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一档访谈类节目中表示，如果川普让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中东的经济实力可能会超过欧盟。 他补充道，海湾地区被严重低估了，因为欧洲运转失调，一个统一的海湾地区可能会超越欧洲。威特科夫的这句话藏在一堆话的中间，但却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新重点，涉及到整个世界在逆全球化时代的再平衡。

客观来看，自中东地区的海湾合作委员（GCC）成立之后，“经济一体化”的追求就始终存在于GCC的议程之内。199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促使各国重新审视经济合作价值，2001年《经济协定》修订版就明确设定了一体化常见的三大目标，也即“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的时间表。2003年启动的“关税同盟”将外部关税统一定为5%，内部取消“关税壁垒”，而此举也使区域内贸易额从2002年至2007年的5年间增长一倍多。2008年正式实施的“共同市场”计划，赋予公民跨境就业、投资和社会保障权利，推动劳动力流动量年均增长10%以上。至2015年，跨境就业人数达180万，占区域劳动力总量的15%。

可以看到的是，在2020年之前，虽然始终面临着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税收分配机制共识欠缺、共同市场失衡以及货币联盟长期停滞等问题，但是GCC始终在推动成员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近期，GCC统一执行对外反倾销税的呼声增强。科威特内阁近日正式呼吁本国相关机构加快执行GCC工业合作委员会关于对进口陶瓷和水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决议。该举措被视为加强与GCC其他成员国协调一致性的步骤，避免科威特因“落后执行”而在区域贸易体系中承担责任。看起来，GCC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

第一，现有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实质成效缺陷重重。

贸易便利化存在双刃剑效应。统一关税使区域内工业品流通成本降低10%以上，促进沙特石化产品、卡塔尔铝制品等优势产业形成区域供应链。但非关税壁垒仍存：各国技术标准差异导致20%以上的食品类商品需重复检验。这种“玻璃墙”现象使实际贸易成本仍高于理论值。

      5月15日，川普、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叙利亚总统沙拉（Ahmed Al-Sharaa）在沙特会面。（Reuters）

要素流动存在结构性矛盾。资本流动方面，主权财富基金跨境投资占比从2008年的5%提升至2023年的22%，但集中于房地产（54%）和基础设施（31%）领域。劳动力市场呈现“高技能人才虹吸”现象：迪拜吸收区域50%以上的金融从业者，导致巴林、科威特相关产业人才缺乏现象日益显著。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更凸显制度差异－－沙特国民在其他成员国仅能享受基础医疗服务，而阿联酋却提供全面医保覆盖。

政策协调存在机制性障碍。GCC虽设立超过20个专项委员会，但决策效率受制于“全体一致”原则。以增值税改革为例，2018年沙特率先实施5%税率，而科威特迟至2023年才完成立法程序。货币政策协调更为脆弱：2020年疫情冲击下，沙特与卡塔尔央行基准利率差一度扩大至150个基点，引发跨境套利交易激增。

    沙伊复交・沙伊关系：伊朗总统莱希2023年11月11日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Reuters）

第二，未来构建经济共同体仍面临重大挑战。

GCC面临的石油依赖与转型悖论。尽管GCC各国长期推行经济多元化战略，2023年油气收入仍占财政总收入的58%（沙特）、82%（科威特）。这种资源依赖衍生出独特的困境：新能源项目投资（如沙特NEOM城）依赖石油美元支撑，形成“用石油收入摆脱石油依赖”的循环逻辑。更严峻的是，各国产业规划高度同质化—六国均将石化、航空枢纽和金融中心作为转型方向，导致区域内产能过剩风险。

GCC内部地缘政治与制度裂痕同样不容忽视。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暴露机制脆弱性：沙特主导的贸易禁运使区域内物流成本瞬时飙升30%以上，多哈证券交易所市值蒸发20%以上。这种政治摩擦的经济代价催生“去制度化”趋势，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阿曼介入也门冲突等单边行动，持续削弱GCC集体行动能力。

GCC内部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失衡依然很突出。成员国外籍劳工占比达40%的畸形人口结构（卡塔尔甚至高达88%），这导致两大矛盾：一方面，国民就业依赖公共部门（沙特政府雇员占比63%），私营部门竞争力低下；另一方面，“人口安全化”政策（如阿联酋的Emiratisation）要求私营企业强制雇佣本国公民，与企业效率目标产生冲突。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共同市场的理论优势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升。

第三，超越欧盟的可能性分析。

经济规模与增长动能比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CC 2023年GDP总量达4.8万亿美元，相当于欧盟的19%。但增长动能有显著差异：GCC年均人口增长率2.1%（欧盟0.2%），资本形成率31%（欧盟19%）。若维持当前增速，GCC经济总量有望在2040年达到欧盟水平的30%左右。但是，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了，GCC整体经济规模和欧盟依然存在显著差距。

GCC制度深化潜力存疑。与欧盟相比，GCC缺乏超国家机构建设。《货币联盟协议》虽赋予海湾金融委员会（GMCO）部分央行职能，但各国仍保留货币发行权。司法整合更为滞后。商事纠纷解决依赖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等特设法庭，统一商法典草案磋商已停滞8年。这种“选择性一体化”模式虽保持灵活性，但却显著制约深度整合。

外部环境变量影响。全球能源转型对GCC构成显著压力：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全球石油需求到达峰值之后，2030-2040年，全球石油需求走低可能将导致GCC国家累计损失1万亿美元以上的收入。虽然地缘政治变动会带来新机遇，比如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海湾国家在半导体供应链（沙特硅谷计划）、绿色氢能（阿曼Hyport项目）等领域获得战略投资窗口。但是，这些新兴领域未来可否有效替代甚至超过油气资源，依然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的外交互动中，一众海湾主要国家均表示会对美国追加投资，而美国也表示将会在先进技术合作及转让方面加大对GCC成员国的合作力度，包括最为先进的AI芯片产品和技术。这对于GCC成员国未来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助益举措。

不过，安邦智库（ANBOUND）资深研究员指出，无论是威特科夫的表态还是川普当局的近期动向，其真实的含义或许不在于GCC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而是在于以色列。自以色列启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之后，在诸多方面越发自行其是，对于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最大幕后支持力量—美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不服从”举动。

因此，美国有必要在地区战略上做出一定调整，适当增加以色列所面临的地区外部压力，这对于保证美国中东战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一定的必要性。不过，这也意味着，一旦以色列的桀骜出现明显的“被驯服”态势，美国对于GCC的援助意愿也会出现一定的摇摆。

安邦智库资深研究员表示，从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角度来看，海湾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实际上没有必须要走欧洲之路。“几个国王坐在一起决定大事”，这就是从古至今的沙漠规则。所以海湾区域的一体化，并没有必要完全复制“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的那一套，这些可以慢慢来，而更为关键的是地缘政治联盟，在全球地缘战略方面成为至关重要的牵制力量。看到这一点，就为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战略介入，提供了机会。

最终分析结论：

有关海湾国家的一体化，就威特科夫的表态而言，以阿拉伯世界一体化和发达程度最高的GCC来说，也存在着诸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而美国对于扶持GCC的态度也存在着后续的摇摆可能性。因此，GCC未来的经济一体化，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