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受“台湾有事”影响，日中两国在稀土贸易及资源竞争方面出现显著紧张。 自2025年12月起，中方逐步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措施，包括加强输入商品检疫、延长通关时间，以及针对战略物资进行调控。 中国商务部亦于1月6日公告，强化对日本军民两用货品出口的管制。 由此，台湾有事引发的第二次日中稀土战正式展开。

 第二次稀土战同样因台海安全而起

这场因台海安全而引发的第二次稀土战，主要焦点仍然围绕台海地区与第一岛链的安全形势，稀土也再次成为重要的筹码。 第一次日中稀土战发生于2010年，直接导火索是钓鱼岛海域的日中撞船事件。 当时北京采取强硬报复行动，日本企业普遍发现中国海关管制稀土出货。

2010年的稀土禁运适得其反，不仅激发日本决心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还导致国际稀土价格暴涨后又暴跌，使中国稀土产业一度元气大伤。 2012年，美日欧联合向WTO提告中国违反自由贸易规则，最终中国在2014年败诉，不得不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等管制。

中国对日稀土战强度的变化

2025年的第二次稀土战同样涉及台海问题，且北京的态度更为强硬，管制的范围更为全面，也再次反映台海议题对日中关系的重要性，“存立危机”的事实已不只是想像。

相较于2010年的冲突，中国此次对日制裁在强度和范围上都有明显升级。 首先，政策执行层面更为公开与法律化。 2010年中国对稀土出口采取的是非正式禁运，透过行政手段拖延报关、限制配额，未在官方文件上明言制裁日本。

在第二次稀土战，北京直接援引《出口管制法》发布官方禁令，中国商务部公告的管制清单多达800余项，涵盖范围极广。 并也进一步管制高阶电子元件、先进制造装备、航天技术、传感器、关键化学品等，凡是可能增强日本军事能力的物资，一律禁止出口日本。

中国已不再遮掩其经济制裁意图，而是高调以法律措施将稀土武器化，制裁手段从原料禁运升级为总合的技术封锁。

其次，制裁执行的反应时间亦有差异。 2010年稀土战实际持续时间相对短暂，日本在美国斡旋下很快释放中国船长，中方也于数月后恢复对日稀土供应。 之后数年虽有出口配额限制，但随着WTO裁决，中国于2015年取消配额制，稀土贸易回归常态。

反观这次，则是迅速呈现升级态势，且有长期化的征兆。 中国先是在11月至12月通过行政手段慢摊稀土出口审批、延长日本食品农产品通关时间以施压。 此后又透过国有企业不续签合约，实质切断日本企业获取稀土和部分半导体稀有金属的管道。

同时，中方对日本关键出口产品发动反倾销调查，例如：半导体原料二氯二氢硅，以增加日企经营难度。 这一系列措施环环相扣，显示出中国有计划地将制裁行动从短期震慑转为长期消耗战，藉持续经济压力逼迫日本在安全立场上后退。

第三，制裁目标亦更具针对性与多元性。 2010年中国禁运的稀土主要以氧化物、原矿等初级产品为主。 2025年的制裁标的不仅包含这些产业所需的稀土原料，还延伸至整条供应链上下游。

中国不仅限制稀土矿与金属出口，连同用稀土制成的高性能磁石也在禁令之列。 这直接瞄准日本电动车与国防工业对高强度磁体的需求，使制裁效应更加直接明显。

在第二次稀土战，日中关系正进入战略对峙新阶段。 北京此举旨在对日本发出明确信号：若在台海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将面临长期经济惩罚，且范围将逐渐扩大。 然而，经济制裁这把双刃剑也在考验中国自身的承受力，并且造成西方国家的紧张，外国企业对中国更有疑虑，“去风险化”的必要性也得到否证。

中国不仅限制稀土矿与金属出口，连同用稀土制成的高性能磁石也在禁令之列。 （中新社）

日本的因应：战略自主与供应链安全

面对中国在两次稀土战中祭出的经济施压，日本的准备程度与应对策略已发生显著变化。 2010年的第一次稀土战，日本社会一度出现恐慌情绪，当年日本约九成稀土进口依赖中国，突然断供令许多高科技产业陷入原料短缺危机。

