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十五五的开端，读懂这一篇报告后基本可以判断出中国接下去几年的走向。

　　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都来想象一个画面，某个周五的晚上，你加班累的跟条狗一样，只想去小区门口那家足浴店按按脚。结果走到门口，你发现全变样了，

　　店门口挂着一块不锈钢牌，上面写着：“XX市城市健康服务集团·社区理疗中心”。

　　这就是地方国资集团渗入足浴店的画面啊。

　　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怎么样，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会猛然心惊，好像只是中国的大锅饭时代进化版呀。对，你没猜错，我可以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十五五的战略方向，就是奔着人民公社时代去的。

　　回顾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上述前景真的荒唐吗？在过去十几年里，国有资本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系列政策调整与经济环境变化中逐渐显现出来，国家层面对于国有资本对于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视，在近年来多次政策讲话中被反复强调。

　　2020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住经济基本盘，落实好‘六稳’‘六保’任务”。（搜索这个素材，配素材）这一政策精神后来持续体现在宏观调控思路中，成为近年来经济治理的重要基调。最初，人们习惯于把国有资本与“关键行业”联系在一起，比如能源、电力、铁路、通信（这八个词做花字）等。这些行业投资巨大、周期漫长，而且往往与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运行密切相关，因此由国有企业主导似乎理所当然。

　　然而随着“让领导安心”在执行层面的愈发激进，国资的活动范围开始向更多领域延伸。许多城市成立了各种类型的国资平台，例如城市运营集团、产业投资集团、城市服务集团、文旅发展集团等。这些集团的业务范围往往非常广泛，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物业管理，从商业运营到文化旅游，再到医疗养老和社区服务，几乎覆盖了城市生活的多个方面。甚至连解决百姓一日三餐的餐饮业，国资都开始强势进入。而这种形式，对于一些国内的朋友来说，非但没有引起警惕，反而是为政府鼓掌叫好。

　　以国资进入餐饮行业以社区食堂为例，可能由某个城市服务集团运营，这种国营食堂对于民企来说的杀伤力是无限的，任何民营企业对于都无法和这种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的国营食堂竞争。

　　可能有人会问，那不是好事吗？老百姓吃的便宜，国营背景又能让老百姓吃的安心。但是这真的是好事吗？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人民公社那个年代，就知道这种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是没有任何可能性长久并且不可能真正出现良性发展的，结果就是会到粮票那个年代。

　　同样的场景数不胜数，比如菜市场的冷链物流由某个供应链平台负责，养老机构背后则是地方国资背景的健康产业公司。对老百姓来说，这些变化并不会每天被注意到，但它们正在逐渐瓦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层面的每一项成就，迅速向上个世纪的人民公社时代狂奔。

　　当人们偶然看到一家带有国资背景的社区服务机构时，最初或许会觉得有些意外。但是当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时，这种意外感也会慢慢消失。

　　过去还放手让老百姓管理的行业，现在国家也开始插手不让你管了。某些曾经完全由民营小企业构成的行业，开始出现国营大型平台化运作；一些原本高度分散的服务领域，也悄然被整合进更大的城市运营体系之中。

　　从政治角度看，这种变化背后往往伴随着一个关键词：稳定。无论是保障供应、控制风险，还是提高管理效率，政策目标通常指向同一个方向——百姓的一切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那么，当国有资本的边界逐渐扩大时，市场空间会如何变化？市场竞争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民营经济未来又将处于怎样的位置？

　　现在我们开始来解读2026年两会工作报告

　　一、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资角色”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些政策表述再次被反复强调，例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战略性产业布局”、“保障重要民生领域稳定”，这些表述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而是在近几年报告中逐渐形成的一套稳定政策语言体系。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持续强化的政策方向：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国家资本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战略角色。

　　从宏观层面看，这种政策取向与近年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环境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产业链复杂度提高以及国际竞争环境趋紧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因为时代红利而积攒财富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对“私产”合法性有着越来越高的需要，对自身政治权力有越来越高的呼声时，政策制定者自然会因为控制权的减弱而越来越强调“安全”“稳定”和“可控”。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希望在关键领域拥有更强的调控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在许多大型经济体中，国家资本在某些领域保持重要地位并不罕见。例如能源体系、金融系统、国防工业和粮食安全（花字）等领域，往往被视为具有公共属性或国家安全属性。

