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作者迈克尔 ·B·G· 弗罗曼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 他曾于 2013 年至 2017 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于 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主管国际经济事务）。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

近年来，围绕中国产能过剩的批评从未停歇 。 北京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出口 、 扩大贸易顺差，已经冲击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重振制造业的目标，也冲击非洲 、 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愿望 。

现在，问题正在演变成一种性质不同 、 也更加危险的局面：全球消化中国产能过剩的能力正逼近极限 。

一旦越过这一临界点，世界可能在各国政府尤其缺乏能力应对冲击的时刻陷入全球经济危机 。

过去二十年，中国积累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顺差 。2025 年，这一数字接近 1.2 万亿美元，增速达到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三倍 。 从战略上看，这种模式有利于中国，短期内也有助于压低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胀，但无论从政治还是结构上看都难以持续，正在给整个全球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而外界对这种风险的重视仍然不足 。

过去几十年，中国能够走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

其他国家愿意接受低成本制成品，以换取高效供应链和更高的消费者福利 。 但现在，这种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 面对中国进口商品大量涌入带来的去工业化和关键领域依赖，各国政治上愿意继续承受这种代价的空间有限，而且正在迅速缩小 。

随着这种趋势延续，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升温，中国制造商进入海外市场的空间会被压缩，进而打断北京 2020 年提出的 “ 双循环 ” 战略 。 这个战略一方面强调国内经济自给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继续参与国际市场 。

但问题远不止政治反弹，更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

中国经济规模还小得多时，只要全球需求足够强劲，以全球经济整体增速两三倍的速度推动出口增长仍有可能，因为世界市场有能力吸收这些出口 。 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大得多，如果继续沿着同样的轨道走下去，最终一定会遇到客户不足的问题 。

简单说，北京已经长大到现有经济模式无法继续支撑的程度 。

一旦中国这台出口机器停转，最痛苦的首先会是中国自身 。 但中国经济如果明显放缓，冲击会传遍全球，尤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不仅包括亚太地区，也包括世界其他与中国经济深度交织的国家 。

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不过在所有经济体中，美国会是唯一同时具备足够经济实力和制度能力 、 能够稳定全球经济的国家 。

避免这一高成本连锁反应，最可靠的办法是提前 、 渐进地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 。 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中国走向更可持续增长的最佳路径，也是美国多年来不断主张的方向 。 过去，这只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现在已经变成必要条件 。

绝对劣势

根据联合国（UN）2024 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约占全球工业产出的 30%，到 2030 年预计将升至 45%。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美国经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工业力量如此高度集中的情况 。

若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衡量，中国目前的制成品贸易顺差，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任何时期顺差的总和 。

如此庞大的制造业顺差，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政策长期推动的产物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份额增长中，有 60% 来自政府补贴 。

最重要的补贴或许并不总是以直接形式出现，而是制造企业能够进入北京主导的金融体系 。 这个体系把巨额信贷导向重点行业，使中国企业在扩张时，不像海外同行那样受到利润和资本回报的同等约束 。

结果形成了一场自我伤害式的价格竞赛 。 企业把售价压到成本以下，接受极低甚至负利润率，同时继续扩建产能，只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 中国工业企业中接近 30% 处于亏损状态，而新冠疫情前这一比例约为 20%。

在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中，亏损比例最高达到 34%。 这些行业大多属于习近平推动的 “ 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域，这一战略希望中国在先进产业中提高自主能力 。

地方政府并没有让经营失败的企业退出市场，而是为了保住就业和税收继续扶持亏损企业；国有银行则为已经缺乏偿债能力的借款人不断展期债务 。

与此同时，人民币长期处于被低估状态，使出口商品价格更低 。 两者迭加后，中国企业的报价最多可以比其他国家的同行低 30%。

价格战和产能过剩不仅伤害海外竞争者，也反过来伤害中国国内经济 。 中文用 “ 内卷 ” 来形容这种现象，也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投入越来越多，但回报越来越少，最后被推到生存边缘 。 企业继续增加投资 、 扩大生产 、 扩大出口，却只能以更低价格 、 甚至负利润率销售；地方政府又不断提供补贴，因为自身财政状况也依赖工厂继续运转 。

最终形成了一台停不下来 、 也不敢减速的工业机器，但由于需求存在上限，这台机器同样不可能永远这样运转 。

危机并非不可避免 。

中国经济仍有韧性，至少从公开政策信号看，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问题，也表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 。 中国共产党（CCP）在 2025 年启动 “ 反内卷 ” 行动，2026 年至 2030 年的 “ 十五五 ” 规划也提出促进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 。

