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制造业流动是成本的计算题；在现在，它已是权力的选边题。 

二十世纪末以降，制造业仿佛从国家的疆界中挣脱，成为一场全球效率最优解的布局竞赛。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越南与墨西哥则成为“次级外包者”，印度如沉睡的巨兽，被视为下一个潜力基地。这一切建立在自由贸易、供应链延展与资本全球流动的神话之上。 

然而，2020 年之后，这套逻辑正逐步溃解。疫情让世界首次集体意识到“过长供应链”与过度依赖的风险；乌俄战争让欧洲重新审视“能源与制造”的地缘安全，甚至军工产业的自主性；而美中对抗，更彻底将制造业从经济逻辑拉回地缘现实主义的棋盘上。国籍，重新成为一个敏感且政治性的字眼。

过去的供应链布局，是一场 Excel 表格上的演算，追求“最低人力成本 × 最大规模化”。但今天，制造业的决策逻辑逐渐改写：

企业不再仅关心制造成本，而是会问：这个生产基地是否位于战略友盟国家？是否可能受控于潜在对手？是否具备制度与资本安全？ 

而除了政治风险与制度稳定，关税也成为迫使制造业重新分布的硬指标。美国对中国加征的 301 条款惩罚性关税，对电子零组件、自行车、太阳能产品等课征高达 25% 的税率，直接导致众多美资与亚资企业加速将产线外移至关税较低或免税的地区。东南亚国家因与美国签有普遍优惠制（GSP）或较低进口税率而成为中转跳板，墨西哥则凭借《美墨加协定》（USMCA），在汽车、锂电池、医疗器材等项目上大幅避开高额关税，成为美国企业优先考虑的生产基地。 

换句话说，生产基地的选择不再单纯是成本与效率的问题，而是“谁能让我免于政治风险与关税惩罚”的博弈过程。关税成为战略边界的延伸，是“国家利益”透过税务体系投射到全球产线的具体形式。

地缘现实主义如何重塑全球工厂地图？ 

以中国为例，它依然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生态体系，尤其在电子、汽车、锂电池等领域难以取代。然而，在美中对抗与高关税压力下，众多企业虽不愿完全撤出中国，却纷纷部署“中国＋1”策略，以降低风险。

印度则因人口红利、劳动成本低与美印政治关系改善，成为西方企业眼中的新兴替代地。苹果公司将部分 iPhone 组装产线移往印度，印度政府也透过 PLI 补贴政策吸引半导体、太阳能与制药等产业投资。然而，基础建设瓶颈、行政效率与法规限制仍是一大挑战。 

墨西哥在近岸外包（nearshoring）趋势下快速崛起，尤其在汽车与医疗设备领域，凭借与美国接壤、供应链快速衔接与关税减免条件，成为北美供应链重组的核心。但其治安恶化与贪腐问题，仍让部分企业抱持观望态度。 

越南因过去十年间成功吸纳制鞋、成衣与部分电子产业，成为中国以外的生产首选之一。虽具地缘优势，但产业链深度有限、电力资源吃紧，也成为发展限制。

东欧如波兰、捷克等国，因俄乌战争导致欧洲安全思维重构，军工、汽车与重工制造逐步向内迁，成为西欧制造外移的落脚点。

企业不再只是考虑“哪里便宜”，而是“哪里不会出事”；不再只是问“这个国家能生产什么”，而是“它站在哪一边”。中立空间快速消失，模糊选择无法再提供风险对冲的功能。 

国籍不再中性，产线选址成为政治立场的表述

以 Apple 为例，其近年积极将部分组装转移至印度与越南；Tesla 强化与墨西哥的供应链布局；台积电赴美设厂，但同时被纳入美国法规、技术移转与国安审查架构之下——这些行动表面上是生产调整，实则是地缘政治站位的具体表现。

企业被迫拥有“地缘认同”，供应链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成为地缘联盟的构件。制造基地变成战略工具，产线即疆界，供应链即立场。

制造业的重新国籍化与关税共同作用 

关税的存在，使得全球供应链开始封闭成区域性圈层。以《美墨加协定》为例，其规定汽车零组件须达 75% 的北美产地含量才能享有免税待遇，迫使原先采购自亚洲的组件改为本地供应。这是一种制度性排他性安排，其本质不只是贸易规则，而是政策手段所构筑的经济阵营。 

中国则透过出口退税与境内税负优惠，加速形成“中华制造圈”与“区域性原料自给链”。而拉丁美洲与东协诸国，则因为地缘与贸易协定位置，成为多国设厂与分散关税风险的基地。

制造业正从全球共用的市场行为，变成各自阵营内部的制度安排。国籍回归，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关税结构与政策压力下的结果。

结语：未来的工厂，不只是地点，而是立场

我们正处于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制造业冷战”中。供应链不再是全球平等的分工体系，而是新的战略同盟网络。每一条产线的转移，背后都映照出地缘安全的焦虑与权力秩序的重组。 

关税政策正是这场转型的导火线之一。它像刀口切割过去的全球分工，强迫企业选边、迫使中立消失。未来的制造，不只需要算价格，更需要理解战略；不只看地点，更要看立场。

制造业的国籍正在回归，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求生。而我们，也正在学会一件事：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制造哪里发生，决定你站在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