然而，危机也促使日本痛定思痛、展开多管齐下的战略调整。 日本似乎取得显著进展，将对中国稀土原料的直接依赖度从2010年的90%以上，成功降至2025年的约60%至70%。 这一成就归功于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长达十余年的资源外交，成功在澳大利亚、越南及纳米比亚等地建立替代性的矿源供应。

首先，日本政府和企业立即动用现有储备暂时填补缺口，同时加速从他国寻找替代供应源。 例如：日本政策性银行与商社共同入股澳洲Lynas公司，支持其稀土矿山和分离厂。

其次，日本大力投入技术研发与材料替代，以减少对稀土的刚性需求。 2011年度起，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联合推动稀有金属替代与节约技术研发计划。 丰田、本田、日立制作所、日本电产等众多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此计划下纷纷投入，开发出一系列节约稀土或无稀土的新材料与新工艺。

再次，日本着手建立战略储备与预警机制，增强抵御供应链冲击的韧性。 2010年危机后，日本政府意识到关键资源战略储备的重要性，于是与民间企业合作，在国内建立稀土库存。

2025年底第二次稀土战爆发时，日本展现出比2010年更强的从容与应变能力，多年来布局的替代供应链开始发挥作用。 目前日本稀土进口中约40%已可从澳洲、马来西亚等国获得，中国供应占比降至约六成。 特别是Lynas公司在马来西亚运营的分离厂，稳定向日本输出镁、钪、钕等稀土产品，有效减轻中国断供的冲击。

另一方面，战略储备为日本赢得宝贵时间窗口。 据日媒报道，日本库存的稀土可支撑国内主要产业数月需求，使得日企在短期内不致停产，仍有缓冲寻找替代来源。

除了以上措施，日本更放眼长远的资源自主战略。 一项引人注目的计划是开发日本近海海底的稀土资源。 早在2013年，东京大学团队就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高品位稀土泥，推算储量足以满足日本数百年以上需求。

虽然海底开采技术和成本是巨大挑战，但日本政府自2018年起投入约400亿日圆资金，支持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进行深海采矿试验。 2026年1月，日本钻探船地球号正式启航前往南鸟岛海域，展开全球首次6,000米深海稀土泥连续抽取测试。

当然，短期内南鸟岛计划仍属测试阶段，且受制成本与环境顾虑。 但日本政府的战略考量明确，致力于掌握资源安全的主动权。

日本当前的稀土挑战

即使有这些准备，如今的日本在稀土供应仍有瓶颈，主要集中于分离/精炼、金属化与高性能磁材等中下游环节，中游瓶颈（Midstream Bottleneck）赫然显现。

日本虽然实现了上游（Upstream）矿源的多元化，但在将原矿转化为高纯度氧化物，以及进一步加工成稀土金属、合金与高性能磁铁的中游与下游环节，依然处于中国的绝对宰制之下。

2025年，中国仍控制着全球约91%的精炼分离能力，以及接近95%的高性能烧结钕铁硼（NdFeB）磁铁产能，这类磁铁是电动车驱动马达的核心心脏。

目前全球约91%的分离产能仍位于中国，日本本土缺乏大规模分离厂，70%进口来自中国，尤其在重稀土（HREE）的依赖性更高。 澳洲Lynas在马来西亚丹的工厂主要产出为轻稀土（LREE），且深受马来西亚的废料处置问题所干扰。

金属冶炼与合金化（Metallization/Alloying）方面，中国控制全球约90%产能。 日本磁铁大厂（如Proterial、TDK）虽然在国内生产磁铁，但其上游的“金属前驱体”或“速凝薄带合金”大量依赖从中国进口。

根据大和总研与野村综合研究所的经济模型，若中国实施为期三个月的出口限制，日本实质GDP将萎缩0.11%（约6,600亿日圆）; 若限制延长至一年，GDP损失将扩大至0.43%甚至1.3%，其中以汽车产业为核心的运输机械部门恐面临高达17.6%的产值收缩。