　　在这些行业中存在大型国有企业，本身并不构成特殊现象。然而，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并不是“是否存在国有企业”，而是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国资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格局，国有企业最初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命脉行业”。

　　例如石油、电力、电信和铁路等领域。这些行业通常具有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基础设施属性明显以及市场进入门槛较高等特点。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国家掌控这些关键行业既符合当时的制度背景，也有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通信网络建设以及交通体系的统一规划。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的主要角色集中在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

　　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大量竞争性行业逐渐向民营企业和市场主体开放，中国经济在21世纪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体系不断完善，消费市场持续扩张，大量民营企业在轻工业、零售、餐饮、物流以及各类服务行业中迅速发展，形成了高度分散且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格局。

　　在这一阶段，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形成了一种相对清晰的产业分工，国资更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资源型产业，而民营企业则在竞争性市场中发挥灵活性和创新优势。然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传统的资源控制与基础设施建设，向更广泛的经济治理与市场稳定功能延伸。

　　在地方层面，这种变化尤为明显。由地方政府主导设立的城市综合运营集团迅速崛起。通过整合城投公司、开发平台以及公共服务企业，这些国资平台逐渐形成多层级资本运营体系，业务范围不仅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步向商业运营、资产管理以及城市服务行业扩展。

　　在政策层面，如果看最新的202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国家正在通过更大规模的财政工具和投资机制来稳定经济。报告提出，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赤字率预计达到约4%，财政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并计划发行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同时安排约4.4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化解地方债务和推动基础设施投资。

　　从政策表述来看，这些措施仍然延续了过去的基本思路——既要把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也要继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让“国家队”和“民间队”同时发挥作用。但如果放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背景中观察，这种分工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压力上升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资体系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市场主体，转向更偏宏观层面的“稳定器”。在不少地方，国资平台开始承担更多投资任务，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项目。这些领域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风险较高，民营资本往往更为谨慎，因此国资平台被推到投资前台。

　　因此，今天许多地方国资的扩张，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营，而更像一种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进入多个行业，本质上是为了保证投资不断档、公共服务不缩水，在经济波动时期维持城市运行的基本盘。换句话说，国资平台正在承担一种“托底机制”的角色。它既是投资工具，也是风险缓冲器。当民间资本收缩、市场信心不足时，国资平台往往被要求继续投资，以维持就业、基建和城市运转的稳定。

　　例如在房地产风险暴露时，一些地方政府会安排国有企业接手问题项目，继续建设以避免烂尾；在基础设施领域，如果民营承包商退出，国资平台也常承担接续投资任务。从短期政策效果看，这种“托底”确实能够稳定局面。当行业出现下行压力时，国资介入可以防止产业链突然断裂，使项目和服务得以继续运转。但从制度结构看，这种机制往往具有一个明显特征：进入容易，退出困难。

　　一旦国资平台进入某个行业并承担稳定运行职责，如果未来选择退出，就意味着风险重新回到市场体系。而在政策环境中，稳定通常被放在优先位置，因此许多原本出于应急考虑的介入行为，往往逐渐演变为长期结构。换句话说，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安排，可能最终固化为新的产业格局。

　　有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问，这和你之前的2026年经济预测观点不是一样吗？是的，观点一样，程度不一样。看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我想和大家说，之后的五年国有企业会以光速发展，挤压一切民营企业，国资会通过一切手段，包括“黄金股”的方式，控制所有民营企业领域。

　　可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已经回归。

　　一个典型案例：菜篮子工程

　　近年来，一些城市推动农产品供应链整合，也就是所谓的“菜篮子工程”。

　　从2026年的政策导向来看，这类工程具有明确的官方背景。202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机制，健全现代物流体系，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确保城市基本生活物资稳定供应”。

　　同时报告还强调，要通过财政投资和政策支持，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配送以及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城市居民能够稳定获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

　　在传统模式下，农产品从生产地进入城市消费终端，需要经过农民、批发商、运输企业、仓储企业以及零售商等多个环节。体系看似分散，但由于参与主体众多，市场竞争充分，价格能够根据供需关系灵活调整。也就是说，过去的农产品流通体系虽然复杂，却保持着很强的市场活力。

