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世袭”！《经济学人》12日分析中共为何不敢开征遗产税，直言“中国的世袭菁英阶层正在形成”（China’s hereditary elite is taking shape）：随著中国第一代富豪老去，他们所打拼积累的巨额财富将转移给下一代，让中国年轻人陷入“投胎比努力更重要”的绝望中。

高喊“共同富裕”的习近平迟迟不敢开征遗产税与房产税，背后究竟牵扯到哪些中共高层也不敢碰的贪腐地雷与政治危机。

《经济学人》把目光对准了当代中国被严重低估的社会风险：史上最大规模的代际财富转移。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贫穷国家，犹如变魔术般创造出惊人的巨额财富。

说好的“共同富裕”呢？

《经济学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这场中国史无前例的财富大转移，不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贫富差距、巩固少数人的特权，更将在中下阶层滋生巨大的相对剥夺感与怨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个成天将“共同富裕”挂在嘴边的中国政府，面对财富世袭化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冲击，竟然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漠不关心。

若把时间倒回至1978年，当时中国经济尚未起飞，一般家庭的总资产换算成今天的币值，不过是1500美元左右；但是到了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暴涨为17万美元，成长超过百倍有馀。中国经济的成长固然令世人惊叹，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均。

根据世界不平等资料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现在拥有全中国近70%的私人财富，远高于大多数已开发经济体（不过与美国大致相当）。更重要的是，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正在迅速老化，他们的继承人也将获得巨额财富。

中国继承问题的独特性

遗产继承与社会公平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经济学人》指出，在已开发国家，世袭财富的增加通常会催生出一个热衷于寻找避税漏洞，而非努力奋斗或投资创新的阶级。中国不仅将走上这条老路，甚至还会面临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危机。

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在主席台就座。（新华社）

第一，中国的世袭制度是全新的社会问题。因为直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允许民众拥有住房后，中国人民才开始累积大量资产；改革开放后的工商业发长，也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百万富翁（甚至成千上百的亿万富豪）。对这群打下江山的老富豪来说，交棒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现在进行式。

第二、中国财富继承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特别的人口结构。尽管部分富豪无视政府的一胎化政策，但大多数城市居民都遵守了这项做法，这也意味著父母双方的财产最终将由他们的独生子女所继承。为了帮助最富有的阶级找到彼此，新的婚配仲介和媒人应运而生，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富二代与生俱来的优势。

第三、中国的经济成长放缓，这让财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他们不再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致富”，而是被迫接受“出身更重要”的残酷现实。此外，房价暴跌也重创了几乎整个中产阶级，因为房产往往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资产，但那些拥有更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超级富豪，相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更有机会全身而退。

《经济学人》认为，继承问题要是处理不当，可能在中国社会引发新的裂痕。在过去经济高速狂飙的年代，阶级流动的窗户基本上对所有人敞开，当时的中国人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即使是最贫困的底层百姓，也深信只要肯拼肯吃苦，生活本质上依然是公平的。但《经济学人》指出，随著经济放缓，尽管表面的薪资差距似乎有微幅缩小的迹象，但“资本与财富”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压过“劳动与薪水”。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政府一方面担忧社会不稳定（尽管它拥有镇压动乱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担忧年轻人躺平。由于青年失业率超过16%，也有不少人开始质疑无止尽的内卷带来太多压力。在巨额财富的积累之下，曾经推动中国崛起的打拼精神可能也会逐渐消退。尽管习近平倡言“共同富裕”，但《经济学人》直言，中国政府对于财富继承问题的思路却远远落后于当代。

听起来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中国共产党反对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秉持柴契尔式的新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反对发放救济金，担心这么做会使人变得懒惰。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强劲的经济成长，然后更公平地分配收益。问题是，要是不能妥善处理财富累积问题，只会导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那中国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呢？《经济学人》认为解决方案不必激进，首要之务就是加强资本税，这也是中国的财政体系最显而易见的漏洞——中国既没有遗产税、没有经常性的财产税，资本利得税更充斥各种免税条款，所得税也因过于复杂而举步维艰。再加上消费税的削减，导致过去十年的税收总额在GDP的占比从18%下降到13%，约为同等规模国家的四分之三。观察家担忧习近平正在重回马克思主义轨道，却鲜有人注意到，他可能已将中国变成了某种避税天堂。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多次承诺考虑征收遗产税，至今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行。在征收房产税方面，中国也进展缓慢。习近平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部分官员认为，税收可能抑制经济成长，富人可能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经济学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缺乏说服力。如果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同样会损害经济成长，而中国完全可以透过严格的资本管制来阻止财富外流。

对于习近平政府为何不积极处理财富重分配，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中共担心由此引发的政治后果。对财富课税需要申报资产，但许多贪腐官员拥有多处房产，这等于迫使政治菁英自我揭露普遍存在的贪腐现象，甚至在房地产市场疲软的这个时刻引发抢购潮。当中国政府决定加税，当然也要跟损失最大的富人解释原因何在，《经济学人》认为，习近平在税收问题上的不作为，提醒人们就算他大权在握，这位中国领导人依旧担心引发抵制。

中国的领导班子在某些西方人士看来，是一群“卓越的技术官僚”。然而这群菁英在纠正显而易见的系统性错误时，反应却往往迟钝得令人发指：包括不愿结束一胎化政策（直到耗尽人口红利）、不愿刺破房地产泡沫（直到房市崩盘难以收拾）、面对新冠也迟迟不愿放弃“清零”策略（直到社会冒出“白纸革命”等愤怒呼声）。 

如今，中共再次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问题：巨额财富的转移。或许要到十年或二十年后，他们才会幡然醒悟，自己彻底扼杀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更在一个充满幻灭、绝望与怨恨的社会之上，亲手豢养出了一个难以撼动的超级富裕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