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当前台湾的公共舆论与政策探讨议题，存在着不对称且充满矛盾的现象。 只要涉及美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迎来与本质无关的叙事，进而以安全作为话语，模糊化问题本身。

这种被称为“安全化”的问题，可以从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提出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进一步理解。 该理论指出，安全威胁并非全然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而是透过政治人物、媒体或意见领袖的话语行动（speech act）进行社会建构的结果。

近期最为显著的是美国农产品进口议题，由于具体的生命性风险，屡次被过安全化，并且不时被作为认知作战的主题; 相反地，潜伏于数位空间、具备实质信息战与渗透能力的中国APP带来的资安威胁，却透过精密的商业包装与文化叙事，成功在台湾社会中完成“去安全化”，使其潜在的国安风险遭到严重的低估与模糊化。

美国农产品是被动员恐惧的常客

要深入理解为何美国农产品总是被台湾各界放大检视，必须回溯过去二十年来，台湾社会针对进口农产品所建构的深刻历史记忆与负面叙事。 台湾进口美国农产品的争议，早已脱离单纯的跨国贸易与科学检验层次，成为国内政治动员与恐惧的最佳资材，每逢选举必然被反复操作。

这段负面叙事的源头可追溯至2003年美国爆发疯牛症（BSE）案例后的美牛争议。 在2009年至2012年间，马英九政府放宽美国牛肉进口条件的谈判，尽管国际科学评估指出，在排除特定风险物质（SRM）后，食用美牛引发人类感染新型库贾氏症（vCJD）的机率极微（约为十亿分之一），且进口附带严格的边境检验。 但在当时的社会舆论，反对阵营透过毒牛等强烈的话语行动，无限上纲为毒害台湾人下一代的生存威胁。

蔡英文政府任内宣布放宽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直接促成2021年的“反莱猪公投”。 （设计划面/资料照片）

这股负面叙事的动能，于蔡英文政府任内被进一步放大，当时宣布放宽含莱克多巴胺（Ractopamine）的美国猪肉进口，直接促成2021年的“反莱猪公投”。 尽管多份科学研究表明，依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制定的残留标准，一般成人每天需食用数十片排骨长达数年才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但“莱猪即毒猪”的等号已深植于部分民众心中。 该公投案虽然最终遭到否决，但同意票仍高达近四百万票。 这显示农产品议题的敏感性极易被转化。

近期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同样难逃相同的命运，农业部依据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增订美国产加工用马铃薯的检疫条件。 同时，在零关税与缺乏特别防卫措施（SSG）条件下叩关的美国去壳花生，其到岸价仅为台湾国产花生的四成。 美国农产品进口问题，再次被无限上纲为摧毁台湾农业与食安的末日危机。

美国农产品之所以极易被放大检视，根本原因在于“生物性风险”的认知极易被操作。 食物是每日吞咽入肚的必需品，“人如其食”的直观感受让人类在演化上对“毒素”有着深层的恐惧。 透过媒体渲染，这种对健康的焦虑能轻易跨越理性的门槛，导致经贸议题被不成比例地“过安全化”，甚至成为转移其他议题的标的。

中国应用才是数字毒品与糖衣毒药

相较于对美国农产品的草木皆兵与严苛把关，台湾社会对于同样具备资安与国安威胁的中国APP，却展现出令人不寒而惭的宽容。 中国APP之所以能成功避开台湾民众的安全防备，关键在于中国科技企业极度擅长为其软件披上正面叙事（positive narrative）的外衣，透过商业利益与文化的双重渗透，在台湾民众心中不知不觉地完成“去安全化”。 这些正面叙事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上：

首先，是极致的便利性与性价比的经济叙事。 中国电商平台如淘宝、拼多多及其海外版“Temu”，透过“突破底价”、“跨境包邮”等违背市场行情的流血补贴战，将自身塑造成造福消费者的帮手。 这种以营销手法，精准击中消费者追求“省钱”的痛点，让大众在微小利益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交出通讯录、定位与财务资讯。

其次，是度游戏化（Gamification）与多巴胺绑架。 中国APP擅长在软件中植入大量互动机制，如邀请好友种树换水果等，利用行为心理学中的多巴胺反馈机制，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主动开放社交人脉网络权限。

在文化认同方面，以“小红书”为例，它主打美妆、穿搭与生活风格分享，将自身形象与“精致生活美学”绑定，精准命中青少年的自我展现需求。 当用户沉浸在算法推荐的娱乐循环，便会自动忽略其背后的数据掠夺本质。