　　随着城市治理模式变化，一些地方开始通过国资平台建设统一的农产品物流与配送体系。地方国有企业建立大型冷链仓储中心、统一配送网络以及集中采购系统，试图将原本分散的供应链整合到一个平台之中。

　　从管理角度看，这种模式确实具有优势。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通过“统筹重要民生商品储备和调配能力”，提升城市在突发事件中的应急保障水平。

　　在极端天气、疫情或运输中断等情况下，统一体系确实更容易调度资源，从而减少断供和价格剧烈波动。

　　但在实际运行中，这种集中化供应模式也在改变原有市场结构。过去卖菜、运菜的生意由大量个体经营者、中小企业和批发商构成。批发市场中竞争非常激烈，哪怕几毛钱差价，也可能影响交易量。

　　正是这种竞争，使农产品价格能够快速反映供需变化。而当供应链逐渐集中到少数平台手中时，市场格局开始改变：批发市场减少，小型运输企业减少，一些农贸市场也逐渐纳入统一配送体系。

　　当关键节点被统一管理后，市场竞争自然下降，价格形成机制也随之改变。过去的规则是：谁效率更高、谁成本更低，谁就能在市场中生存。而在新的体系中，一些环节逐渐转变为平台准入机制——只有进入平台体系的企业，才能继续参与业务。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即便具备成本或服务优势，如果无法进入平台体系，也难以继续参与市场竞争。

　　对消费与就业的影响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也可能影响消费环境。

　　202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通过促进就业、稳定收入和降低生活成本来激发消费活力。

　　但消费增长通常依赖两个前提：一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信心；

　　二是生活成本的可承受程度。如果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中小企业发展空间缩小，就业机会可能减少；而在竞争减少的情况下，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可能缺乏下降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行为往往会更加谨慎。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需求不足型通缩”，它并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当收入预期下降而生活成本难以下降时，人们往往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市场活力也会随之减弱。

　　因此，“菜篮子工程”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农产品供应问题，更折射出一个制度性问题：当政府和国资在民生领域的介入不断扩大时，如何在稳定供应与保持市场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财政结构变化的背景

　　从更深层看，这种变化也与地方财政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许多地方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地产市场。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投资以及相关产业链税收，构成了地方政府重要财力来源。

　　在城市快速扩张时期，这种模式推动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这种模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提到，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地方财政体制，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同时报告还强调，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些表述反映出一个现实背景——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支撑能力正在下降。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基础设施维护、债务偿还以及公共服务支出仍需持续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更加依赖国资平台参与城市经济运行。为应对财政压力，一些地方将城投公司、开发公司以及公共服务企业整合为大型国资运营集团，使其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经营主体。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更好发挥国有资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撑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国资不仅承担建设任务，也需要通过经营活动形成稳定收益。

　　因此，一些地方国资平台开始同时承担城市建设与城市运营的角色。依托融资成本低、资源整合能力强以及政策支持，这些平台逐渐进入更多原本由民营企业主导的行业，如商业开发、产业园区运营、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等。

　　从地方政府角度看，这有助于稳定投资规模并为财政创造收入来源。但从市场结构角度看，国资平台的大规模进入也在改变竞争格局。当一个行业同时面对融资成本更低、资源更集中并且具有政策优势的竞争者时，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更难维持原有的生存空间。

　　二、国资围剿

　　在这样的结构变化中，民营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也在悄然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中小企业通过价格竞争、效率提升和灵活经营，在餐饮、零售、物流和社区服务等行业形成高度分散但充满活力的市场生态。

　　宏观数据也反映出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以及80%以上的城镇就业。

　　因此，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经济发展环境时，多次强调要“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同时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

　　从政策表述看，这些目标旨在通过制度保障稳定民营企业预期，增强市场信心。但如果放在近年来经济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现实中的市场运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来自监管环境。

　　过去几年，“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成为监管体系中的高频词。从原则上看，这类监管措施本身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当监管细到骨子里时，市场的玩法就变味了，尤其是对“价格”变得极度敏感。现在要是哪家企业想靠便宜好用、低价抢市场，立马就会被盯上。监管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帽子，比如“恶性竞争”、“扰乱秩序”或者“价格违规”。说白了，民企要是靠经营灵活、把价格压下来让利给老百姓，势必会冲击国资平台那一套高价体系，直接挑战了国企对定价权的绝对掌控。

