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被公认为全球科技行业精英的职场天花板，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家庭而言，光环的背后却有着更多褶皱：升高的生活成本、育儿难题、治安环境，以及移民家庭与亲人远隔重洋的距离。

2021年，《纽约时报》就曾报道，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正在离开硅谷，德州、西雅图、纽约等城市成为他们的新去处。硅谷联合风险投资组织（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的调查显示，由于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高昂，5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离开该地区。

到了2024年，硅谷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居民认为房价问题非常严峻，47%的居民表示难以支付每月开支，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会搬家。

而伴随着AI进步而来的裁员浪潮，让高收入背后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育儿，在硅谷是个问题。

对于硅谷的双职工家庭来说，50万美元的年家庭收入可以支持他们轻松的生活，而一旦开始考虑生育，教育、经济等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Cora一家2015年搬来硅谷，并且有了第一个孩子，三年后，生活与工作渐趋稳定的他们选择了生育二胎。然而，2020年疫情出现后，原本平稳运行的生活突然遭遇了地震。由于中美航线中断，Cora和丈夫的父母都无法再来加州帮忙照顾小孩，硅谷的许多华人育儿嫂也滞留在国内。

在硅谷当地找到合适的育儿保姆是个难题。美国的保姆行业不像国内能够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招聘渠道主要是在平台发广告或朋友推荐。花费高昂成本却请不到靠谱的人是家常便饭。

Cora换了三个都不满意：“最后一个保姆第一天试工的时候觉得工作时间太长，在我们午睡时自己跑了。”

一个全职育儿保姆每月薪资大约5000美元，兼职保姆的时薪也在40美元/小时左右。这份多出来的支出ra不是小数目。在硅谷，两个孩子的家庭几乎是标配。Cora和丈夫收入稳定，房子也买得比较早，没有还贷压力，当时硅谷的各方面价格还没有夸张的上涨，生育二胎之前，他们并未考虑太多，现在一笔笔仔细算起来，育儿压力同样存在。

两个孩子的教育是Cora和丈夫最先考虑的，如果读公立学校，他们需要换到更好的学区房，在素来重视教育的硅谷，这不是一笔随便就能拿出的钱；如果送去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托管班费用、课后补习班费用加起来就超过了10万美元，如果再请一位保姆，每年在育儿上的开支就会达到14-15万美元。Cora一家的收入尽管能覆盖这些支出，但显然并不轻松。

疫情以来的物价上涨同样不可小觑。NBC湾区的调查显示，近年来，硅谷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各收入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过去十年间，中位收入增长了近75%，而两居室公寓的价格同期却上涨了约90%。食品、汽油和水电煤气等日常必需品价格也在上涨，仅电费就翻了三倍以上，2022年，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均年交通费用超过一万美元。二十年间，硅谷的托儿费用涨幅是当地通货膨胀率的两倍。

中产家庭在硅谷的住所基本都是大房子，家务繁重，上班、开车通勤、家务、育儿叠加，成年人的精力完全处于透支状态。2021年，Cora选择了自己带小孩加上小时工帮忙的模式，对于拥有一份全职工作的职场女性来说，这意味没有太多喘息的空间。

每天下班后，Cora必须马上开车赶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哪怕晚了一步都会哭”，饭后她陪孩子玩、学习，丈夫会利用这段时间和中国的同事开会，两个孩子睡着后，Cora会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两小时。

“你能想象每天都是这样吗？每一天，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家务每天都做不完。全年无休，就好像看不到尽头的死循环。”

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移居。

当光鲜生活出现裂痕。

阿不思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想要离开硅谷。八年前，丈夫博士毕业，入职硅谷某手机公司，一年后，阿不思从同一所学校毕业，进入一家半导体公司。

在他们心中，硅谷意味着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全球最高薪的工作机会与最有前景的职业发展。事实的确如此，两人不仅得到了升职机会，加上公司股票，2024年一家的税前收入超过了90万美元，2025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130万美元。

