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部于7月4日在官网发布声明，宣布同意注销美国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Manges LLP)驻北京代表处，收回其执业执照。

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威嘉律师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声望的事务所之一，其上海代表处成立于2004年，北京代表处成立于2008年。继北京代表处关门之后，威嘉在2024年3月也表示开始考虑关闭上海代表处。如果关闭，威嘉在中国将只剩下其香港代表处。

美、英律所纷纷离开中国

近些年来，由于中国不断恶化的监管环境和低靡的经济环境再加上美中地缘政治竞争激烈，众多英美律师事务所不得不离开中国，威嘉只是其中之一。

总部位于芝加哥、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夫妇曾工作过的美国第六大律师事务所--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 LLP)5月初发布一则声明说，将不再续签上海代表处的租约。声明称该所计划整合中国业务，搬至其北京和香港的办公室。盛德上海代表处成立于1999年，负责为中国境内投资、战略和私募股权买家、并购和监管合规等事宜提供咨询。

另一家总部也在芝加哥的大型美国律师事务所孖士打 (Mayer Brown)也表示，计划剥离目前的香港业务，通过专注于公司和其他业务的新合伙关系继续在香港开展业务。孖士打在中国的客户包括中信集团、复星集团、雀巢和联合利华等大型企业。

2024年上半年，关闭或者表示将关闭中国办公室的美国律所还有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奥睿律师事务所(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以及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Lathem & Watkins)。

除了撤离中国之外，继续留在中国的美国律所也削减了规模。路透社援引跟踪律师事务所招聘情况的Leopard Solutions公布的数据称，在中国最大的73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中，有32家在过去十年中减少了律师人数。在北京48家最大的美国律师事务所中，有26家自2018年以来减少了律师人数。

数据还显示，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律所争相抢占市场份额，但在 2018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中国的员工人数仅增长了3%。

2023年8月，全球知名律所德同(Dentons)宣布剥离其中国业务，与中国分公司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Beijing Dacheng law Offices)完全分离。德同在发给客户的备忘录中称，拆分是因应中国律师事务所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包括与数据隐私、网络安全、资本管制和治理相关的新规定和要求。德同在2015年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并，成为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律所，客户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电信等大型国企。

中国英国商会近期发表的《2024年在华英国企业建议书》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面临着高度受限的市场。该建议书说，自外国律师事务所首次获准在中国开展业务以来，在解决这些障碍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2 年期间，在华设有代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数量下降了16%。

建议书总结道：“这一趋势似乎将继续下去，最近有多家全球律师事务所宣布关闭或缩减其在华业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外国公司商业环境的恶化。”

法治环境让律师成为高风险职业

美国之音致电一名位于中国的前美国律师迈克·陈(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询问有关情况，他苦笑说：“你看看北京顺义国际学校，都没什么外国人了，都是中国孩子。满大街都不见外国人，普通外国人和老师都找不到，更别说律师这个群体了。”

迈克·陈认为，这么多人离开中国无非是因为中国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说，在中国的咨询服务型外企，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和律所等，都会面临“泄密”而惹祸上身的风险。

“我觉得还是法治环境(令人担忧)，比如说国安法，比如说抓间谍。律师这个职业非常高风险，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牵涉到泄密，所以他们就很谨慎。你去一个地方，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你还说挣多少钱吗？而且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公民一再发警告，总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涉及到他们最终的决定。”

2023年3月，中国警方突击搜查了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茨集团(Mintz Group)在北京的办事处，五名员工被拘留。4月，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对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的上海办事处进行了突击检查。5月，中国执法部门突击搜查咨询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的驻华办公室，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特别报道，指责“海外机构”与国内咨询公司联手隐瞒其外国背景以“规避”中国法律法规。