日本若要摆脱中国的前置，关键在于Resonac控股（前昭和电工）在澳洲的Eneabba精炼厂，这是日本首个能完全独立于中国的重稀土分离设施。 2025年底，该厂仍处于建设与设备安装阶段，预计要到2026/2027年才能投产。

盟邦支持：美国、澳洲与欧盟的协调与牵制

第二次日中稀土战不仅影响日本，也引起美国、澳洲、欧盟等盟国的严重关切。 首先，美国作为日本的安全盟友，对中国以稀土要胁他国早有警觉。

美国财政部长与七国集团（G7）其他国家财长紧急磋商稀土供应对策，并将此列为2026年初G7会议的重要议题。 G7财长会议专门讨论建立集体稀土储备与协议供应机制，以防止中国对任一成员国的原料禁运破坏全球产业链。

澳洲作为稀土资源丰富的民主国家，是牵制中国稀土垄断的关键一环。 2010年后日本能迅速降低对华依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澳洲Lynas公司源源不绝的供应。 此次日本再遇断供危机，澳洲政府和企业皆表示愿意鼎力相助。

欧盟方面，近年也逐渐意识到稀土等关键原物料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当前这次日中冲突，欧盟虽非直接当事方，但已透过外交渠道表达对日本的支持，与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关切。

尽管欧洲自身也严重依赖中国稀土，约98%的重稀土从中国进口，但在盟友受压情况下欧盟愿意展现团结。 德国、法国等国的工业部长与日方举行紧急会谈，调度欧洲现货稀土库存支持日本。

第二次稀土战引发同盟体系的连锁反应。 美国主导、多国协同的围绕关键矿产的国际合作正在形成，这种多边支持不仅在现实中帮助日本缓解燃眉之急，更向北京传达政治信号。 经济胁迫将导致西方盟友更加团结，加速打造独立的供应生态。

美国财政部长与七国集团（G7）其他国家财长紧急磋商稀土供应对策，并将此列为2026年初G7会议的重要议题。 （取自贝森特X/@SecScottBessent）

对台湾的启示与因应：强化韧性合作共赢

台湾与日本同为东亚民主阵营的重要成员，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对外原物料供应，而在地缘政治上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 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升级，不排除北京会如法炮制，对台湾祭出关键资源禁运战。 台湾须未雨绸缪，参考日本经验强化自身韧性，并寻求与各国协作，共同构筑关键物资安全网。

首先，台湾政府应盘点国内产业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制定战略资源清单与替代方案。 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经济命脉，其上游所需的特殊气体、化学试剂以及稀土类蚀刻液等，部分仍仰赖中国供应。

中国早有对台经济制裁的前科：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北京立即宣布暂停对台出口天然砂，同时禁止进口台湾部分农渔产品。 未来，台湾需要针对稀土、锂、钴、钨等列为战略性高风险的资源建立预警机制和库存缓冲。

其次，台湾应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与在地化。 仰赖单一国家供应关键物资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参照日本经验，台湾可加强与澳洲、加拿大、美国等资源国的直接合作。

例如：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出资入股海外稀土矿山项目，换取长期购货权; 与友邦签署原物料供应协议，保障紧急情况下优先供应。

同时，也应扶植本地产业探索材料替代方案与循环再利用技术。 台湾在电子废料回收、金属再提炼方面具备一定技术基础，可投资相关研发，从废弃产品中提取稀贵金属。

第三，政府需完善经济安全法制与组织架构，将抗衡经济胁迫纳入国安战略。 日本早在2022年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台湾也应研拟类似法案，为关键资源管控、产业链防护提供法律依据。

行政院可考虑设立专责的经济安全办公室，统筹各部会资源，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和演练。 特别是强化对中国经济动向的情报搜集与研判，及早发现异常迹象，启动跨部门协调机制，迅速应对。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台湾应深化与日本在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形成共同行动的联盟。 台日同为高度工业化且缺乏某些战略矿产的经济体，双方在确保关键物资供应上利益一致。 汲取日本的宝贵经验教训，积极强化自身供应链安全，化被动为主动，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