2024年底，经过深思熟虑，在35岁的前一年，阿不思与丈夫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请全职育儿嫂或者接父母过来照顾孩子，是对工作影响最小的两种选择。然而许多朋友的经验证明，后者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位朋友曾劝告她，最现实的一点就是，生活环境突然变化，父母很容易因此生病。Cora同样有这样的心得：即使父母身体能够适应，在这边几乎没有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只能在房子里带孩子，也是一种折磨。

但考虑到妈妈是妇产科医生，经验丰富，阿不思最终还是请他们来了美国。

由于饮食习惯、生活节奏和气候骤变，阿不思的爸爸来美国没多久后就眼中风，急症抢救后，右眼最终永久失明。

一个月以来，辗转于家庭育儿和照顾父母中的阿不思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自责和焦虑让她喘不过气。父亲身体稍好些后，他们就把父母送回国了。

阿不思只能选择请全职育儿保姆，每月支出薪资大约5000-6000美元，这对于年收入130万美元的家庭看起来不算什么，但阿不思心中仍然充满担忧：“在硅谷，薪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股票，这是非常不稳定的。同时，你每一年都有被裁员的风险，无法稳定地预期每年都收入这么多。”

而对Cora一家来说，疫情后硅谷频繁发生的治安问题让他们感到无比疲惫，她连晚上出门买菜都不敢带孩子一起出门。

“2021年末，离我家很近的地方要建流浪汉收容所，当时3000多家华人写了联名信反对，但政府完全无视、全票通过。”那一刻，Cora突然觉得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硅谷，真是一个想不开的决定。

放弃这个“全球最好的职场”

无论是Cora还是阿不思，两位职场女性在生育后都能明显感觉到，当她们将一部分精力投入育儿中后，在硅谷的发展前景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阿不思的业务和马来西亚有对接，自从有了小孩后，亚洲区的同事必须早起，在美西时间的下午五点前完成沟通。有次她正在负责一个重要项目时，孩子突然发高烧了，她只能把所有工作交给同事，自己先去照顾孩子。

2025年上半年，阿不思基本每天晚上都需要陪着孩子睡觉，深度睡眠时间很短，她明显感到自己的短期记忆力下降了、工作中出错的时候变多了：“我有次帮公司买一个造价两万元的原件，东西买错了，耽误了一个多月的生产时间，大家都挺不满的。”

Cora在遇到薪资更高、发展前景更好的工作机会时，为了保证陪伴孩子的时间，只能放弃。“那个工作需要每天晚上跟香港的创始团队开会，我老公已经是这个工作模式了，我如果接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就完蛋了。”

决定离开硅谷后，新加坡成为了Cora的第一选择，她曾在新加坡工作过一段时间，生活、职场环境都熟悉。从地理距离和签证友好程度上来说，无论是回国看望父母还是父母过来短居，都非常方便。

在和老板沟通后，Cora和丈夫的工作都成功从硅谷“平移”到了新加坡。搬家后，Cora给家里请了一位菲佣，花费仅为在美国请全职保姆的五分之一。由菲佣承包大部分家务后，Cora能够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了，再加上在新加坡工作基本不存在文化隔阂，她很快获得了升职机会，现在已经成为组里亚太区的领导。

“我是做市场营销的，硅谷并不意味着更好的职业上升通道，反而会因为白人文化的隔阂而失去一些机会，所以来新加坡，我的职业发展反倒更好了。我先生来之前是有些犹豫的，但是在一年后，我问他还要不要回美国，他说至少孩子上大学前肯定不要回去了。”

对于夫妻双方都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阿不思来说，离开的决定则要慎重许多。在阿不思的规划中，西欧城市、马来西亚槟城和国内的上海都在考虑范围内。与硅谷相比，西欧整体社会对于育儿的友好程度和福利制度都要好许多，教育氛围也没有硅谷这样卷；马来西亚有浓厚的华人文化和大量国际学校，她基本可以直接转岗；上海离家最近，但加班严重、对35+女性求职者不友好的职场环境是阿不思犹豫之处。

她已经投递了一些法国、西班牙的公司，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她会考虑2027年先带着孩子搬去新国家生活，丈夫暂时留在硅谷工作。

Cora依然觉得，对于许多行业来说，硅谷始终意味着全球最好的工作机会，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而言，他们都需要算一笔属于自己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