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于2026年2月20日，以6比3的投票结果，判决川普总统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对等关税”无效。 这一判决的法理依据，有五个要点，但这些理由，基本上都站不住脚。

五个不具说服力的判决理由

1，课税权属于国会。 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将征税与调整关税的权力授予国会。

实际上，这是一种“只看宪法，不看法案”的“宪法独眼龙主义”。 美国自20世纪以来所有的贸易法案，并没有把国会授权视为关税执行的必要前提，而是看美国当时所处的现实情势，甚至赋予总统很大的裁量权。

2，川普行政越权：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John Roberts）在多数意见书中指出，川普试图跳过国会，单方面行使原本属于立法机关的权力。

实际上，这个“川普试图跳过国会”的说法是一种“意图性判决”（Intentional Judgment），目的在削弱大法官主观认定“川普强人政治”。 罗伯兹的判决本质上是强制将川普拉回传统的“官僚协商”与“立法游说”框架中。 这一方面扩大司法的自由心证权，但也意图限制总统的行政裁量权。 这说明了首席大法官罗伯兹还活在250年前“古典制衡主义”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种“司法傲慢”，我称为“宪法基本教义派”，完全忽视了250年之后的2026年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

在现代地缘政治中，经济制裁、关税调整或产业补贴往往需要精确打击且反应迅速。 （美联社）

3，关税本质是税收（Tax）。 最高法院认定，关税本质上是对进口商课征的税收，而非单纯的贸易调节工具。

实际上，这种判决也是错误的。 首先，进口规管权（regulate importation）当然包括关税，其次，关税本来就是为了改变市场价格、打击歧视性贸易和不公平竞争，它是外交谈判的筹码，本质上就是规管的延伸。 所以，所谓“非单纯的贸易调节工具”，只是显露大法官对国际政经情势的无知，

4，白宫援引法律不当。 川普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实施这些对等关税，但法院认为缺乏明确授权：IEEPA 虽然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管制进口”（regulate importation），但法条中完全没有提到“关税”（tariff）和或“税捐”（duties）等字眼。

这就是一种“法盲”─法律盲目─的书呆子观点。 只知“字眼”不知“情势”的法匠。 如果不能加征关税，所谓的“管制”还管什么？ 关税本来就是管制的核心手段，不是额外的课税项目。 最高法院将关税（terriffs）视为收税，是最大的误解。 2026年的对等关税，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那只是副作用），而是为了强迫对方遵守贸易规则。 法院却把关税看成了单纯的财政行为，NO，不是，川普的关税是一种外交政策。 换言之，“管制进口”与“加征关税”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但法院强行将其拆解，显示这6名“法匠”，是用“18世纪的字典”来对抗“21世纪的经济战争”。

5，行政部门过度演译：判决书中提到，总统不能仅凭法条中“管制”与“进口”这两个词，就衍生出无限的课税权，“这些词承载不了这么大的重量”。

这明显又是一项误判。 不是川普过度演绎，而是最高法院咬文嚼字。 川普的关税是“有比例的”（proportional），不是“无限的课税权”。

美国最高法院于2026年2月20日，以6比3的投票结果，判决川普总统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的“对等关税”无效。 。 （美联社）

我对最高法院判决的10点批判

1，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川普的对等关税是“无效的”，但试图以此判决来限制川普的关税政策也是“无效的”，丝毫无损于川普的关税政策。 因为川普有太多“政策工具箱”来继续执行关税政策，所以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停赛”，而是“延长赛”

例如：

a，1930年《斯慕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其中338条款叫“歧视条款”，50%关税起跳，可实施全面禁运，无需调查证明，没有失效期。 即使这一法案从未被执行，被称为“沉睡法案”，但川普也可以“叫醒”这一法案。

b，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的232条款。

c，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包括301、201、122条款。

d，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e，2015年《贸易便捷化暨贸易执行法》（TFTEA）

以上任何一个法案，川普都可以信手捻来！ 对最高法院的“无效判决”进行“无效反制”

2，尽管“依法判决”是法院的职责，但是在当前全球贸易失衡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关税确实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重要的“防御性武器”。 最高法院仅仅执着于程序合法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法盲》，缺乏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机考量。

3，关税是反制经济威胁、保护本土产业链的国安工具，如果失去这项工具，美国国安将门户大开。 最高法院在强调立法权时，矫枉过正的压抑了行政机关的国安裁量权，也忽视行政部门在面临紧急状态下的应变对策。

4，我赞成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少数派意见，认为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应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5，判决本身产生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国家的实质利益”之间的错位。 试问，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需要法律的程序正义”吗？ 中共如果发动对台战争，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同意吗？ 所以，这项判决反映了美国宪政体制在应对现代高速地缘竞争时的“失能感”。 判决本身阻碍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应变能力。 特别是面对集权高效、能迅速动员国家资源的竞争对手（如中国或俄罗斯）时，显现出一种令人焦虑的“制度性迟滞”。

6，在现代地缘政治中，经济制裁、关税调整或产业补贴往往需要精确打击且反应迅速。 当最高法院判定川普的对等关税无效，要求他必须回到国会进行立法程序时，这意味着政策将进入漫长的听证会、游说团体博弈与党派拉锯。 在这段决策空窗期内，竞争对手可以迅速调整供应链、转移资产或进行外交反制。 这种“慢半拍”的节奏，在高速竞争中往往就是致命伤。

7，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自废美国武功。 首先是行政权的自我束缚，当行政机关推出一项旨在应对外敌的国安政策时，第一时间面对的不是外国对手，而是国内受损利益团体的法律诉讼（如进口商对关税的挑战）; 其次，法治成为对手的工具，竞争对手可以利用美国的司法透明度与程序正义，透过资助智库、游说团体或法律诉讼，从内部拖延美国的国防与经贸决策。

8，美国战略一致性的崩塌。 美国的政党政治与分权体制，导致其政策缺乏长期性和连贯性。 每四年一次的大选，加上法院对行政权的随时修正，使得美国的全球盟友始终处于忐忑不安之中。

9，国安与法理的撕裂：即使行政机关认为这是国安急务，法院依然可以基于法理将其推翻。 这种内部的不和谐，让美国在面对像中国这种“举国体制”的对手时，显得像是一个“肢体不协调的巨人”。

10，我把美国最高法院称为最高法匠院，他们宁可让美国在贸易战中失利，也不愿让总统获得依据情势判断的关税权。 这种程序上的洁癖将转化为美国实力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