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82岁的哈耶克坐在圣地亚哥《信使报》记者勒内·萨拉斯面前，说出了一句让左右两派同样不安的话：作为长期制度，他完全反对独裁；但他说：我偏好一个自由主义独裁者，而不是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

　　这句话被反复引用，但常被误解。左派把它当作哈耶克支持独裁的铁证。部分右派同情者解释为80岁老人的偶发失言或晚年昏聩。哈耶克当然没有失言，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间某种特殊的张力。

　　最近斗胆和吴薇一起做吴国光老师节目的评述，我总结了“十大命题”，是因为吴国光老师的思想框架对于理解现在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其第一命题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脱嵌是这场全球危机的由来。这个分析非常有意义，至少可以响应以下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危机，有个过于简单的“去工业化”导致产业工人民粹化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否有更深的政治学经济学意涵？

　　这轮全球保护主义回潮，以及中国遭遇现实经济困境，是一种模式问题，还是周期与时运的问题？

　　有一种简单的制度决定论解释，中共的独裁制度从道德上就应该失败，然后从各种蛛丝马迹上找到其失败的论证。当然反过来也有为中共制度辩护的同样简单的版本。但如果沿着吴国光老师的视野出发，我们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做更复杂的分辨，这个“民主自由资本主义”vs“独裁国家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可能可以找到新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这里回到哈耶克，自由主义独裁和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个真问题。哈耶克在1979年《泰晤士报》的访谈给出了非常直白的答案。他说：你可以有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但你不能有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市场在前，民主在后。

　　这就能理解他在不同情境下对于经济和民主看似矛盾的立场。当国家代表民主多数、工会、福利联盟和再分配时，它就是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警告的那条路——通向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当国家保护产权、限制再分配、压制劳工、隔离政策免受选举周期冲击时，它就是自由的守夜人。这才是新自由主义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市场 vs 国家”——这是被反复传诵却抓错重心的二元对立，也是很多人对中国的基本认识，认为中国政府一定剿杀市场和企业。但这里的问题是不管国家是民主或独裁，国家在维持什么？

　　智利1980年宪法，在哈耶克和皮诺切特之下，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选举系统和军人干政远谈不上民主，其复杂的修宪机制更是为了锁定宪法中要保护的东西——自由主义经济。包括私有养老金体系、教育市场化、矿业产权私有化、劳动法反工会、限制罢工权、限制再分配。

　　导致即使1990 年皮诺切特下台，智利回归形式民主。中左联盟长期掌权，数次推动修宪，包括最近的一次终于进入修宪程序却依然失败，经济模型维持不动。

　　所以智利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市场可以在威权下存活——这早就被新加坡、韩国、台湾分别证明，而且路径各不相同。智利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秩序可以通过独裁国家以其强力锁定。就算民主化了也无法改变，智利国家不是维持政治秩序，而是优先维持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即便其已经与劳工阶层选民对立。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复杂，而世界的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张力

　　哈耶克的问题揭示出一个重要的张力，也是吴国光老师论述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的动力根源。很多人一直依赖的常识性主张——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相辅相成，这是真的吗？

　　西方思想史从来就有两条互不相容的脉络。1975年，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梳理出第一个视角：从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到清教英格兰再到美国革命，有一条“公民人文主义”的传承。在这一传统中，商业、信贷、雇佣军、宫廷网络都被视为腐蚀公民独立性的具体机制。波考克花了大量篇幅讨论18世纪英美关于”公共信贷”的辩论——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人之所以反对国债，不是因为不懂金融，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把公民的政治判断绑在投资收益上，分权共和国会走向腐败、走向德性丧失。在这个视野上，商业通过侵蚀公民德行，颠覆共和社会，大家都听过这个主张的一个简化片段——商人无国籍。

　　但1977年，赫希曼出版《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前的政治论证》，梳理出第二个。在赫希曼笔下，17–18世纪的孟德斯鸠、斯图亚特、休谟、亚当·斯密用了一整代人发展出“温柔商业”的论证：商业活动会让”对收益的爱”压过”对快乐的爱”，于是会驯服暴烈激情——战争、宗教狂热、君主任性。孟德斯鸠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写得很直白——凡商业之处人变得温和，凡人温和之处则有商业。斯图亚特把现代经济比作精密时钟，称它是”对暴政愚蠢最有效的缰绳”。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角色，是用“无害的”利益压抑“破坏性的”政治激情，这一视角在2021年习近平一夜歼灭教培行业中也非常明显。

