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婚前协议，许多人或许会联想到美国脱口秀演员黄阿丽的事迹。她与前夫结婚时应对方要求签订了一份婚前协议，她后来在自传中以前夫的口吻评价道：“这份协议的真正含义是‘我还是不信任这婆娘’。”因为不能依靠丈夫，反而倒逼她成就一番事业。离婚时，她也因这份婚前协议保护了自己的财产。
在律师视角下，领结婚证在财务上的收益与风险共存，“财产共有”有可能意味着与对方平分所赚的钱，也意味着一同承担可能的债务。而婚前协议似乎是避险的好办法——民事领域的判决尊重双方意愿，当双方发现婚姻出了问题，协议离婚时，财产划分先看约定（前提是约定在合法框架内），再依法论处。
有人视婚前协议为“明码标价的算计”，也有人将其看作“对双方人生的负责”。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顾虑，愿意坐下来，为一起走下去而协商条款，恰恰是其重视这段关系的证明。反之，如果因为不信任而拒绝沟通，这个人极可能是“心里有鬼”。
无论如何，当代年轻人正用更坦诚的态度对待婚姻中的财务关系，拒绝“谈钱羞耻”。他们非常明确：钱是婚姻中一项重要的事项。对婚姻心存疑虑却决定尝试的他们，会如何定制自己的婚前协议？
10年前上大学时，沈遥的同班同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女生，有时私下闲聊，老师便提醒她们以后婚恋要擦亮眼睛。也是在这时，沈遥第一次知道了“婚前协议”的存在。“老师说，签婚前协议主要是为了防止‘人财两空’。万一对方有出轨、家暴等行为，还把你算计得净身出户，甚至让你背一身债，孩子抚养权也不归你，那你真的会很惨。”
在老家，沈遥小时候目睹过不少亲戚、邻居的离婚案例，因此她很认同老师所说。读中学时，她借住在姨妈家中，常常撞见夫妻俩吵架、打架。姨父出轨成性，在外花天酒地，而姨妈连抚养孩子都要靠亲戚不时接济。同村的另一对夫妻，男方酗酒、家暴，曾把女方打骨折，离婚时男方只要走了儿子的抚养权；对于归女方抚养的女儿，男方拒绝支付抚养费。
大学时，沈遥就和男友魏宇聊过婚前协议，魏宇并未反对。“因为协议会公平地约束双方，只要他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他横竖不吃亏。”大学毕业后，她来到距离魏宇老家更近的成都工作，两人感情稳定，便顺理成章地将结婚提上日程，也开始正式商量协议内容。
已有的钱和房，还没影儿的车，包括以后可能会有的资产，他们都摊开来讨论。沈遥主动表示，除了她出钱装修的婚房外，男方名下婚前买的房子与她无关。协议列举了一份重大过错清单，任何一方犯了其中的错，就得净身出户。若将来和平分开，共同财产则按六四分，因为沈遥是远嫁，双方都同意她多得一些补偿。
最特别的一条是，如果有了孩子，且女方无过错，男方却想离婚，则男方须净身出户；若男方有外遇却不想离婚，男方需每年给女方50万元“封口费”，女方可以假装不知情。沈遥说：“有次聚餐聊到这个话题，他的朋友听说我们的协议有这一条，都快笑死了。说我‘想得周到’，又让我放心，魏宇的人品没问题的。”
沈遥和魏宇参考了网上的婚前协议模板，并咨询过律师，签署时在一家律所做了公证。沈遥大学同学的母亲是律师，也帮忙看过协议内容，认为“双方签字后基本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但对方也提醒她，协议无法概括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协议内容同样给魏宇的父母看过，他们表示支持。
（图/《180天重启计划》）
“如果聊这个都伤感情的话，那就没什么感情可谈的了。”沈遥相信，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她的父母几乎没有为她结婚花太多心思，只在婚礼时给了她3万元和几床被子，话里话外还希望她用彩礼给弟弟买辆车。她委婉表示“支持弟弟买车可以，但我们要一人一辆”，父母便不再提了。而至今还没有女朋友的弟弟，早已有了父母为他准备好的婚房。
婚后，魏宇效仿自己的父亲，把每月工资交给妻子管理。魏宇日常开销先用花呗支付，沈遥定期对账、还款，“只要钱的去向清楚，我不会干涉他的消费”。沈遥相当于承担起会计和采购的职责，帮这个家精打细算过日子。魏宇也误解过沈遥“花钱多”，但沈遥会大大方方地拿出账单：“你看哪样不是家里要用的？”