　　结果就是，市场形成了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价格默契”：谁要是敢降价搞实惠，谁就是踩红线。企业定价时，第一反应不是看消费者的钱包，而是看监管的脸色，生怕挨罚。当“价格竞争”这个武器被缴械后，拼的就是谁的后台硬、钱多了。不用想也知道，自带行政光环、腰包鼓破天的国资集团稳坐高地。它们能靠着海量资金收编整条产业链，用钱和公权力筑起高墙。民企原本赖以生存的灵活性和价格优势，在这些“硬杠杠”面前变得不堪一击。面对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还没完没了砸钱的国资对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被全方位挤压，正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直接被“请出场”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长期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在持续发展。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2020年代中期，大量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已经完成不同程度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年至2025年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引入的社会资本规模累计达到数万亿元。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更好发挥国有资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撑作用”。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算力网络布局，完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发展”。

　　所以，在通信、云计算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民营资本与央企之间形成股权合作或战略联盟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这种合作又进一步延伸到算力网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建设。

　　在这些领域，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而国有企业则在资金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方面更具实力，因此双方往往通过股权合作或联合投资形成产业联盟。这可不是“优势互补”哦，从产业结构变化角度看，也意味着部分民营企业正逐渐从独立市场主体转变为寄生国家产业体系运行的市场保障或技术供应商。

　　与此同时，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影响民营资本行为。随着增长放缓和政策变化，一些企业开始更加谨慎，减少扩张并增加现金储备，一部分资本通过国际化布局分散风险。

　　在一些行业中，地方国资平台还通过入股、并购或重组方式整合民营企业，这在基础设施、环保工程、房地产和城市运营领域尤为明显。在新的结构中，企业竞争越来越依赖资本规模、资源渠道以及与产业体系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不仅没有成为保护民营经济的法案，反而会成为新的打击市场结构逐渐向大型资本平台集中，而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传统竞争方式又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约束。而中国经济的未来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国有资本加被国有资本控制的民营寡头联合收割百姓的模式。

　　需求不足型通缩的循环

　　在这种结构变化下，一个“慢动作”的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

　　简单说，老板们对未来没信心，就不敢掏钱投资；不投资，工作岗位就少，大家的工资涨不动，甚至还得担心饭碗。老百姓一看兜里没钱或者怕以后没钱，花钱就得抠搜点，结果市场需求就更蔫了。

　　有些经济学家管这叫“需求不足型通缩”。这事儿不一定非得表现为物价暴跌，更多时候是价格看着还挺稳，但大家就是不爱买东西，消费怎么刺激都缓不过劲儿来。

　　在这一摊死水里，企业通常也不会想着用降价来促销。一来，现在很多行当都被大平台管着，或者有“指导价”在那顶着，降价的空间本来就小；二来，就算便宜了三五块，大家伙儿要是对以后的收入没底，还是会捂紧钱包。

　　最后的结果就是：表面上看，市场稳得不行——货架是满的，价格也没怎么变，但经济已经循环不起来了。企业不想投钱，百姓不敢消费，这种状态不一定会马上爆发成什么大危机，但它会像钝刀子割肉一样，长期消磨经济的活力，让增长速度一点点慢下来。

　　三、尾声：讽刺的隐喻

　　于是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一家带有国资背景的足浴店。你或许会认为这个场景只是一个隐喻，但是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场景不仅会出现，而且会比国资背景足浴店更荒诞。

　　对于中国经济，因为其非纯市场化特质，公权力渗入到市场的方方面面，我看到很多人在说，邓小平的改革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松开了绑着老百姓的绳子吗？各位朋友，我希望大家明白，要松开百姓身上的绳子，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国家要改变理念，工作方式摒弃家长式的专制，政府要承担起严苛的服务精神，百姓不再是呼来喝去的对象，甚至我们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会因此受到威胁，百姓越来越富裕，基于保护私产的法治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自身的政治权力要求越来越多，而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只是对百姓有好处。

　　所以，要民企有什么用？要富裕有什么用？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就闹成这样。

　　别忘了，我们还有6亿人月收入1000以下，9亿人月收入2000以下。等到他们也富起来，中国还会有多乱？

　　所以，去他娘的，掀了桌子，没有什么比世袭的江山更加重要！

　　做一棵安静的韭菜吧，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