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看到湘雅医院孙同学坠江的新闻。

　　不禁悲从中来，大概是一种物伤其类的寒意。

　　我为这个陌生的同学悲伤，不止是为了他，更是为了我自己。

　　我怕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明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甚至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认识的一些研究生，私下里都管导师叫“老板”。很多时候只是当个调侃，笑称自己是给老板打工的“科研民工”。

　　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哪怕再黑心，再压榨，好歹有个最底层的规则，你干活，我给钱。

　　你不想干了，能拍桌子走人，大不了换个地方打工，不至于把自己前十几年的人生全赔进去。

　　老板再横，也管不了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拿学位，能不能在这个行业活下去。

　　但是导师可以啊。

　　你叫他一声“老师”，要干着比正式员工还多的活，拿着连吃饭都勉强的补贴，要随叫随到，要承接他的情绪，要给他的项目当免费劳动力，甚至要给他干私活、处理私事。

　　可你换不来最基本的等价交换，换不来最基本的尊重，甚至换不来一句准话，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拿到学位？

　　这其实是一种很落后的“封建行会”逻辑。

　　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发论文的机器、干杂活的牛马、维系科室运转的耗材。

　　还有一些细节是网传的“签保证书、免责书”、“吃着高依赖性的精神药物继续临床工作”。

　　堪比农奴了属于是。

　　问题又来了。

　　每当类似事件发生，总有一种声音在问，“她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退学？”“怎么不敢爆了？”

　　这种高高在上的看客心理，是建立在对当前研究生生存处境的极度无知之上的。

　　在现行的导师负责制下，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规培合格证，乃至未来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被捏在导师和所在科室的手里。

　　“退学”两个字，说出来轻飘飘，背后是 那是前期十几年心血的瞬间清零，是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期盼的目光，不知道如何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去解释“我真的读不下去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只能忍，忍到毕业，忍到拿到学位，忍到终于能从这个人身依附的关系里逃出来。

　　孙同学在选择离开前，依然坚持值完了最后一个晚班。

　　她害怕牵连同学，害怕波及家人。

　　她的不反抗绝不代表软弱，她在极度绝望中保留了最后一份善良与体面。

　　我向来是知道医学生是苦的。

　　身边有亲戚读医学研，既要上临床，管病人，值不完的夜班，干着正式医生的活，拿着少得可怜的补贴。

　　还要挤时间搞科研，写论文，凑够毕业的硬性指标。

　　在此基础上，还要面对导师的要求。

　　孙同学的事件里最可怕的是，真的遇到不公，遇到打压，遇到走投无路的困境时，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学校的申诉渠道？院系和导师本就是利益共同体。你告导师，就是和整个院系作对，谁敢？

　　其实会有人说，这是个例。

　　大家都别把自己当外宾，但凡多了解一点就知道这不是个例。

　　这是无数研究生、医学生正在经历的日常。只是有的人运气好，遇到了有良心的导师，有的人咬着牙，忍到了毕业，有的人，没那么幸运，没撑过去。

　　总不能把幸存者的幸运，当成受害者的活该吧？

　　事件发生后，学校和卫健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老子查儿子”、“英雄查英雄”真的能查出切中要害的真相吗，我对此表示拭目以待。

　　很可惜的是，过去无数的案例告诉我们，这类内部调查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取消一个无关痛痒的头衔，停招几年研究生，或者给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这就是一条人命的标价吗？

　　关于制度和法律层面的宏大问题，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言。

　　但我始终震惊于中国学生那仿佛没有底线的抗压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品德。

　　很多时候，青年学生真的不惧怕吃苦，无数医学青年也心甘情愿为了那句神圣的医学誓言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去熬夜、去奉献、去燃烧自己。

　　但没有人会愿意被当成权力的玩物和制度的耗材。

　　孙同学一生中最好的光景，已经永远沉入了冰冷的江底。

　　事后任何的追责和补偿，在逝去的生命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导师权力的垄断，建立起真正有效、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

　　如果我们不能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搭建一条安全、畅通且免于被打击报复的退出与申诉通道……

　　那么，昨天是他们，今天是她，明天，又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