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观点：朱镕基改革的国家主义逻辑─强国家为何未能实现经济再整合？

中共政治局原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个人色彩的经济领导人之一，他长期被主流叙述塑造成一位“铁腕改革者”：整顿金融秩序、推进国企改革，并主导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谈判。2003年卸任总理之际，《南方周末》罕见地以整整24个版面为他立传，几近“盖棺论定”，确立他在改革史中的崇高地位。

“上海经验”的全国化：外向整合替代内向重构

朱镕基的经济思路，与其说是一种全新的战略选择，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他主政上海时期发展经验的制度性放大。

1980 年代后期，随著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进，国家计划体制持续弱化。作为传统工业基础雄厚的城市，上海众多产业如纺织业，在原材料供给与市场销售上，长期依赖全国统一体系的协调。然而，在地方分权不断深化、中央计划能力明显削弱的背景下，上海已难以通过既有计划渠道，稳定获得关键投入要素。

在这一体制约束下，作为上海主政者的朱镕基无法推动全国层面的制度重构，他的应对策略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理性：依托上海产品较强的出口竞争力，通过争取更高比例的外汇留成并鼓励出口，从国际市场解决要素供给与产业升级问题。这一做法在短期内缓解上海发展的资源瓶颈，但代价也同样清晰——它绕开而非修覆全国市场的协调机制，在客观上削弱了国内经济体系的整体整合。

随著朱镕基进入中央决策层，这一原本具有地方应急性质的“深度外向整合”路径，被提升并推广为全国性发展战略。这在本质上是对 1980年代末“沿海开放战略”的进一步放大。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早在 1992 年便指出，中国长期发展必须靠内需。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深度全球化路径本身就蕴含著明显的结构风险：持续强化外向型增长，不仅难以支撑内生发展，也必然在国际层面加剧对资源与市场的竞争，从而恶化自身的外部发展环境——这一判断，杨小凯等经济学家在1980 年代末已做出清晰预警。

1992 年，朱镕基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时，具备罕见的政治优势：既深得邓小平与陈云的双重信任，又以强悍果断、敢于担当著称。按理说，这种政治授权与个人权威的结合，本可用于推动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核心的内向整合路径——通过国家计划部门的“通产省化”统筹产业布局，使国内产业实现规模经济并提升整体竞争力，从而奠定中国特色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基础。

然而，朱镕基回避了“国内经济再整合”的关键选项，选择拥抱“深度全球化”路径。1992 年中美达成《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推进大规模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承诺取消既有的进口替代措施，不再以进口替代作为产业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以市场换技术逐渐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和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政策思路。

在这一战略取向下，内向整合的自主发展思路被持续搁置，以至于尽管 1993年至1994 年分税制改革实现了财政集权，使国家能力显著提升，但“经济巴尔干化”的格局没有改观：地方政府依然是投资决策与产业布局的事实主体，各地围绕招商引资展开无序竞争，使国内产业长期陷于“规模不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对于后发大国而言，统一且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才是产业升级与技术赶超的根本制度基础。“上海经验”的全国化，表明朱镕基在关键发展战略选择上，实质性放弃了经济民族主义取向。他以国家主义方式有系统地引入并施行华盛顿共识的若干政策主张——通过推动中小国企私有化，以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使中国偏离自主发展的现代化路径，并在结构上逐步固化为一种依附发展模式。

入世：功过未定

1996年2月9日，时任德国总理柯尔（右）在波昂会见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美联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长期被视为朱镕基最重要的改革成就之一。其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也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事实支持。然而，若回到 1990 年代末的具体历史情境，这一结论仍有必要重新审视。

事实上，至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难以为继的结构性困境。这种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源自市场过度开放与权贵私有化共同作用所累积的制度后果。外部冲击削弱了国企的生存空间，而国企衰败又反过来为私有化提供了现实与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两者相互强化，进一步削弱了内需基础。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扩大内需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但这一认识并未转化为对既有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反思。相反，住房、教育与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削弱原有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内需扩张所需的政策空间，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对出口与外资的依赖。

在经济下行压力与政权合法性约束的双重作用下，通过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以吸引外资，逐渐成为恢覆增长势头的现实选项。正是在这种高度刚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加入世贸组织变得异常急迫。

为尽快实现入世目标，中国接受了一系列明显超出一般发展中国家义务水平的承诺，包括接受在反倾销调查中适用“非市场经济”方法的特殊安排，以及承诺不对外资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超出既有多边贸易规则的要求。这些让步的确加快了入世进程，但在制度层面留下尾大不掉的后果——导致中国在后续市场准入谈判中陷于结构性被动，由此强化中国依附发展的路径依赖。

走出朱镕基神话

无疑，朱镕基是一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但作为后发国家的经济领导人，他并非朴正熙和蒋经国那样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他所主导的改革，未能使中国成为另一个以自主发展为取向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中国入世后在特定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实现的高速增长，是特定历史窗口下的阶段性成果；而“九一一”之后，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客观上延长了这一窗口。这种国际政治偶然性意味著，这一增长模式既不可持续，也难以覆制。如今，这一历史窗口已经关闭。

当下中国重新强调扩大内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其说是对朱镕基改革遗产的继承，不如说是对既有发展路径的一次必要反思与制度性修正。朱镕基的离世，也意味著一代改革者真正成为历史人物。此时重新审视他的改革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或许比继续争论个人功过更有意义。

走出“朱镕基神话”，不是要否定改革本身，而是重新厘清国家、市场与发展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未来的自主发展奠定更为稳固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旅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本文原刊《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