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在看到彭洪菊照片时，都很惊讶——

圆眼圆脸，低眉顺目，看起来有点窝囊的中年女子，却是媒体笔下的“人贩女魔”。

这或许就是聊斋里所说的，恶鬼若要行走于人间，就得披着人皮。

否则无法解释，一位 3 个孩子的母亲，居然会亲手卖掉 17 名妇女儿童。

整整有 10 个孩子因为生病，被她断定为“不好出售”，直接丢在荒无人烟的野外，任其自生自灭。

这 10 条生命，至今了无音讯。

而这，只是彭洪菊和同伙们累累罪行中的一部分。

卖人，并不难

1986 年的春节，承载着许多人难忘的回忆。

《西游记》的开播轰动全国，六小龄童等 4 位演员登上春晚，拉开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春天。

同样兴奋的，还有发现了巨大“商机”的彭洪菊。

身边的亲戚们，不种地不干活却越过越潇洒，还在村里盖起了新房，让她分外眼红。

夫妻俩不想让孩子继续在穷乡里熬日子，没怎么犹豫，就加入了人贩团伙。

最开始，他们的货源是那些想生男孩的超生家庭。

当时正值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期，各地都在严格控制超生现象，抓到就重罚。

在重男轻女严重的地区，不少家庭为了生男孩，生育了不止一个孩子。

很多父母交不起也不想交罚金，就委托彭洪菊将女婴“送养”。

也有部分父母因孩子太多，实在养不起，就把孩子低价卖给了彭洪菊。

金钱的诱惑超乎想象。

遇到舍不得的父母，彭洪菊就会夸大罚款危害，给他们施加心理压力；再编一些“孩子长大后再送回来”的谎言，连哄带骗地把孩子拐卖了。

彭洪菊利用自己富有欺骗性的外表，很快成了团队中的“业绩王”。

不到 2 年时间，夫妻俩就从新手升级为拐卖团队的核心成员。

尝到了钱的滋味后，贪婪开始蔓延。

彭洪菊决定通过偷孩子的方式，来获取更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同时保证更稳定的货源。

不论是婴儿、男童女童还是女人，在彭洪菊眼里都成为了赚钱的产品。

而这份漠视人命的心狠手辣，正来自于贩卖儿童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既是产品，自然明码标价：一个女婴 150 元至 500 元，男婴保底 1000 元；

女人则根据长相、年龄进行标价，按照彭洪菊原话来说：“卖女人利润很大”

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彭洪菊和同伙几乎不在家乡附近犯罪。

他们疯狂作案，狡猾游走在各个省份找货源和买家，被捕前拐卖了 85 位孩子和 5 位女人——包括因病被丢下的那 10 个孩子。

随着警察对人口拐卖犯罪越来越严厉，彭洪菊团伙也渐渐减少“做生意”的次数。

直到 1992 年，彭洪菊的“平静生活”终于被打破了。

从她不把人命当回事的那刻起，就注定了会有这样的下场。

翠翠

1992 年的夏末，彭洪菊生下小女儿后，为了生计远赴河南卖孩子“销赃”。

丈夫独自上街时，看到孤身一人的 4 岁女孩翠翠，没忍住出手了。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他没注意到，翠翠爷爷就在不远处和好友聊天，第一时间就发现孙女不见了，焦急地以最快速度报了警。

这次拐卖本就是一时兴起，彭洪菊丈夫没有做好逃跑的规划，还没来得及扫尾，就被以何勇为首的重庆市荣昌县公安局警察一举抓获。

重庆警方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彭洪菊一伙人，苦于证据不足，一直无从下手。

没想到这回，罪犯带着证据，自己送上门来了。

根据彭洪菊丈夫的供词，警方守株待兔地将那些在河北、山西“出差”的 42 名同伙统统抓捕归案。

这起案件，而后被称作“重庆  8.17  特大拐卖人口案”。

其中 7 位主犯，有 6 位入狱，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刑和无期徒刑。

但作为主犯之一的彭洪菊，却销声匿迹，成了何勇警官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时间一转来到了 2003 年，又是一年初夏。

何勇接到一起神秘线报，对方不愿透露身份，只是在电话里问：

“何警官，你还在找彭洪菊吗？”

举报人告诉何勇，彭洪菊如今化名“黄世英”，是山西一位羊倌的妻子。

经过半年的调查，何勇警官确定这个“黄世英”，就是他寻找了 12 年的彭洪菊。

2004 年，何勇集结警员，突进山西某贫困山区，准备将彭洪菊绳之以法。

然而彭洪菊的现状，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原来她并不是逃亡至此，而是被同行拐卖到这里。

当年彭洪菊卖完孩子，在回家路上就收到了同伙的提醒：“老巢被发现了，赶紧逃。”

