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好，我是Clarice，刚刚从文理学院韦尔斯利毕业，即将前往MIT读研究生。

这段时间老特和美国名校的战争还在继续，不少大学站出来支持首当其冲的哈佛，硬杠到底，而老特则持续施加经济压力，其中就包括我即将入读的MIT。

由于政府撤资和新税法加剧了MIT的预算压力，这所大学将在2025学年减少100名研究生招生名额。这距离我拿到MIT研究生offer，刚过去不过几个月。

我真的被解雇了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醒来，习惯性地刷邮箱，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直到忽然收到了一条出乎意料的消息——

我工作了一年多的MIT老板发来简短的一句：「Can you swing by my office this afternoon?」

我怔了一下。他平时习惯线上开会，何况我还在Wellesley读书，专程开车过去要半个小时。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妙。

到了MIT，他没有立刻带我进办公室，而是领我去了楼下的星巴克。我们拿着咖啡，又一起走上Google的楼顶花园。他尽力装作平静地闲聊，直到坐下的那一刻，他突然朝我勉强笑了一下，然后开口道：

「I’m sorry. But we have to fire you.」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震惊于这句话的残酷，而是因为我实在没想到，这天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突然。

老板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我表现不好，而是整个研究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由三位私人出资人共同资助的。就在今天早晨，其中的两位，临时决定全面撤资。

撤资的原因，说到底，是对当下美国政治局势的不安，尤其是对特朗普政府一次又一次削减高校科研资金的担忧。他们决定「先按暂停键」，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项目被迫中止。

而我，也成了被裁的一员。

比起我，很多项目成员收到的只是线上Zoom会议的一句简短通知，因为我在波士顿，还得到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接过那杯已经凉了的咖啡，又默默开了三十分钟的车回Wellesley。整个路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反复响起的念头：

「我真的被开了。」

02

看着「长大」的项目

我在MIT的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份「随便做做」的暑期实习。

因为MIT和Wellesley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从去年3月就在MIT的UROP（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y Program）官网上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科研项目。

当时平台上还没有太多夏季岗位，我只能零零散散地投递简历，几乎是抱着「先投起来再说」的心态。我前前后后投了大概20个项目，但最终只有3个进入了面试环节。

说来也是种奇妙的缘分。

4月时我第一次和老板在线上进行面试，他向我介绍了项目的背景和预期工作内容，交流结束后，他让我「静候通知」，我当时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5月的一天，我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宣传海报——她所在的MIT研究办公室要举办一个Research Fair，欢迎学生现场带简历与研究团队面对面交流。我没怎么犹豫，当天下午就从Wellesley搭车赶到了MIT。

现场共有5个项目组参与介绍，其中一个项目的名字让我一下子怔住了，仔细一看，竟然是我上个月刚面试过的那个！

■MIT对学生的资助一直很慷慨，过去二十年里，由于对本科生的支持力度也大幅增加，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教育的平均成本降低了32%

我不想错失这次机会，于是鼓起勇气，走上前再次向我的未来老板做了自我介绍，主动表达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和热情。

那天，我们在台下聊了许久。就在活动快结束时，他告诉我：「我们决定给你offer。」

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个项目也为我原本空荡荡的大三暑假带来了充实的意义。

从6月初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在MIT全职工作8小时，虽然9月份我因赴英国剑桥大学交换，不得不中断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但今年2月回到美国后，我第一时间又回到了项目组。



■MIT的学术氛围就是大写的「卷」

这个项目由MIT Sloan商学院教授与博士生团队联合发起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覆盖广、结构化、可持续的股东提案数据库（Sustainable Shareholder Proposals Library），以填补当前学术界在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数据空白。

该项目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数据库为基础，聚焦股东提案在正式投票前的初期协商与互动阶段。

