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海外媒体报道，大量中国富豪资金流出新加坡，形成了“撤离潮”，引发广泛关注。

报道指出，新加坡监管周期性收紧，加上家办审批变慢，让一部分客户感觉效率下滑、信心受挫，从而选择撤离……至于为什么？

2023 年，新加坡爆出一起金额达30亿元新币的重大洗钱案，震动金融圈。主要涉案资金源自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这起案件不仅打击了公众信心，也让国际金融圈开始质疑新加坡的反洗钱机制是否存在漏洞。随即，新加坡政府迅速出手，2025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推出一系列新规，对家族办公室、加密资产、财富流入等全面提标。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SMA）为例：

没有持牌的加密平台将被强制停运

家办申请人需披露家庭成员（包括现任或前任配偶、收养子女、继子女等）。

要雇佣新加坡本地员工，资本门槛设在25万新元起跳

也就是说，现在新加坡设立家办不仅要说明资产来源，而且对“受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s）的披露要求扩大，提供详细的家族结构的信息。这些资料不是一次交完就好，而是持续追踪、年年更新，这可能多少对中国富人来说，触及了隐私与成本底线。

根据 Henley & Partners 发布的数据：2024 年新加坡百万富翁净流入3,500人 2025年预估将下滑至1,600人，直接腰斩！

2.各金融领域监管层层加码

除了家办审核越来越严格，新加坡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也在大幅收紧。前几年，新加坡的加密圈可谓是风光无限——门槛低，监管松，很多项目和资金都蜂拥而入。2019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推出了《支付服务法案》，规定数字货币平台需要牌照，但当时允许企业一边申请牌照一边运营，这种“先开工后审批”的模式让加密企业觉得很方便。结果，像Binance、Crypto.com、FTX这些国际大平台纷纷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整个行业一片火热。

但好景不长。2022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三箭资本暴雷，创始人神秘失联，还拖累了Voyager、Genesis等多家加密平台，整个市场一度陷入混乱。这件事狠狠敲响了监管的警钟，暴露出新加坡之前那种“放水式”监管的风险。

于是，从2022年开始，新加坡对加密平台一刀切式整顿：牌照审批门槛被大幅提高，平台治理结构、反洗钱（AML）和客户身份识别（KYC）等合规要求变得非常严格。MAS干脆取消了“先干后审”的灰色操作，到2025年6月底，所有没拿到牌照的数字货币平台必须关停。这一系列硬核政策让很多加密创业者觉得难以继续生存，不少人选择撤离新加坡，转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结果就是，不少原本持有大量加密资产的富豪撤资离场，纷纷转战香港、迪拜、等“更友好”的金融中心。

在私人银行端，也出现“优胜劣汰”趋势：那些业务带动性强、能产生复杂投资结构或跨境配置价值的客户被优先服务；而只做传统存贷款或结算业务、贡献不大的客户可能被边缘化。而不活跃的企业则直接被清退。

据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数据，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注销企业总数达27,800家，同比增长近2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无实质业务”的持资型壳公司。

反观香港金融市场

发力引资金回流

香港资本市场更活跃，尤其是IPO规模全球领先，这对那些准备上市或者已经上市的企业家来说，香港家办更贴合他们融资和资本运作的需求。

截至今年9月，香港金融服务及库务局（FSTB）宣布，已有超过200家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设立或扩展业务，提前完成了2022年施政报告中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多起十亿美元级别的IPO接连登陆，比如紫金黄金预计募资32亿美元，极大提升了港股的“融资磁场”。对那些计划在港上市或者已经上市的企业家来说，把家办设在香港变得理所当然，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资金和人才从新加坡回流。

与此同时，迪拜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那里个人所得税为零，而且允许利润自由汇出，外籍人士还可以在指定自由持有区买房，产权登记和流转都非常成熟。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2024年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245%，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管理资产总额也在2024年初突破7000亿美元，财富和资管机构数量飞速增长，为家办、基金以及Web3资金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友好+工具箱”。

总体来看，新加坡家办的迁徙不是简单的“跑路”，而是在监管环境、资本效率和服务供给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面对竞争压力

新加坡急推家办新政

如今，香港依托强劲的融资能力和高效的执行体系，吸引部分资金回流；迪拜则凭借零个税、自由资金进出制度以及成熟的财富管理快速成为新兴财富枢纽。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正在积极回应市场变化。

就在前日（9月29日），在全球家族办公室峰会（GFO）上，新加坡交通部长、财政部第二部长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主席徐芳达（Chee Hong Tat）宣布多项家办新政，涵盖审批提速、简化申报、扩大税收优惠适用范围、优化银行开户流程、强化高附加值功能落地等方面，强调“高标准合规”与“高效率服务”并重，展现出在全球财富竞争中持续提升制度吸引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