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身为欧洲人有一个好笑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相信自己也应该参与投票。这能怪我们吗？许多欧洲人正确地认为，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是谁对欧洲大陆的福祉和安全至关重要。

　　因此，即使欧洲正在爆发一场战争，克里姆林宫一再发出核威胁，欧洲媒体对美国竞选进展的关注却比以往还要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考虑到乌克兰战争、中东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以及中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加剧，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如此需要美国。而且美国仍然拥有一项独特而宝贵的资产，是它日益增加的的竞争者和对手们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在欧洲的可靠盟友和伙伴。

　　我曾经领导了国际安全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超过14年。多年来，该会议积累了一长串跨大西洋事务清单。其核心是美国和欧洲需要面对的三大战略挑战，无论谁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跨大西洋联盟是继续保持我们过去75年来所熟知的紧密伙伴关系，还是走向解体。

　　在应对俄罗斯问题方面，欧洲和美国在过去70年里一直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北约。而在中国问题方面却没有类似机制。当美国决定拒绝向中国出口某些半导体芯片时，为什么没有征求欧洲的意见？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在华盛顿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是，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把乌克兰问题留给欧洲人处理，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危险的。许多欧洲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减少解读为软弱的表现。（还记得阿富汗吗？）

　　建立一个人员配备齐全、专门负责协调中国和亚太地区事务的机构，应成为我们共同议程上的重要事项。扩大七国集团，将澳大利亚、韩国和其他潜在的地区大国包括进来，这可能是一种选择，但也许还不够。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成年人的方式讨论支付国防费用的问题。北约最大的长期烦恼几乎消失了：欧洲人不再拒绝承担共同防务的合理份额。各国的国防预算都在增长；2014年，联盟成员承诺将GDP的2%用于国防支出，大多数成员都实现了这一承诺。那么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在欧洲花费国防预算的效率非常低，因为我们无法就在哪里生产武器、如何生产武器，乃至购买什么武器达成一致。截至2016年，美国使用了从飞机到护卫舰在内的大约30个主要军事系统，而欧洲盟国则使用了大约180个系统。

　　更糟糕的是，欧洲超过三分之二的军事采购是在美国进行的，这使得欧洲公司缺乏急需的投资。这对美国国防工业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欧洲政治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华盛顿的参议员们乐于看到本州出现很多国防生产方面的就业机会。欧洲政界人士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本国。

　　美国要真的希望欧洲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就应该鼓励欧洲伙伴在欧洲开发和采购更多武器，并以多方协调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统一行动，在欧盟和欧洲北约伙伴之间共用与分享更多资源，我们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50亿欧元或更多资金，并将其用于更多更好的系统，以及更多的弹药。

　　最后，我们需要谈谈共同的西方价值观。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曾将当前的全球混乱称为有罪不罚的时代，我们与专制或独裁政权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不就是我们对人权、法治和礼度的承诺吗？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这一承诺感到自豪。问题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被指责在处理战争、冲突和侵犯人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

　　当然，这不是一个新的争论点。（在最近的大流行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得到的承诺是，只要有疫苗就会给它们。但实际上，要等到布鲁塞尔或迈阿密的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许多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疫苗。）而同时发生在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西方国家希望世界支持我们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决议，但我们却发现很难对加沙战争的行为做出回应。

　　因此，我们的集体信誉受到了打击。这是对我们身份认同的打击，但也削弱了我们的集体能力，使我们无法对抗日益抬头的专制主义和对国际法的公开和日益严重的蔑视。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信誉差距？没有，但在我们处理国际冲突和危机的方式中，集体庄严地重新承诺遵守法治和《联合国宪章》，可能是第一步。

　　所有这些挑战都很复杂，不容易解决。欧洲不应抱任何幻想，不能指望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能创造奇迹。尽管如此，许多欧洲人还是希望贺锦丽担任总统后能延续拜登的做法，能够比川普更愿意倾听欧洲对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跨大西洋安全的担忧，而在跨太平洋问题上，川普的表现是不利于持续性和谐的。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和卸任后对北约所表达的疑虑，至今仍萦绕在许多欧洲领导人的心头。尽管如此，在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与贺锦丽领导的白宫进行跨大西洋讨论，可能会与第二届川普政府的讨论一样艰难。

　　无论是谁在11月胜选，美国新总统和欧洲领导人都应该提醒自己，要注意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所带来的真正好处——并让对话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