通过结合手动标注与自动化工具，系统性地收集并整理数千条企业与股东之间的交流记录，形成一个高度可搜索、结构清晰的数据库。

该项目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数据覆盖范围远远超出现有商业数据库所能提供。当前市面上的类似数据产品不仅昂贵，而且大多仅涵盖近十年（如2010年后）的内容。

我们团队构建的数据库则横跨2001至2024年，具备完整的历史纵深，填补了大量重要年份的数据缺口。

更重要的是，我们计划在项目完成后将该数据库免费对外开放，以支持全球学术界在可持续金融与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



■MIT斯隆商学院是全球知名的商学院。

我老板之所以决心发起这个项目，正是因为他本人长期从事与股东行为和可持续议题相关的研究工作。多年来他一直饱受「没有合适数据源」的限制，许多潜在的研究问题因为缺乏高质量原始数据而被迫搁置。

最终他决定不再等待商业数据库的「施舍」，而是亲自组建团队，从源头入手，打造一个服务于长期学术研究的公共数据平台。

而我也因为能参与这份从0到1的搭建过程，而感到无比充实和荣幸。

说实话，我从项目启动的第一阶段就参与进来，像看着一个「科研小宝宝」慢慢成长，和老板一起构思、搭建……

这一切不只是简历上的一项经历，更像是一段我亲手呵护的旅程。所以当项目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暂停时，那种复杂的情绪实在难以言说。



03

无数个我被放弃了

自从老特再次当选总统以来，一系列针对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排外政策、资金收紧措施便接连出台。

他几乎在上任第一周就明确表示将「审查并重新分配」对高校的财政支持，而这些看似政策层面的动静，到了春季开始逐渐演变成一场实打实的「寒潮」。

到了4月份，情况愈发严峻：

哈佛大学的联邦资金被大规模冻结，紧接着，哥伦比亚大学也遭遇了类似的打击。

虽然MIT目前还没有在明面上受到直接波及，但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这种依赖私人捐资的小型科研项目就变得尤为脆弱。



■哈佛校报的最新消息，包括5所藤校和MIT在内的18 所大学，计划提交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哈佛大学对特朗普政府冻结近 30 亿美元联邦研究资金的法律挑战。

我的老板在和我解释时说，他们是今早才刚刚收到最终决定的通知。

项目从此停摆，而他自己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自己可能都无法继续正常领工资了。

由于整个科研预算全面收紧，MIT内部现阶段根本无力为这些外部资助型项目兜底，哪怕只是临时的财政周转。

身为学生，可能我已经是在这波「资金寒潮」中受影响较小的群体了。

MIT内部已经有不少类似的案例。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夏天也申请到了MIT一个物理方向的科研助理职位，本来是带薪的、可以覆盖她整个假期的生活费。

但项目原定的资助在5月初戛然而止，现在她也只能「以义工模式」继续做研究，没有报酬，只是为了维持履历和兴趣。



■美国大学为何如此依赖联邦资金？

从MIT开车回Wellesley的那30分钟，我放着音乐，却一句都听不进去。脑子里只盘旋着一个念头，回想起老特第一任期时候，我放弃了美国去了加拿大的故事：

「这不是我第一次输给了身份和时代。」

对留学生而言，所谓的「职场」从来都不只是简历和面试这么简单。签证限制、政治风向、排外情绪，甚至连一个科研岗位，都可能因为一纸政策而瞬间瓦解。

还在Wellesley College念书时我就逐渐明白，作为女性、国际学生、以及「非典型」背景的科研者，我们必须面对的，从来不仅是技术门槛，还有制度与结构的不确定性。

努力本身远远不够，我们还得随时准备好B计划。

老板临走前对我说：「We’ll try to bring everyone back in the fall.」语气温柔，带着希望。但我知道，这种希望，并不意味着承诺。我还在继续寻找下一份科研机会，也还在时不时给以前的组员发消息：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还想回来。

我写下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能告诉我更想把这段经历讲出来：

你并不是因为不够优秀，才会失去一个科研岗位；而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太多好的人被悄无声息地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