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中国消防车停在边境，警灯闪烁，等待被派往约13公里外香港北部肆虐的大火现场。

这些消防车最终并未进入香港。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人们质疑为什么香港不接受内地的消防支援，即使香港自己的消防部门奋力扑救超过一天仍难以控制大火，最终造成至少128人死亡。这一时刻凸显了由北京支持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所面临的微妙政治考验。

“大家应该注意，这可能会给人留下香港人无法处理香港内部事务的印象，”李家超的高级顾问汤家骅说。

港府周四表示并未向内地提出消防援助请求。李家超表示，政府正逐步控制火势，并感谢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上司习近平的关心。

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北京在香港实施的新制度——包括一部严厉的国安法——压制了异见，也改变了这座城市应对危机的方式。反对派政治人物入狱、媒体受到新的约束、街头示威已不复存在、许多公民团体被迫解散。问题在于：这套重构的政治秩序是否具备处理危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压下对危机处理方式的批评。

李家超的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周五，消防员终于进入宏福苑七栋被烧毁的建筑废墟后，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100多人。数百名惊魂未定、疲惫不堪的居民涌入庇护所。约200名失踪者的家人仍在寻找亲人。遇难者遗体需要辨认身份。政府已拨款约3亿港元用于救济受害者，并开始向受影响的家庭发放1万港元的补助。

尽管北京的打压摧毁了许多独立活动团体，但火灾之后涌现出了一股令人瞩目的志愿者热潮，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包括学生和小企业主在内的志愿者们分发食物、水和保暖衣物，将当地的商铺改造成捐赠中心，并组成人链高效地运送物资。在线聊天群和实时追踪系统帮助协调各方工作。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也主动联系有需要的人。

即使在危机时刻，当局显然也对独立的组织行动保持警惕。周六，可以看到安保人员在公寓楼附近巡逻。《南华早报》报道称，由于居民组织起来帮助火灾受害者，香港的国安警察已加强了对“潜在的煽动和分裂活动”的监控。

数百名失去家园的居民将被暂时安置在旅馆和酒店。但长期安置可能是最棘手的任务之一：香港是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之一，可负担住房长期短缺。

对63岁的潘启德（音）和他68岁的妻子辛西娅·刘这样流离失所的居民来说，住房是首要关切。他们目前住在距离家一个小时火车车程的酒店里。刘女士说，政府提出让他们搬到大埔以外的乡郊地区，因为她丈夫每周要去那里的一家医院做三次透析治疗。“还是很远，”她说。“我们（这里）的老人家好多都要在大埔看医生。”

政府还需要重塑公众对香港建筑业及其监管体系的信心。警方将对事发大楼的内部展开为期数周的调查，审查监控录像，力图还原事件真相。警方已经逮捕了与负责大楼维修工程的承包商有关的三人，罪名是严重疏忽和误杀。周五，廉政公署在另一项调查中又逮捕了八人。

北京支持的研究机构——全国港澳研究会的顾问刘兆佳表示，在协调不同政府部门处理善后时，外界也期待李家超借此展现政府温情的一面以及“香港新政治秩序的优越性”。

作为这个时候最该站出来安抚市民的人，李家超对担任这样的角色并无多少经验，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安保部门任职，并曾牵头对抗议活动的镇压。周三晚间，他探望了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并视察了一处庇护所。在记者会上，他着重详述了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周六，他带领官员为火灾遇难者默哀三分钟。尚不清楚他是否已与罹难者家属见面。

港府此前希望提高12月7日立法会选举投票率，火灾原因所引发的质疑已经给这一愿望蒙上阴影。自北京进行改革、只允许被认为是“爱国者”的人参选以来，公众对此次选举普遍态度冷漠。

本周竞选活动已暂停，但李家超是否会推迟选举尚不明确。

随着更多安全漏洞浮现，公众的愤怒情绪升温。幸存者抱怨火灾时没有收到任何警示，官方随后证实，该住宅区所有八栋大楼内的警报均未响起。人们质疑，为何建筑承包商被允许用易燃泡沫覆盖窗户，并用明显极易燃烧的网状物包裹高层公寓。

李家超开展的失职调查可能受到北京的密切关注，一些官员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观察内地处理危机的做法，通常会追究个别官员的责任，”香港政治分析家、研究中港关系的专家卢兆兴说。“所以问题就是，内地的做法会不会在香港也适用？”

每年12月，香港行政长官都会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述职。卢兆兴表示，今年本该一样，只是李家超预计必须就这场危机提交一份实质性的报告。

专家表示，北京也会期望李家超按照内地惯常的危机处理方式，在此期间更多地接受中央政府的支持。

但这样的援助对李家超来说可能充满政治风险。在一次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中央派人救灾是否反映出政府的工作存在不足。

李家超回避了这种暗示，强调这是习近平对香港“高度关注”的体现，这也提醒外界，他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最终是要向谁作出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