中共还采取了一些有限措施，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希望降低家庭把钱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的动力 。

但中国领导层仍不愿作出最重要的改变，也就是从根本上把增长战略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 。

整体而言，北京仍在压低国内消费占经济活动的比重，希望无论是战略产业还是低附加值行业，都尽可能扩大工业产出 。

经济学家黄亚生把这种模式称为 “ 绝对优势 ” 经济 。 中国在人工智能 、 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同时又在纺织 、 服装和廉价家居用品等制造业领域，与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竞争 。

历史上几乎没有类似先例，也违背多数国家遵循的比较优势基本经济逻辑 。 即使韩国和台湾等曾采用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经济体，也会随着国内工资上涨而逐步退出低附加值制造业 。

北京之所以不愿改变方向，是因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既是一套经济大战略，也是一个政治工程 。“ 双循环 ” 利用了中国在规模化制造 、 能源 、 基础设施 、 劳动力和工程能力方面的优势，也体现习近平根深蒂固的观念 。

他在 2020 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虽然必须 “ 加快数字经济建设 ”，但 “ 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类制造业都不能丢 ”。

经济学家刘宗媛曾在 《 外交事务 》 撰文写道：“ 在党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干扰，会把资源从中国最核心的经济力量，也就是工业基础上转移出去 。”

重组经济带来的政治难题，并不只是习近平偏爱工业这么简单 。 要真正实现再平衡，北京必须重建各省和各级城市赖以运作的财政模式，接受地方政府收入随之大幅下降，还要承受大规模裁员 。

过去二十年，各级官员和机构都习惯围绕现有增长目标配置资源，要转向完全不同的经济目标，就必须重新设计激励机制 。

地方官员能否升迁，与是否完成增长目标紧密相关，不论这些增长能不能长期维持 。 为了完成目标并筹措地方支出，他们出售土地，把收入投入有补贴的工厂用地和工业园区，再通过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调动信贷，然后继续建设更多工厂 。

由于省级和地方政府长期存在财政赤字，又缺少其他能够大规模增加收入的来源，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循环便不断延续 。 中国国内对这一问题和解决办法并不陌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向更加依靠消费的经济模式 。 问题在于，知道答案并不等于容易做到 。

危险信号

就在北京讨论是否要接受避免灾难所需的改革时，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先设法减缓中国出口商品流入 。 类似政策可能突然关闭中国进入大批海外市场的通道，加快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失效，并提高全球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

本世纪头十年，富裕国家尚能接受低利润制造业流向中国企业 。 但北京近年大举进入高附加值制造业，已经直接威胁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战略 。 即使在传统上最拥护自由贸易的经济体中，这也可能引发新一轮保护主义 。

德国就是典型例子 。 这个国家长期支持对华贸易，也长期从中获益 。

荣鼎集团数据显示，2025 年德国对华货物出口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比 2024 年下降 9.3%，比 2022 年高点下降 23%。 与此同时，反方向的贸易却在增加 。2025 年第二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 2241 个产品类别同比至少增长 10%，其中包括化工产品和汽车制造相关产品 。 这些类别合计占德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 60% 以上 。

汽车行业受到的挤压最严重 。 德国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份额却持续上升 。2022 年至 2025 年，德国对华汽车出口减少 66%，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则增长一倍以上，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 。

结果是，德国汽车业现在的裁员规模，已经超过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冠疫情时期，迫使德国和欧洲工商团体要求实行前所未有的严格本地含量规定 。

德国金属与电气工业雇主协会在 2025 年 12 月表示，德国最大的金属和电气工程产业每月正在流失近 1 万个就业岗位 。

大众汽车目前甚至在考虑裁减最多 10 万个岗位，接近员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并停止德国四座工厂的生产 。 宝马和梅赛德斯 - 奔驰也在推进大规模重组 。

《 金融时报 》 采访的分析师认为，德国汽车业正在 “ 以一种持久 、 永久的方式收缩 ”。

这场由中国竞争带来的冲击，已经迫使德国总理府考虑过去难以想象的政策，也就是支持欧洲联盟（EU）研究一种类似美国 “301 条款 ” 关税的机制，让欧盟可以通过加征关税应对中国出口过剩，同时推动人民币升值 。

所有这些变化也会产生政治后果 。 中国问题专家丹尼尔 · 罗森形容，德国正在经历一种 “ 德国版 《 乡下人的悲歌 》”，也就是一个与德国国家认同紧密相连的产业正在被摧毁 。