　　两本书的出版只隔两年，两位顶级思想史家几乎同时从相反方向切入”商业-政治”关系，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但为何我们现在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呢？是因为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叙事、撒切尔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同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上：市场、个人自由、代议民主是一组互相支撑的孪生兄弟。这就是“捆绑叙事”。但这仅仅是一种叙事的成功，而不是事实。

　　捆绑叙事在1970年代就开始出现裂缝。30年后，2004年，克劳奇出版《后民主》给出第一个系统化的当代诊断：民主形式仍在——选举照常举行、议会照常立法、法治照常运作——但权力实质已经从公民和代表转向公司和金融机构。政党不再是公民会员组织，而是被金融精英控制的选举机器。公共服务私有化让公民”自动享有”的权利变成”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非常波考克式的诊断，只是用的是当代政治社会学语言。

　　10年后，施特雷克在《买时间》里把同一诊断推到财政层面，体现出财政层面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三个阶段：税收国家——通过税收筹集福利国家所需资源；债务国家——通过公共债务延后福利国家冲突；整顿国家——通过紧缩、独立央行和债券市场纪律把责任主体从纳税人/选民转向债权人。施特雷克称这是资本对民主的“免疫化”，指资本对民主社会的合法性要求越来越低，脱离民主的资本领域越来越多。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非常波考克式的判断：债务把公民的政治判断绑在投资收益上。只是施特雷克看的不是杰斐逊时代的国债，而是欧元区财政纪律。

　　所以哈耶克1981年诉求“自由主义独裁者”的那句话，放回思想史中并不奇怪。它是赫希曼”温柔商业”传统在20世纪面对民主多数压力时的退守姿态——当商业不能驯服激情，反而被民主多数威胁时，自由主义就退到一个更基本的立场：市场优先于民主。这不是哈耶克个人的偏见。这是自由主义内部张力的必然。在这里，市场就存在了拥抱中国的潜能。

　　“捆绑叙事”是个过于单一的叙事，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困境更加复杂，这会让问题一步步逼近吴国光老师所说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脱嵌。

　　二、资本主义带来民主危机

　　1959年李普塞特写下题为《民主的若干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这是该刊百年史上第七大被引用论文。命题很简单：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更可能成为且维持稳定民主。他提出的指标非常具体：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农业人口比例、城市化。这套话语在冷战时期成为西方对世界的默认期待——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民主迟早会来，成为“捆绑叙事”另一侧的重要假设。

　　但这60年的实证研究让问题变得比这个困难，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和雅瑞德200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得出一个让李普塞特派震惊的结论：人均收入水平与”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这个研究得出一个修正版的说法：富裕民主国家比贫穷民主国家更不容易倒退为威权——经济发展可以维持民主，不会产生民主。

　　新加坡就是最好的反例，也不怪前几代领导人都希望向新加坡取经——一个经济高度发达，但不民主的国家。这个城邦从1959年至2025年，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16届。2025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拿下87/97席、65.6%普选票。新加坡的富裕和发达自不必言。但自由之家2025年评分仍是”半自由”48/100；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评为”有缺陷民主”；无国界记者2025新闻自由排名第123。2021年，美国民主党拒绝邀请新加坡参加110国民主峰会。

　　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当然是专门设计的结果，是其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结果。但在吴国光老师的视野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为何不能带来民主。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于——熊彼特1942年那个著名预言，他说：资本主义不会主要死于经济失败，而会死于自身成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预言想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会死于其失败（剥削、资本积累过度、利润率下降，其实更像中国现在的情况），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崩塌，是因为它运转得太好，以致摧毁了它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

　　熊彼特的分析比马克思的高明不知多少，他认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社会与制度因素是以下这些：

　　1、企业家精神被科层化吞噬

　　熊彼特说:“完全官僚化的大型工业单位不仅排挤小型或中型公司，’让其所有者站到一边’，而且最终也排挤企业家本身”。2010年代以后大型平台对初创的吸纳和打压，波音公司严重的大企业病印证了他的观点。

　　2、有产阶级失去政治能力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私产保护，但成功的资本主义——通过股份制、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共同基金——把”产权”分散到无数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中间人。熊彼特指出:“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它历史上的护城河——它身后的城堡在它学会保卫自己之前就已经倒塌”。