最后，是“科技中立”的虚假叙事。 许多中国APP将自身包装为纯粹的科技服务工具。 以近期爆红的中国导航软件“高德地图”为例，网红与媒体大肆渲染其“红绿灯倒数零误差”的先进技术。 在这些精心打造的正面叙事下，数字风险被隐蔽在极佳的用户体验之后。

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大众便失去对国家安全的防备，甚至会以“我又不是达官显要，中共看我定位做什么？”的认知谬误来为中国APP辩护，服下糖衣之下的毒药。

中国APP的特洛伊木马风险

然而，剥开这些正面叙事的糖衣，隐藏在代码底层与法律结构上的风险更具毁灭性。 近年来，多起国际与台湾的重大资安事件及学术研究，已彻底暴露这些程序作为“数位特洛伊木马”的本质。

首先，恶意程序植入与零时差漏洞（Zero-day exploits）滥用。 2023年3月，中国知名电商平台“拼多多”遭Google强制从Play商店全面下架。 国际资安大厂卡巴斯基（Kaspersky）与资安机构Lookout的深度研究报告共同指出，拼多多的Android APP内含多个零时差漏洞恶意代码。

该软件能够绕过手机操作系统的安全防护，进行本地“权限提升”（Privilege Escalation），不仅能强制读取用户的私人对话、未经授权访问其他APP的数据，甚至能窜改系统设定并防止自身被解除安装。 一个宣称只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程序，却拥有国家级黑客的监控与入侵能力，这是对用户信息安全的毁灭性打击。

其次，侵犯隐私与过度越权的常态化。 在生活服务类软件方面，像是美团等APP频频爆出越权争议。 2021年，多名用户揭露美团APP在未获得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后台机制私自读取并大量删除用户手机相册内的照片与影片。 尽管官方常以“快取清理异常”作为推托之词，但这清楚显示了中国APP普遍存在无视安卓操作系统的“沙盒机制”（Sandbox），过度越权存取本机核心档案。 若外送软件可以随意删除照片，它同样能窃取商业机密或网络银行的验证信息。

第三，隐蔽的代码与言论审查机制。 风靡全球的短视频平台TikTok同样隐藏着深层威胁。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的研究报告指出，TikTok与受中国严密审查的抖音共享庞大的底层代码。 报告警告，这些专为中国境内监控设计的模组，即便在国际版中宣称未启用，仍如同埋藏“休眠炸弹”，随时可能透过服务器端的动态指令被唤醒，执行未经同意的资料搜集与言论审查。

第四，国家情报法架构下的战略性窥探。 近期的“高德地图”争议更是将“结构性风险”展露无遗。 导航软件的运作基础是持续收集用户的精确定位与移动轨迹，依据2017年实施的中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与第十四条规定，中国企业有绝对义务配合国家情报机构，提供其所掌握的数据。 这意味着，台湾军警、关键基础设施人员乃至一般平民的移动轨迹与停留热点，都可能无阻碍地流入中国服务器，成为中国情搜集台湾的数据。

2023年3月，中国知名电商平台“拼多多”遭Google强制从Play商店全面下架。 （资料照片/美联社）

建立以结构性风险为核心的防御韧性

当我们将农业的生物性风险与中国APP的数字风险并列时，便会发现台湾公众认知的严重错置与荒谬。 大众会为了尚未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标准而群情激愤，却对手机里正在日夜窃取定位与照片的中国APP习以为常。

我们必须认清，现代人的手机中绑定信用卡、移动支付、个人财务信息、通讯录以及工作机密。 一旦遭到中国APP的资料入侵或远程挟持，不仅能轻易窃取财务信息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更能透过麦克风与镜头进行无孔不入的监控。

就实质损害而言，手机内的数字资产遭到系统性洗劫，或是全台路网与军队数据被敌国掌控，其对民众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破坏力，绝对超越任何被过安全化的农产品食安疑虑。 更有甚者，开放中国的水电基础设施联通，以及全面开放中国影剧之论，也被美国农产品模糊化，各种莫名的乐观想象完全跳脱当前台湾严酷的安全现实。

美国农产品之所以屡屡被放大检视，而中国资讯的风险之所以被轻易模糊化，是台湾社会在历史负面叙事与精密的商业认知作战双重夹击下的结果。 国家安全不应是选择性的，也不应建立在对单一实体对象的直观恐惧。

现代的国家安全，既存在于餐桌上的食粮，也潜伏于手中屏幕的虚拟数据之中。 唯有跳脱这种不对称的风险认知落差，破除中国的“科技中立”神话，将隐蔽的资安威胁置于与实体生物风险同等的战略防御高度，方能以国家安全的高度确保公众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