至少在公开立场上，欧盟长期以来比美国更强调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并把这视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在多年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之后，欧盟现在虽然迟缓而且不情愿，却正在跟随华盛顿，对中国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 。

2024 年 10 月，欧洲委员会完成对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补贴的调查后，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35.3% 的反补贴税 。 今年 3 月，欧洲委员会提出 《 工业加速器法案 》，计划设置 “ 欧盟制造 ” 的本地含量要求，并要求涉及关键行业的交易进行技术转让 。 欧盟还在考虑覆盖整个区域的更普遍供应链规则，其中包括要求欧洲企业在关键行业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至少保留三个供应来源 。

中国面对的挑战并不限于美国和欧洲 。2025 年，中国表现出愿意把在关键矿产加工和磁体等相关产品制造中的主导地位变成经济施压工具，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协调反应 。

川普政府召集成立新的 “ 资源地缘战略合作论坛 ”，得到数十个国家支持，目标是迅速扩大公共和私人投资，建设 “ 不含中国环节 ” 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

对北京来说，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加棘手的局面：一些国家组成合作联盟，共同限制中国商品进入全球市场，并迫使北京按照外部设定的时间表推进经济再平衡 。

在电信 、 电动汽车和无人机等多个敏感行业，这类小型联盟实际上已经形成，并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

主要进口经济体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关税 、 本地含量规定和国家安全排除措施 。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不论是通过协调行动，还是各国单方面措施不断迭加，中国都可能突然遭遇持续性的外部需求缺口 。

世界不够大

如果说中国贸易伙伴国内的贸易政治给北京的经济模式带来一重挑战，那么算术规律带来的挑战同样严峻 。

2026 年前两个月，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超过 20%。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只会增长 3.1%。

这种趋势无法持续 。 无论看关键行业还是整体规模，全球需求增长速度都不足以长期吸收以目前速度扩张的中国出口 。

最终，中国新建工厂能找到的市场会像房地产市场一样逐渐枯竭 。 中国贸易顺差甚至可能因为规模过大而自行崩塌 。

当前最严重的扭曲，集中在北京认定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 。 中国工厂目前每年大约可以生产 1200 吉瓦的太阳能设备，接近去年全球实际新增安装量的两倍 。

2025 年上半年，中国用于制造太阳能板的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同比增长 73%，平均单价却同比下降约 25%。

对于希望推动能源转型的国家来说，大量而廉价的太阳能板或许是好事，但对那些希望在清洁能源产品制造中保留一席之地的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 。

电动汽车领域的问题更加突出 。2025 年，中国汽车出口额增长 21%，达到 1420 亿美元；锂离子电池出口额达到 770 亿美元 。

经济学家布拉德 · 塞策估计，为了支撑如此惊人的增长，中国已经形成每年生产约 2500 万辆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能力，而中国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却停滞在每年约 1200 万辆 。

与此同时，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计也只会增长到 2300 万辆 。 中国目前全部汽车年产能约为 5500 万辆，包括电动汽车和内燃机汽车，约相当于全球约 9000 万辆汽车市场的 60%。

中国还在继续大规模投资新增汽车产能，扩张速度超过全球汽车需求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可能继续提高 。 迟早有一天，世界上可能真的找不到足够买家来购买中国生产的所有汽车 。

此前为建设这些过剩工厂而出现的资本开支热潮一旦结束，再加上海外市场逐渐耗尽，就会形成危机条件 。 而代价不会只由中国承担，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会受到冲击 。

走到尽头？

北京很可能会动用一切手段，让出口继续增长，让 “ 双循环 ” 继续运转 。

人民币可能进一步贬值；重点行业补贴可能继续扩大，而这些行业已经吸收了数万亿规模的资金；中国也可能进一步进入目前尚未取得主导地位的新一批产业，包括商用飞机和人工智能硬件 。

如果贸易伙伴进一步阻挡中国出口，北京也可能使用经济胁迫工具，例如限制其他国家获得经过精炼加工的关键矿产，以迫使对方继续开放市场 。

中国制成品贸易顺差占全球 GDP 的比重目前已经接近 2%，未来甚至可能继续明显上升 。 但世界不太可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 。

中国过去也经历过外部需求崩塌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最初的复苏阶段，迈克尔 · 佩蒂斯 、 尼古拉斯 · 拉迪等经济学家曾敦促北京加快兑现长期以来提高家庭消费的目标 。

北京当时选择了另一条路，推出约 5860 亿美元刺激计划，相当于 2008 年中国 GDP 的约 12%，资金几乎全部流向基础设施和建筑业 。 投资刺激之所以奏效，很大程度上因为当时人口因素仍然有利于中国 。 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城市化持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也仍在增长 。