　　3、资本主义溶解了它的非资本主义保护层

　　熊彼特敏锐发现，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能存活，因为它寄生在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装置上——君主、贵族、教会、家族、传统社区。这些装置给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纪律、忠诚、长期视角。但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会逐步腐蚀这些装置——君主被议会取代、贵族被经济精英取代、教会权威被科学取代、家族被核心家庭取代。等到资本主义独自面对民主社会时，它已经没有”保护人”了。

　　4、核心家庭的衰退削弱长期投资动机

　　19 世纪资本家为后代积累——为儿子，为家族，为名字。20世纪企业家更可能为自己一生的回报积累——退休、消费、声望。熊彼特认为这一转变会结构性削弱长期投资的心理动力，因为没有家族延续的视角，所有计算都缩到一代人的时间尺度。这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预言:经济学层面会出现”短期化偏好”(short-termism)。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以后被金融市场理论重新发现，印证了熊彼特的预见。

　　5、知识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敌人”

　　这是熊彼特命题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个机制。熊彼特说，资本主义产生大量教育过度但权力不足的知识工作者——记者、教授、律师、咨询师、文化生产者（都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公民社会核心角色）。这个阶级赖以为生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出版业、大学、媒体、咨询业都是资本主义产物)，但它的职业本能是批判——批判权威、揭露虚伪、寻找矛盾、推动改革。

　　熊彼特说，资本主义无法压制知识阶级，因为压制本身违反资本主义自己的言论自由原则;它也无法收买知识阶级，因为知识阶级的合法性恰好建立在”独立批判”之上。结果是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永远批判它自己的群体，而这个群体通过塑造公众舆论、教育下一代、影响政党议程，慢慢溶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熊彼特发现，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民主化、社会化的政治压力。这是波考克命题的反面，波考克论证资本主义削弱民主，熊彼特论证20世纪民主社会削弱资本主义。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资本主义早就学会了把利润、生产和反对者拆到不同的地理空间。利润可以登记在低税辖区，生产可以分布在全球价值链，反对者则留在本国选举政治里发声，来解决熊彼特提出的上述困境，中国就是这个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甚至成为了今天国际政治故事的起点。

　　三、不存在单一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形态

　　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有巨大张力。而中国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畸形答案。不存在自由市场与专制国家的二元对立。最终吴国光老师和我们探索的终点描摹一个形状，21世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的对立和脱嵌，以及他们与中国结合的形状。

　　这是一个形态学问题，每个国家都会产生一个属于各自国家社会政治的“稳态”，即便不是永恒的。世界并不是由“多党竞争 + 福利主义 + 民主 + 工会”的欧美模式作为终点的，且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

　　智利已经在第一节讲过。最后的稳态是“有限民主 + 市场化宪法”，当然智利刚刚上台极右翼政府，现在的“稳态”遭遇挑战。

　　韩台展示的不是李普塞特线性版的”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民主”。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并不是主动设计民主化——他们的发展型工业化”无意中”创造了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和劳工集中区，这些是民主化的基础。但以台湾为例，民主化主要还是依靠精英集团分裂，以外省本省人为轴线的精英分裂，国民党对本省精英不可避免的再吸收过程，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反而与地方政治势力深度结合，成为政治权力地方分肥的基础结构，更是基本主导了台湾的地方政治。

　　拉美三国比较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多元性。——决定遗产的不是”威权是否市场化”。智利、阿根廷、巴西在1980年代都退出军政府，经济上都市场化了，但留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差异巨大。阿根廷军方在1982年马岛战败和人权危机中合法性崩溃，阿方辛在 1983年12月文人政府上台，但经济体系依然强烈依赖贝隆主义，工会工团权力极大，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根基，长期在贝隆主义、反贝隆主义见摇摆。但米莱上台后剧烈摆向经典哈耶克模式，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显示阿根廷几十年的民主适配了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巴西实现的是完全不同的纯粹民主模式，1988年修宪完成了大量权利文化清单，是世界上社会权利清单最长的宪法之一，也完善了公投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机制，还强化了司法独立，也进行了联邦主义的地方权力扩张，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第三波民主国家，也是现在三国中最稳定的。

　　巴西与智利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工程，一个用来保护市场与资本主义，一个用来保护社会权利。

　　日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自民党自1955年11月成立以来，在70年中仅下台两次1990 年裴庞培在《不寻常的民主国家》中把瑞典、意大利、以色列、西德、日本归为”一党优势民主”；35年过去，这一组里只剩日本。维持这种稳态格局的具体机制是：自民党-官僚-财界-农村的四角结构，甚至在经济失败的30年中依然挺立，令人惊讶。

