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贷款平台在过去几年快速成长，自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局势低迷，缺乏发展动力，百姓消费降级，甚至需要靠借贷维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借贷平台蓬勃发展。随着北京收紧监管，这些中国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印度。

　　印度拥有约14.8亿人口，将近9亿网络用户，但银行金融覆盖率不到50％，信用卡渗透率甚至不到5％，这样广阔的市场被视为是尚未开辟的“网贷圣地”。除此之外，印度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贷款年利率的上限，并允许人工审核等手续费的存在，因此，贷方可以透过提高前期费用的方式变相抬高利率。

　　根据AppsFlyer数据显示，2020年亚太地区贷款应用程式安装量最大的国家正是印度，带着已经成熟的演算模型和对巨额利润的憧憬，中国网贷企业大举前进印度，然而，前景却不如中企所想的一样光明。

　　网贷企业带着一套经过中国本土市场反复验证的技术系统，大数据风险管理模型可以透过消费纪录、社交关系和行为轨迹对借款人进行精准评估，人脸辨识和活体检测技术能够防范身分诈欺。这套系统在中国借贷市场运行多年，支撑起一个规模数千亿人民币的产业。但前进印度后，市场的实际情况却使这套系统失效。

　　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初，印度至少超过4亿人口“完全没有信用纪录”，尽管印度政府推动金融普惠政策（Jan Dhan Yojana），鼓励民众开立银行帐户，零元也能开户，但年轻族群和农村地区的信用渗透率仍相对低。

　　这代表着大数据风险管理模型失去了运算的基本资料，没有历史还款纪录、没有银行纪录、也没有消费数据，即使有完善的模型，缺乏供运算的资料，就无法输出有效的判断。

　　身分认证的部份也同样出现问题，印度身分证件体系的混乱程度超出程度，伪造证件和冒用身分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有业者称，曾经出现用户使用动物照片通过平台审核的案例。从最基础的身分真实性都无法确认，这让后续所有风险管理措施都失去了意义。

　　坏帐率飙升到80％以上

　　中媒也点出，印度和中国存在社会观念的差异。在印度市场，从外国科技公司获得的线上贷款被视为是“额外收入”，而非必须履行的债务，面对网贷平台发出的逾期提醒和信用警告，多数用户难产生心理压力。据报道，整体坏帐率飙升到80％以上。

　　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还有上千种地方方言，作为外国的企业，即使准备好英语和印地语话术，面对坦米尔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等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时，仍难以沟通，进一步加剧催债的困难。

　　若是想要透过法律途径追讨，也是不现实的选项，在印度，相关案件立案到开庭通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诉讼成本高昂，而每一笔案件的金额相对小，对于追求快速周转的贷款业务来说，并不是可行的选择。

（欧新社资料照）

　　中国“撸货导师”按比例分赃

　　印度当地也形成了一个“反收割”产业链，一些熟知中国网贷营运规则与漏洞的人士，开始在海外充当“撸货导师”，中国的“撸货”一词指的是透过虚构的资讯、多头借贷等手段骗取网贷，并逃避还款的行为，这些导师包括了解中国模式的当地业者，还有部份居住在印度的华人。

　　这些人透过Telegram、WhatsApp等社交媒体建立群组，系统化地培训学员要如何伪造申请资料、绕过平台风险管理、进行多头借贷。这些导师提供的操作手册极其详细，指导学员在资金到帐后立刻卸载应用程式、更换手机号码，实现“完美逃债”。

　　据报道，产业链分工很明确，上家提供技术指导和资讯支持，下家执行具体借款操作，成功逃债后，双方按比例分赃。更老练的做法是，这些团体主动向印度监管机构检举相关网贷平台存在违规行为，借由监管之手，为自身争取时间和操作空间。

　　印度政府介入管理中国业者黯然退出

　　随着网络借贷引发的数据隐私、高利率陷阱等问题在印度国内引发广泛关注，印度当局也开始收紧监管措施。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借贷相关的资料必须储存在印度境内的伺服器，这对于严重依赖跨境资料传输进行风险管理分析的中企构成直接打击。

　　新规也要求借款人和受监管实体之间的资金直接流动，披露详细的年利率，并将违约损失和担保限制在贷款组合的5％，这些规定瓦解了透过高额手续费和隐蔽的收费维持高收益的盈利模式。在这之前，中国平台名义上的低利率贷款，实际上透过服务费、处理费和保险费层层叠加，新规则要求透明披露实际利率，让这类操作的空间被彻底清除。

　　对于中资平台而言，面临两难抉择，必须斥巨资在当地取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牌照，成为受监管的实体，或是与本来就持有牌照的机构绑定，并接受严格监督。印度提出《禁止无监管借贷活动法案》后，大批中资平台选择关闭业务，彻底退出印度市场。根据产业预估，中国资本在印度数位借贷市场的损失规模达数十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