但这些有利因素后来全部逆转 。 大规模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经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5 年见顶，总人口则从 2022 年开始下降 。

2021 年，中国规模膨胀的房地产行业开始急剧下滑后，北京再次把问题往后推，转而把产业政策集中到高附加值制造业，包括电动汽车 、 电池 、 太阳能组件和半导体，以这种方式推动经济再平衡 。

塞策的跟踪数据显示，到 2024 年，中国出口量增速已经比全球贸易快 10 个百分点以上 。2025 年，净出口贡献了大约 30% 的 GDP 增长 。

但如果最近这一轮出口激增进入平台期，甚至开始回落，中国可能真的会走到现有模式的尽头 。 很难再找到一个产业，能够贡献中国 GDP 增长的 30%。

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漫长低迷，可能持续一代人的大部分时间 。 基础设施领域已经无法继续靠在三线城市修建更多并无必要的高速铁路来支撑增长 。 制造业产能早已足以满足国内需求 。 多数经济体通常依靠服务业吸收从工业部门转出的劳动力，但中国服务业仍然相对薄弱，因为家庭消费占比过低，不足以支撑更大的服务业 。

中国仍有发展空间的产业，例如商用飞机和人工智能硬件，规模又太小，无法填补这个缺口 。

下一次中国冲击

如果中国经济体系遭遇冲击，后果可能沿着失衡严重的经济结构迅速扩散 。 已经处在微薄利润率下经营的企业可能大批倒闭，国有银行也可能被迫确认多年为 “ 僵尸企业 ” 续命所积累的损失 。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出现连锁违约 。 土地销售和工业活动大幅下降后，地方财政收入可能随之坍塌 。 沿海制造业省份的失业问题如果明显恶化，也可能激起对北京的不满，这是北京几十年来没有面对过的局面 。

北京可能仍会把刺激政策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但 2026 年的情况不同于 2008 年 。 新的刺激资金进入的将是一个受到多重约束的经济体，而不是一个仍在快速扩张的经济体 。

中共可能被迫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推动再平衡，同时面对产出下降 、 债务负担上升和执政合法性承压 。

中国甚至可能经历一个版本的 “ 日本失去的十年 ”，而且情况更糟 。1991 年日本进入长期停滞时，仍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 按购买力调整后，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相近 。 今天中国相对贫穷得多 。

按购买力调整后，中国人均收入大约只有日本的一半 、 美国的三分之一 。 中国的人口前景也比当年的日本更差，同时缺少日本后来能够逐步恢复所依赖的制度基础设施 。

这种冲击的经济影响会遍及全球 。 中国对全球出口商品的需求如果急剧下降，尤其是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需求下降，会迅速传导到大型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 。 许多把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会尤其脆弱 。

2012 年至 2015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铜价下跌超过 40%，油价下跌超过 60%，铁矿石价格下跌超过 70%。 大宗商品价格急跌使资源密集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GDP 增速明显下降，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速从 2013 年的 5.3% 降至 2016 年的 1.3%，创二十多年来最低水平 。

若中国出现全面出口冲击，后果会严重得多 。

澳大利亚 、 巴西和智利各有 25% 至 40% 的出口流向中国；安哥拉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蒙古和刚果共和国对华出口占各自出口总额的 45% 至 90%。 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否维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需求会长期存在这一前提上 。 还有更多国家以不同程度依赖中国需求 。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也可能收缩，使局势雪上加霜 。

虽然北京通过 “ 一带一路 ” 倡议开展的全球贷款已经低于 2016 年高点，但中国仍远远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 。 如果北京被迫集中精力处理国内危机，巴基斯坦 、 厄瓜多尔 、 赞比亚等国可能出现新一轮主权债务重组和违约潮 。

从一些指标看，今天的全球经济状况比 2009 年好得多 。 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稳健，金融体系发现压力迹象的能力也更强 。

但从另一些方面看，情况反而更糟 。

2008 年危机爆发前，发达经济体平均公共债务约相当于 GDP 的 70%；如今已经接近 110%。 政府以超低成本借款的时代已经结束 。 公共债务利息负担越来越重，各国政府能够用来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少 。

如果最糟糕的情形真的出现，世界可能再次需要像 2008 年或 2020 年那样大规模启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互换额度，同时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 。

即便如此，也未必足以阻止一波主权违约，而且这些措施的效果可能不如 2008 年和 2020 年 。

出路

如果世界真的遭遇一场源自中国的危机，北京很可能无法主导全球应对 。 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表现出能力或兴趣去承担华盛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在重大危机中帮助引导全球经济走出困境 。