　　以上国家的例子共同说明，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取决于国家能力、阶级结构、精英联盟和外部环境的具体组合。从来不是”市场自然产生民主”的单一公式。

　　但我们提到的那种”市场+福利+民主+工会”的稳定组合，当真没有普适性吗？用这个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总结，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四、“捆绑叙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展开一个新的问题

　　1944 年是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年份。这一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相隔几个月，在两个几乎同时发出的诊断中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哈耶克担心国家计划经济通向纳粹和法西斯；波兰尼担心自我调节市场——它强行把土地、劳动、货币当作商品——必然摧毁社会基础，而摧毁的反弹本身可以走向法西斯、社会主义、社民、威权，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波兰尼创造性地反驳哈耶克，”自由放任是被规划出来的”。19 世纪的”自由市场”不是”国家撤退”的结果，而是国家用大量法律、警察、税收、关税、货币政策主动创造出来的。

　　关键来了，这里第三条道路昭然若揭，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路线，也不会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受控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导致社会大幅反弹时，用制度寻求中道，将反弹逼入较好的路径（自由福利主义社民党），而非走入法西斯和威权或共产主义。

　　战后秩序的设计者部分接受了波兰尼的诊断。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创立了IMF、世界银行等；关键的制度装置是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资本管制、和允许各国自主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国内空间。加上WTO，塑造了战后的经济秩序。而二战前我们并不熟悉的它调和了19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和战间期金本位自由主义，是在波兰尼的视野下更具有破坏性的路径。

　　所以看上去，自由福利主义成为了理论上最好的归宿。但这条路径不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稳态”。它受到四重外部条件塑造：冷战压力让美国愿意补贴西欧和日本的福利国家以对抗共产主义；资本管制让国家能限制资本跨境流动，从而保留税收能力；福利共识让劳工运动和资本签订事实性社会契约；强工会让劳动者有组织化议价能力。这是一种受控的稳态，一个所有国家多多少少都有的“范型”。

　　但1970 年代以后，这四个条件开始系统性消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脱钩黄金，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资本管制终结；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滞胀，凯恩斯主义共识破裂；1979年撒切尔上台，1981年里根上台——这两届政府都把削弱工会、放松金融管制、降低资本税写进议程；1989年威廉森总结出“华盛顿共识”；1995年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把贸易规则从”嵌入”模式推向”超级全球化”模式；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全球价值链重组开始。

　　有意思的部分从这里开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张力逐渐凸显，不同的选项开始出现，让不同国家走向不同的命运。

　　罗德里克2000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给这一系列变化提出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三难”，这个概念脱胎于蒙代尔-弗莱明三难（即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三难）。罗德里克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同时追求三个目标中的任意两个：超级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但不能三全。读到这里你很清楚可以感受到现在全球极右翼的路径就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而中国一直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

　　但三难是宏观结构。要看到它在政治上如何运作，得用赫希曼的“退出与发声”框架。1970年赫希曼在《退出、发声与忠诚》里给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有用的区分：面对组织衰退，成员可以选择退出（exit，离开关系）或者发声（voice，留下来诉求改变）。把这个框架放回资本主义民主关系——资本主要拥有 exit，劳动和公民主要拥有 voice。当然资本也有voice，公民也可以润出去，但这不是主要的机制。不过这与吴国光老师研究的中国精英“润”潮流产生了关联，中国极端压制voice，也逼很多人只能选择exit。但退出与发声两者的政治不对称性，在民主国家，voice长期被exit控制。

　　因为退出不是显性的。它表现为迁厂、外包、避税、推迟投资、转移总部、调整融资结构。这些动作可以日常化、技术化——一个跨国公司不需要喊口号，只需要在年报里暗示”我们正在评估生产基地选址”。而voice是显性的。它表现为投票、罢工、示威、诉讼、媒体曝光、政党组织——这些动作需要集体行动，容易被污名化为”民粹”、”反商业”、”破坏竞争力”。两者完全不对称。

　　这就是21 世纪西方民粹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选民仍然可以用voice表达偏好，但主流政党会把政策范围缩减——久而久之，公民发现无论投给中左还是中右，核心经济政策都差不多；于是反建制动员出现，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同时上升。这不是文化战争，是 voice 被长期压缩后的政治反弹。

　　在中国这刚好相反，因为exit是唯一选项，但exit本身是结构性。一般公民想逃出，但很多AI人才反而在流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当然还有大龙他们在《自由的窄廊》中的分析框架，社会与国家齐头并进的窄廊，都可以用来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的情况。但这一切诊断仍然是分散的。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可以融贯不同政体和经济形态的结构，作为之后分析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和政体的复杂互动呢？

