模型。他们指出，这些模型之所以能实现飞跃式进展，靠的是一种名为“蒸馏”(distillation)的手段，即利用美国先进AI模型生成的大量输出来训练自己的模型。

杨植麟和月之暗面不予置评。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让记者参考杨植麟近年来在中国媒体上发表的言论。

“风云人物”

杨植麟出生于中国南方省份广东，17岁时开始接受高强度的编程训练，并参加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他后来入读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该校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也是许多赴美发展的顶尖中国AI研究人员职业生涯的重要跳板。

本科期间，他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在队内担任鼓手和词曲创作。该乐队保留至今的旧网站显示，乐队名为Splay，得名于计算机科学中一种数据结构的术语“伸展树”(splay tree)。

杨植麟在北京举行的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图片来源：Imago/ZUMA PRESS

在清华期间，杨植麟师从学术成果丰硕的唐杰教授。唐杰后来创立了中国顶尖AI实验室智谱(Z.AI)，如今正是月之暗面的竞争对手。

两人合著了多篇被广泛引用的机器学习研究论文，并在著名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教授、曾与萨拉赫丁诺夫共同指导杨植麟的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表示，这对于一名本科生来说极不寻常。

“他当时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科恩说。他回忆起杨植麟作为准新生参观卡内基梅隆大学时两人见面的情景。“他就像是来自中国最顶尖学府的风云人物，无论谁能招到他，都显然是捡到宝了。”

杨植麟于2015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由于是本科直博，他比其他博士生都要年轻。但科恩和萨拉赫丁诺夫都表示，杨植麟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被手把手地指导，而是能够迅速敲定自己的项目和研究思路。

当时同在读博的布万·丁格拉(Bhuwan Dhingra)记得杨植麟为人友好但内向。虽然他对杨植麟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但常常为其才智所折服。

“有些问题别人要花几周时间去钻研，还常常找不到答案，”目前在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任教的丁格拉说。“但植麟几乎不假思索就能解决。他会直接走到黑板前写下解题方案。我至今仍常常想起那一幕。”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求学快结束时，杨植麟曾在谷歌大脑(Google Brain)实习，那是谷歌开创性的AI深度学习研究团队。

2019年，杨植麟与谷歌大脑创始成员黎曰国(Quoc V. Le)合著了两篇关于机器学习的研究论文，如今被引用超过2万次。“博士生能发表这种级别的论文实属罕见，”萨拉赫丁诺夫说。

萨拉赫丁诺夫称杨植麟是他遇到过的最顶尖的学生之一。他指导过的其他学生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人工智能企业xAI的联合创始人吉米·巴(Jimmy Ba)，以及Mistral AI和Thinking Machines Lab的创始团队成员德文德拉·查普洛特(Devendra Chaplot)。

在博士毕业前的职业规划讨论中，杨植麟曾向科恩和萨拉赫丁诺夫明确表示，自己已下定决心回中国创办一家公司。这让两位导师都感到意外，尤其是萨拉赫丁诺夫。

在萨拉赫丁诺夫带过的所有中国籍学生中，只有两人选择回国，杨植麟是其中之一。“他甚至没有正经找过工作，”萨拉赫丁诺夫说。

但对丁格拉来说，杨植麟的决定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丁格拉回忆起曾与杨植麟谈论他在谷歌实习期间发表的研究论文。“他当时告诉我，只要有人提供资金和算力，他就有把握能做出比OpenAI和谷歌所有模型都更出色的东西，”丁格拉说。“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