三年来，婚前协议中列举的过错从未出现。即将年满30岁，沈遥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以前觉得这份协议很有用，但现在觉得，比起协议，更重要的是对方的人品。”协议也好，法律也罢，不可能罗列出所有可能性，若人有心算计，总会有空子可钻。有一次，沈遥代朋友问起魏宇愿意签这份协议的理由，他的回答出乎意料：“签不签无所谓。如果不想净身出户，转移财产的方法多的是。你看你又生气，实话就是不好听的。”两人吵了一架，沈遥最终感慨：“婚姻必然伴随很多问题，换个人也解决不了，所以，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有安全感。”
人无完人，让夫妻俩发生摩擦的往往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魏宇爱打游戏，有时沉迷其中，便听不到沈遥喊他做家务，为此两人吵过好几次架。“这也不算什么重大过错，但真碰上了就会有一口气憋在心里。”好在，魏宇愿意承包做饭、洗碗等家务；有时吵完架，他还会在游戏里卖掉某个装备，拿这笔钱买礼物给沈遥以示认错。
如今回过头来看，沈遥觉得婚前协议的主要作用，是给当年的自己一种走入婚姻的安全感。而步入婚姻后，生活的复杂终归要自己面对。目前，她最大的焦虑来源于长辈催生。“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不到兼顾家庭和事业，一旦生了孩子，事业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她当然也不想在经济上依赖丈夫：“我不是不相信他，只是人生漫漫，我赌不起。一开始男人说‘我养你'，最后变成‘我养的你'，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
比起“默认模板”，更想要“定制婚姻”
在遇到来自维也纳的男友并与他结婚之前，沉秋未曾设想过一种“更偏向女性”的婚姻。
沉秋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硕士毕业后留在东京工作，而与对方相遇时，他是到日本度假的游客，两人在一起后不久便面临异国恋。最初，他会定期申请远程办公，飞到日本和她见面；假期时，她也申请过旅游签证去奥地利。随着两人感情日渐深厚，他们开始考虑正式在一起生活。
男友提出结婚时，沉秋的第一反应是抗拒。但查阅资料、找人求证后，她发现婚姻竟然可以是对她更有利的一种选择。
奥地利法律规定，离婚后，若女方因婚姻关系而陷入经济困难，没有维持生活的经济能力，男方需向前妻支付扶养费，直到对方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或正式再婚，具体需根据法院裁定。而外国人与奥地利人结婚后，无须签证即可在当地工作，享受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她还了解到，在欧洲当程序员，女性似乎更受雇主青睐，性别薪酬差距非常小。这些来自社会和公司的保障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女性进入婚姻时的顾虑。
比较过其他方案后，两人达成了共识——结婚、丁克。令沉秋的朋友们震撼的是，她的男友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
但备婚阶段，男友提出希望签署婚前协议，婚后彼此财产独立，理由是“保证对双方公平”。若有财产纠纷，在奥地利离婚需经历漫长的诉讼过程。沉秋当即答应，事后细想又觉得心生隔阂。她私下和朋友聊起这件事，朋友严肃地批评了她：“你放弃在日本的事业去欧洲，作为牺牲更多的一方，（万一离婚）不应该多要一些补偿吗？”
好在，当沉秋提出希望重新讨论婚前协议的内容，男友对此持开放态度。他表示：“我认为协议应该让双方都开心，如果伴侣对现在的协议版本不满意，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商量。”在同意双方财务状况对彼此公开透明的前提下，他们考虑了许多种情形，不断修改方案。然而，更多分歧也随之浮出水面。
当沉秋转述了朋友的建议后，男友觉得既不可思议也不公平。他认为，好的协议不应为分开提供动力。沉秋解释，她想要的并非“激励”，而是一种“兜底”。男友摆出事实依据：在奥地利，婚姻法已经给了她想要的“兜底”。即使离婚，在一定条件下女方依然有权留在当地工作，可申请补助；若男方有过错在先，还需负担前妻的房租；社会亦有妇女权益保护组织，以防家暴等情形的发生。
当然，男友并不强求她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样认真倾听她的想法，积极思考替代方案。比如，他坚持：“比起在离婚后给予补偿，我更愿意为促进我们在一起而支付费用。”他愿意承担沉秋从日本移居奥地利的全部花销，这让沉秋感受到了他的诚意。