　　END 从冷战到现在的政治动力学

　　写到这里，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已经被前面五节的诊断撕开多个层次——哈耶克的张力、思想史的两条传统、现代化论的失败、六个国家路径的差异、波兰尼到罗德里克到赫希曼的当代理论展开。这些诊断各自尖锐但仍然分散。要让吴国光老师”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这个命题真正具有解释力，需要把这些诊断收束为一个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的分析工具。

　　我提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三层架构，当然，这是解释性框架，不是描述性的。

　　第一层是动力学，使用罗德里克2000年的政治经济学三难——民主、民族主权、超级全球化三个目标不能同时最大化，任何政治-经济组合都是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平衡。每个国家在任何时间点都对应三难空间中的一组具体坐标 (D， S， G)。这是基础几何。

　　第二层是动力方向。任何一个变量上升，必有另一个下降——这给出六个独立的运动方向。

　　方向 1(↑主权，↓民主，→全球化):威权强化保全球化

　　方向 2(↑主权，→民主，↓全球化):民主主权再嵌入

　　方向 3(↑民主，→主权，↓全球化):民主深化撤全球化

　　方向 4(↑民主，↓主权，→全球化):超国家民主治理

　　方向 5(↑全球化，↓主权，→民主):自由主义全球化

　　方向 6(↑全球化，→主权，↓民主): 威权资本主义共谋

　　第三层是嵌入关系。这一部分我们在考察问题意识的核心：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同一个动力方向在不同嵌入关系下含义完全不同——这是模型的关键。嵌入:经济与政治双向相互塑造，社会力量作为中介。脱嵌:经济单向支配政治，社会力量被削弱。反嵌:政治单向支配经济，社会力量被压制。再嵌:从脱嵌位置向其他位置回归的运动——但回归方向不是单一的。

　　把动力方向 × 嵌入关系组合，模型的全部解释力就显现出来。方向 1(↑S， ↓D， →G)这一相同的动力方向，在不同嵌入关系下表现完全不同:在脱嵌位置出发是命令式再嵌(2025 年的川普美国、Le Pen 法国、Meloni 意大利、Orbán 匈牙利);在反嵌位置出发是反嵌强化(2012 年以后的中国、2000-2014 年的俄罗斯);在嵌入位置出发是法团型威权(新加坡)。三者动力学相同但政治经济实质完全不同——这是仅看任一层都看不出来的。

　　这样的分析对于解释一个以全球化背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互动的政治学视野，可能有最好的解释力。

　　且这一架构对中国尤其有意义。中国不在”再嵌”轨迹上——它从一开始就在反嵌方向，从未深度嵌入过民主。它的轨迹是:1992 年以前的发展型嵌入(D 极低，S 高，G 中-低)→ 2001 年加入 WTO 后的方向 6 过渡(↑G，部分 ↓S，D 维持极低)→ 2012 年以后的反嵌强化(↑S，↓D 从极低进一步压低，→G)→ 2018 年以后在外部压力下的部分 ↓G。理解中国不需要单独的”中国例外论”框架——它就在这个三层模型的反嵌方向上特定位置。

　　在这个框架下，我可以给大家写出一个当前世界的图景。21 世纪 20 年代世界政治的核心动态是反嵌强化(中国)与命令式再嵌(西方右翼民粹)在动力学上同步——两者都在沿方向 1(↑S， ↓D， →G)运动（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中美很像，这是真的），只是嵌入关系起点不同。进步主义再嵌(方向 3 + 再嵌)的政治力量在节节败退——Sanders、Corbyn、Boric、欧洲绿党都失败或被部分逆转。50 年的脱嵌摧毁了进步主义再嵌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工会、有机政党、有机媒体、公民社会)，而命令式再嵌不需要这些基础设施，通过个人化领导和行政命令直接动员。

　　模型的最大价值是它的普适性——它给出了一个可以同时容纳民主国家(美国脱嵌、北欧嵌入)、威权国家(中国反嵌、俄罗斯反嵌+自闭)、转型国家(拉美粉红浪潮)、发展中国家(孟加拉脱嵌依附型、菲律宾掠夺型)的统一分析空间。当然这是一个解释性的模型，不是真理性的，用其作为起点是非常有意思的，进入具体分析，当然还有非常多这个模型所不能覆盖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