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萍，曾在扬州大学从事教学和兼职翻译。漂流世界，相夫教女，热爱音乐，喜好旅行。近年来有多篇纪实作品发表。中篇纪实散文《信任，伴随孩子成长》被《成长源动力：哈佛学子与父母的时空对话》一书录用。

上世纪的80年代，能跨出国门者凤毛麟角，原因之一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大门还不够宽敞，原因之二是国民普遍囊中羞涩，根本不能出去旅行。好在国家及时推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政策，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兴起，呼唤起一大批聪明智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军团，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股真正的自费出国浪潮。

当年公费留学的门槛太高，自费留学的开支又十分巨大，但有志者事竟成。许多人想尽各种办法，鼠有鼠道，蛇有蛇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走上了出国这一条当时被认为是可以一举“脱贫致富” 的快速道。

80年代中期，我从山城贵阳的一家国企科研所，经工作调动来到了古城扬州的一家大学。该校体量虽小，但发展极为迅速，尤其是其烹饪系以全国高校独一家的身份，在饮食领域占有霸主地位，因而得到了上上下下多方面的重视。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校的外语教研室，在短短几年内不但从无到有，还涵盖了英语、日语、法语和俄语四个语种，而我当时是学校唯一的日语翻译和老师。

说来难以置信，在那股出国大潮中，我们这个小小的教研室，在两年内就接连出走了四位骨干老师，其中一位年过半百的先生以及三位年轻的姑娘，使得整个团队几乎顿失半壁江山，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全力跟风追浪的活样板。如果要问之后是否还有其他老师继往开来，由于我已是那四位中的一员，在此也就无法交代了。

教研室里兴起的第一朵浪花比我出海早了两年。她是一位英语老师，长得高大白皙，是学校的美女之一。我记不清是她的爷爷，还是父亲，刚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以此代表了自然科学某领域的国家最高水平，终身享受着那中国科学界至高无上的荣誉。正是那位学部委员亲自做了月下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将自己招来的一位帅哥硕士研究生，顺带招成了自己的（孙）女婿，并将他送到澳大利亚读博去了。正因如此，美女老师以夫妻团聚为名，办理出国签证也就相对简单快捷了。

美女出去半年后，才从南半球给教研室全体老师寄来了一封平安信，洋洋洒洒好几页，在办公室内流传，引起了同事们的一阵躁动。她在信中所描述的众多澳国风土人情，早就被我淡忘了，但仍有两点记忆犹新：第一，她与帅哥在假期里外出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居然还能洗澡，这在当时中国仅有的绿皮火车上绝无可能；第二，她家先生平时学习很忙，即使周末也常常加班，使得她一人在家闲得无聊，便独自开车出门，随意兜上一大圈回来。信中描写的日常生活，让我们这类一直关在圈里的土老帽们，全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抓耳挠腮，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其实，在外语老师打堆的地方，一位年轻美女嫁给帅气的理工男，蹭船出海，顺应潮流，漂流世界，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接下来出国的两位老师圆满合作，演绎了一场完全异化的人生戏剧，与留学毫无关系。此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瘦弱的男性老师，时年已过半百，却仍孑然一身，仅按年龄来说，他与我们本不是同代人。但是，他却真真实实地成为了我们教研室里的第二朵出国浪花，并随手捧起第三朵与自己同行，是不是有点儿奇怪？

男老师出生于中国民族资本家中最著名的家族之一，与家族中后来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的那位先生是堂兄弟。从19世纪末起，他们家族三代人本着实业兴国的信念和努力，尤其在上世纪的上半叶，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家族富可敌国，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上世纪40年代末，男老师读完大学，本想发挥专业才能，进入家族企业，帮助内部管理和事业发展，但谁知世道已变，当他们家族的顶层人物已经成为政坛花瓶之时，他这位家族的小喽喽却只能退而求其次，转到一家学校，当起了外语教师。更有甚者，他在1957年又一次因家族牵连，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交劳改，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恢复自由之身，来到我们学校当起了英文老师。他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全都交给了阶级斗争，因而不得不一直保持着单身的身份。

不知从哪天起，已经恢复了昔日荣光的家族上层人物，终于想起了底层还有一大批曾经遭受过斗争和迫害的亲人，便“以家人为本”，根据各自的需要，开始对他们进行不同形式的补偿。于是，男老师在经历了无数痛苦以后，终于迎来了人生命运的逆向转折，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在80年代末，其家族为他在加拿大不但申办好了枫叶卡，还购置了新车、新房和新家具。万事俱备，只等出海！

就这样，枯木逢春，铁树开花，时来运转，咸鱼翻身。一个原本孤苦伶仃的寒酸单身老右派，一夜爆红，成为了令人羡慕的钻石王老五，从而吸引着无数人的关注，其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愿意以青春相许的年轻女性。在那段时间里，他所居住的单身宿舍被“媒婆” 几乎踏烂了“门槛”：哦，幸亏现代化水泥大楼的房间并没有门槛。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千年古话得到了又一次见证。

就在那两年之前，一位20岁出头的女孩从南京一所大学毕业，成了我们教研室最年轻的一员，担任着学校唯一的法语老师。当男老师很快就要出国定居的消息流出，不知是“老牛想吃嫩草”，还是“少女投怀送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各种风言风语开始在学校上下疯传。但无论如何，全然无法阻挡爱情的火焰迅速燃烧，再次开创了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案例。这两位办公室里一老一小，年龄相差最大的同事，几乎以闪电般的速度，立地成婚，然后双双一走了之， 不仅把满天飞舞的流言蜚语留在了身后，还实打实地又一次让学校的外语教学力量瞬间坍塌了一大块。

像美女老师走后一样，几个月后，法语老师也给教研室寄来一信，但不同的是，信封里只有薄纸一张，上面草草写到，丈夫有着资本家血统，去了一家工厂，帮着管理流水线生产。而她自己进了一家美容学校，经过简单培训，已正式上岗实习，将来有机会结交高档朋友，以便打入当地的上流社会，诸如此类。

不过，大学同一办公室里两位老师的闪婚和离去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非议和谴责，反而带来了太多的羡慕和嫉妒！与其说这对年龄相差30岁以上的人的结合是为了出国，倒不如说的更直白一些，那是落后对先进的向往，是贫穷对富裕的向往。唉，要怪，就去怪我们国家经历过的苦难真的太多，去怪当时的国人真的太穷，去怪政治经济体制真的还很落后！

这桩突如其来的出国婚姻也让我想起了曾发生在我的故乡小镇上的一个真实故事。70年代后期，一位年逾花甲的右派分子独身一人归来，回到了中学教师的工作岗位上，不但补发了一笔工资，还分配了住房，很快就从乡下娶来了一位年方十八的小女孩。婚宴上，那位比女婿还小20岁的岳父，虽不会说话，但那几句感言确实打动人心：让娃离开大山，有城里户口，吃国家供应，是全家一辈子最大的愿望。

在送走了老夫少妻的第二天下午，恰逢教研室政治学习。办公室里十去其三，突然显得空旷起来。会前闲聊，这几位说葡萄甜，那几位说葡萄酸，只有我静坐一旁，心里想着一年前就已前往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暗自庆幸自己下周就能拿到签证，过了新年就将步三位同事的后尘，赶着出国大潮而去。

就这样，我们几位的先后出走是否给正在蒸蒸日上的教研室留下了一地鸡毛，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无论缺了谁，第二天太阳都会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