1985年，英国新布莱顿。餐厅里的夫妇。（图 /Martin Parr）
男友提出婚后按照工资比例分配共同财产。“我们可能都有一些自己想要而对方未必赞成的消费，如果钱完全共享，是否限制了这部分的自由？”但沉秋觉得完全依靠收入衡量对家庭的贡献并不合适。最终两人决定，平时把存款放在一起，各自拿一张额度不超过个人收入的银行卡用于日常开销；若离婚，债务互不牵连，财产大体按照收入比例分割，但要设置下限，保证收入低的一方获得足够补偿。
沉秋说：“我们尽可能设计一份公平的协议，换位思考，结论是‘如果我是收入更多的那一方，我也愿意为对方提供更多的支持’。”
他们有了协议的大致方向，具体数字和条款有待和律师沟通。在奥地利，这类协议也可以在婚内签署，加上在奥地利结婚所要求的签证等手续十分烦琐，两人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先在冰岛登记结婚，打算之后再正式签署协议。
只需开具国际婚姻相关证明，两人的婚姻关系同样受奥地利法律承认和约束。现在，沉秋正在做前往奥地利定居的准备。丈夫承诺，在沉秋学会德语、找到工作前，他会承担她的全部花销。他希望能够支持妻子的生活，让她能得到发展职业生涯的最好机会，不希望她对此有压力。
听闻沉秋的决定，家人最初极力反对，觉得她无疑是在豪赌。事实上，这对沉秋的丈夫而言也是如此。沉秋似乎随时可以“拍屁股走人”，而丈夫在奥地利的社会身份变化却是板上钉钉的。见两人无比认真，家人便也慢慢接受了。
“相处得越久，我们越相信彼此。”沉秋觉得，对他们而言，婚前协议的作用是婉拒法律默认的模板，公平地帮助双方规避风险。
婚与不婚之间，一个缓冲地带
阿茵今年25岁，在法国留学多年后，留在巴黎工作，帮助来此旅游的中国情侣策划求婚仪式。大部分时候，是男生找到她，想给女友一个惊喜；也有女生来咨询，希望未婚夫能给她补一次浪漫的求婚。无论是什么样的情侣，都正处于浓情蜜意的时候，他们会对彼此许下一生的誓言，但和金钱有关的台词从不会出现。
“传统上大家还是会觉得‘谈钱伤感情’吧，更不会在这种场合谈。”阿茵反而觉得，谈钱谈得模糊才伤感情。“一个成年人把自己的全部资产都向你展示，那代表他对你非常信任。”
相比之下，法国人把恋爱、婚姻、生育乃至经济都分得很开，阿茵认识的不少法国人都会选择先签署PACS（民事互助协议），日后再进入婚姻。法国的PACS制度更像婚姻的“平替”，缔结和解除手续简便，部分权利和义务可根据同居双方意愿灵活协定。一些法国伴侣长期维持PACS状态，到老年才正式登记结婚，给予对方继承自己遗产的权利。
阿茵和男友感情稳定后，两人也办理了PACS。她如此理解这份协议：“不是因为离婚麻烦或者不想承担责任，而是因为婚姻这件事太过重要，双方真正准备好了才能进入。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责任重大的关系，那可以选择用‘中间状态’过渡一下，这既代表你们比普通男女朋友的关系更进一步，又不会让你们之间的绑定像婚姻那么深。”
虽然两个中国人在法国办理PACS比较罕见，但手续上除了需要多几份中国大使馆出具的相关证明，总体仍十分简便。协议默认双方财产各自独立，也可自主约定详情，阿茵和男友选择了前者。
在两人认识前，男友就已经买了一套房，现在两人住在里面，贷款月供依然由他还，阿茵承担了水电费。对于日常生活共同花销，收入更高的男友会多出一点，而家具家电等大额支出则是两人平摊，旅游费用是各付各的。这样的日子悠然自得，没有出现过经济上的分歧。“以前我还是学生时，（已经工作的）他会负担更多花销，后来我开始赚钱了，也会想要多承担点。”阿茵说。
签署PACS后的生活似乎和从前没什么不同。两人可以联合报税享受优惠，但他们觉得这个好处“可有可无”。缔结PACS的伴侣可以共同贷款买房，而在阿茵的设想里，“等我们实现共同买房的计划时，应该就到进入婚姻的阶段了”。
现阶段，阿茵和男友都很享受透明的账单和清晰的边界。即使将来结婚，两人也会设立共同储蓄账户与个人自由账户。她认为，毕竟工作不易，想要把自己赚的钱放在自己手里，是人之常情。“经济独立意味着人格独立。再亲密的关系里，一个人也得有经济支配权，这样才有话语权。”
因此，对于何时结婚，阿茵的答案很简单：“等我们哪天已经准备好把自己辛苦赚的钱无条件分给对方一半的时候，那就准备好进入婚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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