迈克·陈指出，大部分律所并不是断崖式的撤出，而是分阶段的逐步减缩在华业务。

对华投资的大幅下降以及隐私安全的缺乏

美国律所咨询公司泽格豪泽集团(Zeughauser Group)是一家为全球律师事务所的领导者提供咨询业务的机构，并且在中国设有办事处。集团创始人彼得·佐豪泽(Peter Zeughauser)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外资律所撤出中国，最大的原因是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降。他说：“与两年前相比，投资下降了90%，所以律所要做的工作少了很多。”

其次，佐豪泽认为，与以前相比，中国律所的业务能力和本地化优势也都大大提高，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外资律所。

佐豪泽分析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法律和职业行为准则中缺乏‘律师-客户特权’”。他解释说：“西方律师事务所习惯于律师-客户特权，这有助于他们为客户提供服务并赢得客户的信任。而这在中国并不存在。政府可以获取客户和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任何通信。”

这种对于丧失“律师-客户特权”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担忧已经让外资律所觉得严重到了要考虑是否在中国运作的地步，佐豪泽补充道。

佐豪泽说，虽然预测将来并非易事，但只要全球贸易格局不发生改变，外资律所撤出中国的大趋势也不会变。

“我认为，只要中国现任政府还在掌权，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我倒并不是想把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因为美国也应该为两国关系的恶化负责。如果两国关系升温，再来一次尼克松访华式的行动，那么美国公司会卷土重来。”他说。

外国律所在中国的繁荣期

总部位于纽约的管理咨询公司亚当·史密斯事务所(Adam Smith Esq.)专注为全球律师事务所提供服务。公司总监布鲁斯·麦艾文(Bruce MacEwen)向美国之音外国律所大规模进入中国内地的北京和上海应该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2000年左右。此前，在香港回归前，大部分律所在香港设立事务所。

“香港回归后，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尤其是美国律所，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并决定参与其中。许多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也有不少把办公室开设到了北京和上海。如果从 2000 年左右开始算，大概之后的20年间，到新冠疫情爆发前吧，一切都算顺利。似乎每个人都在通过做交易、包括跨境交易等业务赚了很多钱。”麦艾文说。

不过，在华外国律所很少可以从事诉讼业务。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与外资相关的高端非诉讼服务，包括并购、海外上市、涉外诉讼和仲裁、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他们主要有两类客户：跨国企业的分公司或子公司，以及向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

外国律所很难回归

麦艾文认为，外资律所近年来撤出中国或减员的趋势的基本原因，在于可做的业务在减少，以及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在中国“不受欢迎”。

他说：“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和衰退具有周期性。例如，如果美国的交易活动出现衰退，这并不意味着律师事务所将离开纽约市，因为交易活动会卷土重来。但根据我对中国经济形势变化的观察，这不是周期性的，不会很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麦艾文解释说，在此情况下，外资律所驻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自然会觉得自己在欧美等别的地区工作回报更高，哪怕只是搬到同在亚洲的新加坡。

根据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报告，2023年中国并购市场交易规模约为18,989亿元，同比下降月22.86%。报告预计2024年中国并购市场整体复苏可能较为缓慢。为金融服务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平台Dealogic则称中国整体并购活动（包括对内和对外交易）正处于 201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中国国内股票市场活动也低于 2009 年以来的任何一年。

麦艾文本人曾多次去过中国。他认为十年前的北京和香港和如今大相径庭，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铁腕治理让不少外国人感到心寒。他说：“十年前的北京和香港的自由度尚可和伦敦、纽约相比，那时候我作为一个西方人觉得很自在。现在如果我再回去，肯定不会有那种感觉了。”

除了现实的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业务量减少，麦艾文强调，情绪因素显然也不可忽视，哪怕这种情绪不总是理性的。“我和在香港的外国律师谈过，我认为他们心中还是存在一些焦虑或不确定性。许多西方律师去香港时，他们以为会在那里过一辈子。但现在情况并非如此，这种信念没了。”

麦艾文不认为外资律所会在短时间内重返中国，除非“北京对西方和西方企业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他说：“中国过去几年在香港和大陆所做的就是打击异见，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扭转这个做法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