这种危机包括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来蔓延到俄罗斯和巴西，也包括 2008 年至 2012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爆发的欧元区危机 。

即使下一场危机来自中国，收拾残局的责任很可能仍像过去一样落到美国及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身上 。

在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部分时期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里，我担任美国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美国参加八国集团（G8）和二十国集团（G20）会议的峰会协调人 。 我亲眼看到政治领导人 、 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如何协调行动，把全球金融体系从可能陷入经济大萧条的边缘拉了回来 。

2009 年伦敦 G20 峰会上，中国同意不再进一步让人民币贬值 。 此前，为保护出口商，中国已经把人民币汇率人为压低近一年 。

要让北京作出这一决定，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施压才最终奏效 。

在那次峰会上，我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 、 英国首相戈登 · 布朗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统尼古拉 · 萨科齐聚在会场一角，敲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后几个细节 。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会出现同样的合作 。

自 2008 年以来，各国合作的制度 、 工具和习惯都明显弱化，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也下降 。politico 今年 2 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加拿大 、 法国 、 德国和英国受访者中，有 42% 至 57% 认同美国 “ 在危机中靠不住 ”。

现在显然不是爆发下一场危机的好时机 。

为了避免最灾难性的结果，中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共同设计一套提前 、 渐进的经济再平衡方案 。 这种协调方式可以借鉴 1985 年 《 广场协议 》 的精神 。 当时，法国 、 日本 、 美国 、 英国和西德达成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压低被严重高估的美元，并缩小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

今天，美国可以利用各国对中国经济挑战逐渐形成的共识，推动协调行动，要求中国作出可以核实的政策安排，包括推动人民币升值 、 实现经济再平衡并限制出口扩张 。

人民币可以分阶段升值，重点行业补贴可以逐步下降 。 北京还可以更有力度地改革户籍制度，让人口拥有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流动空间，同时建立更强的社会保障体系 。

中国的贸易伙伴则可以根据转型幅度逐步调整保护主义措施，并协调各自政策，使转型成本不会集中压在某一个经济体或某一个行业身上 。

中国早就知道，要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这些改革迟早都要做，只是长期选择回避 。 如果北京继续把问题往后拖，前面的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拖延和拒绝让美国积累了深刻而且可以理解的不满 。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 · 格里尔被问到，华盛顿是否还会继续把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作为美中贸易议程的核心内容 。

格里尔回答：“ 那到底有多大效果？…… 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一个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进行某种规模巨大的全面改革，而经济领域这些部分也包含在内 。”

川普政府转而把重点放在建立一个 “ 贸易委员会 ”，按照白宫的说法，用来管理双方 “ 非敏感商品 ” 的贸易，并就大豆 、 其他农产品 、 能源产品和飞机等商品谈判采购和销售协议 。

这些有限交易本身可能有一定好处，但几乎无法降低中国重商主义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更大风险，也无法缓解美中关系紧张背后的经济根源 。

华盛顿仍有能力影响北京未来的经济政策，但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组织一个愿意采取行动的国家联盟，对中国施加压力，同时为中国实现再平衡创造条件 。

如果能够实现这种结果，全球经济可能形成新的平衡 。 更重要的是，下一场重大世界经济危机或许可以被避免 。

最明显的机会是今年 12 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 。 这将是美国自 2009 年以来首次主办 G20 峰会 。 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希望让 G20“ 回归基本职能 ”。

从历史经验看，当 G20 专注于管理全球经济风险时，作用往往最明显 。 眼下的问题正需要这种专注 。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 · 贝森特今年 4 月表示：“ 缺乏可持续增长之后，全球失衡缓慢累积起来，这是最大的风险 。 世界承受不起一个拥有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 。”

贝森特的担忧有充分依据 。 美国应把中国经济失衡问题放在这次峰会的核心位置 。

这些工作都不会容易 。 但其他选择会糟糕得多 。 如果这种潜在危机成为现实，中国遭受的损失会大于美国 。

中国希望与华盛顿并肩而立，甚至取代美国，成为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这种努力会受到无法逆转的打击 。 北京过去几十年在中低收入国家经营的关系也会受损 。

但危机后果不会只伤害中国 。 冲击可能像 2008 至 2009 年那样蔓延整个全球经济，甚至达到此后从未出现过的程度 。 这才是真正的下一次 “ 中国冲击 ”，也理应成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 。

美国有机会把这个问题放到核心位置，而且这样做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