事发突然，她慌张躲到了内蒙古，没过多久就花光了身上的钱。

通缉之下，彭洪菊不敢用真实身份找工作，只能在一个非法工厂里勉强度日。

黑厂老板看出她不敢声张，干脆扣下工资，把她撵了出去。

在最无助的时候，彭洪菊遇到了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老乡。

她以为这是时来运转，没想到却是命运送的一份荒唐礼物。

这个被彭洪菊视为“救命稻草”的男人，

用花言巧语将她骗到了山西，以 3500 元的高价，卖给了山里一位性格古怪的羊倌老赵。

在老赵暗无天日又脏兮兮的窑洞里，彭洪菊终于有机会好好思考一个问题：

被拐卖的妇女，会遭遇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用最简短的文字来形容，只有 6 个字——逃跑、强奸、虐打。

老赵只花了一年，就把彭洪菊从挣扎逃跑，打到心态麻木，身体偏瘫。

反正花 3500 只是买一个女人来生孩子，健康与否他都不介意。

往后 11 年，彭洪菊一直生活在窑洞炕上。没离开过屋子，只洗过 3 次澡，只吃过一次肉。

老赵每天只舍得喂给她吃些土豆和硬馒头，一不高兴就拿她出气。

渐渐地，她学会讨好老赵，也就没那么经常挨打。

得知丈夫被执行死刑的那天，她怔怔从屋内唯一的窗户望去，入眼全是无边无际的黄土。

这里的一切，和重庆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找不到一点寄托思念的事物，只能在日复一日的虐待中苟延残喘着。

她想过自杀，却不敢自杀。

有时，她还会梦到警察上门，醒来才发现是梦一场。

所以当何勇警官出现在彭洪菊面前时，她仍然以为是梦。

直到走出这间困住她 11 年的窑洞后，终于如梦初醒般嚎啕大哭：

“你们怎么才来！”

回到重庆后，3 个女儿和年近 80 的父母，都拒绝了彭洪菊的会面请求。

年过五十，一身伤病，众叛亲离。

此时彭洪菊惊觉，丈夫当年都判了死刑，自己犯下的罪行更严重，不知道法官要怎么给她定罪。

比起被囚禁时的不敢死，被救的彭洪菊坚定地不想死。

戏剧的是，主审彭洪菊这次庭审的审判长，是当年“ 817 案件”庭审的书记员汤伟。

他和何勇警官一样，从未忘记这只漏网之鱼。

彭洪菊在法庭上大打同情牌，哭着说：

“我是残疾人也是受害者，请求从轻处罚，也不是故意逃亡 12 年了，其实早就有自首的想法……”

说到底，就是不想死。

但这可能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2004 年，法院判处彭洪菊死刑，她充满罪恶且曲折的一生，终于画上了句号。

彭洪菊这样的真实案例，远比戏剧作品更沉重。

但迟到的正义并不是让我们绝望，反是善恶终有报的最佳证明。

迟来的正义比永远等不到的正义要强，它能让许多人更相信正义与法律。

看见的不用相信，但看不见的才更需要相信。

善恶有回响

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让诸如彭洪菊、梅姨之流的人贩子正在慢慢减少。

最混乱环境已是过去，但我仍觉得，有些旧案始终值得讨论。

大浪淘沙，总有沙砾会被时代浪潮落下。

我们没看到那些在角落里挣扎的人们，但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回望过去无力挽回的悲剧，或许能拯救更多被铁链锁住的妇女儿童们。

得益于徐州案件的发酵，今年两会提出了许多和人口拐卖有关的建议。

很多人都把重点放在了“事发后加重惩罚”，但我总是忍不住想——

如果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家因为上不了户口，最终因藏不住一个人而放弃犯罪；

如果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可以晚几年出生，DNA 鉴定技术更加普及，他就能更快找到儿子，而不至于在媒体面前，卑微感谢买家“把孩子教得不错”；

如果我们早一日建起新生儿指纹和 DNA 库，寻母 30 年却与母亲擦肩而过的徐剑锋，是不是就能在母亲尚在时，与之团聚了......

事后惩罚买家和人贩，有时候并不能减少受害者家庭的伤害。

正义终章的爽感是大众的，破碎生活的重建是孙海洋们的。

将新生儿指纹采集、DNA 采集作为上户口和申请身份证的必备流程，以此建立可追溯的身份识别系统。

如果一切理想的话，这个系统的建立会让拐卖无处藏身。

但不论是什么建议，都需要更多人加关注，一起参与到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中来。

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犯罪，冷漠是对犯罪的默许。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做好一点，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变得美好一点。

百年前，法国的“社会良心”左拉写过一封公开信《我控诉》，

他在结尾写着：

尽管如此，总统阁下，我仍没有一刻感到绝望。因我知道，在最终真理总会取得胜利。

......我深信——我重复——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执着的深信：跨过一切艰辛与阻碍，正义必将前行！

请不要停止相信：

这个世界会变好，善恶与正义会有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