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所谓的供给学派鼓吹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以后税收就会增加，所以不但不会有财政赤字，还会有财政盈余。这是个神话，里根和老布什都试过，不仅没有成功，还把美国经济做空了。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减税幅度倒回去一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国债增涨近三倍（从9970亿美元升至2.85万亿美元），这导致美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成为里根任期内“最大的失望”（greatest disappointment，里根语）。现在特朗普还要再次推行，相信会比里根输得还要惨。

首先，要明白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其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分两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力提高，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物质生活的提高，生产又进而增加。但是，因为生产的增加是投资带动的，所以中国增加的生产大部分不是自己消费，供出口，出口赚的钱再进行投资，因此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投资，方向要正确。比如中国前30年为了国防，不得不投资在军工领域，军工提高了中国的科技能力，但钱赚不回来，所以那时民众勒紧裤腰带，过得很辛苦；后来30多年，中国打开国外市场，出口赚了钱，改进基础设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两种都是投资带动，但是投资在什么地方是有讲究的。投资在可以扩张市场的地方，老百姓生活就能改善；投资在刚起步的基础工业、军工等领域，民众生活实际上改善不大，但是国力得到了增强。

而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美国、欧洲国家早已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时的样子。比如说美国，当年投资修铁路，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而投资带动的时候，因为没有竞争能力，所以搞保护主义，这一情况持续到二战前。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大量投资科研，用于军工打仗，但打仗只烧钱不赚钱，不能增加生产。生产增加部分，靠消费拉动，但是西方经济增速也由此越来越慢，因为消费增长受西方福利负担牵制。福利包袱越大，社会越平稳，但是发展速度越慢。

所以大萧条开始，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改变了政府先前采用的“看不见的手”的政策——若市场继续主张“看不见的手”，是没办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因此，罗斯福政府借战争的机会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包括美国的高速公路都是那时候修的。劳保福利制度则是借越战的机会建起来的。美国同时打越战和搞社会福利，然后持续出现贸易逆差，美元和黄金在1970年脱钩了。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整个西方国家（包括英美在内）的趋势都是一样的，都是增加累进所得税。从富人那里挣钱补贴穷人，所以福利是扩大的。在这段时间里，西方社会之所以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依靠很高的所得税来补贴福利。

而里根搞减税，主要措施有两项：第一项，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从70%降到50%，然后降到38.5%；第二项措施倒是有效的，把税收的档次从十五个等级减为四个等级，这受到很多人欢迎。但是他减税的经济效果怎么样？第二年，美国政府的税收就下降了6%，经济立刻陷入衰退。从1980年代以后，美国越减税，福利越困难。

这里面就讲到为什么减税在美国不会有好效果。

一说减税，首先是政府税收减少；政府税收减少的话，财政赤字增加。财政赤字增加靠什么办法解决？以前国民党靠印钞票，通货膨胀；美国不愿意通货膨胀，就借债。政府借债，企业也借债，推高利率；利率一增加，全世界热钱往美国跑，买美元；美元升值后，出口商愁了，进口商高兴了，所以进口贸易大幅度增加；进口贸易大幅增加以后，美国制造商的东西卖不出去了，制造业干脆就移到日本、东南亚，后来移到中国生产。

所以，美国制造业的外移，是里根搞减税造成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推高美元的结果。现在特朗普也要搞这个，结果会是一样的。有美国媒体做了数据预测：减税造成的经济成本是10年内财政赤字增加1万亿美元以上，收益的60%给了1%的家庭。经济增长率在1.5%左右徘徊，难达2%，特朗普许诺的4%没有可能。股市会出现泡沫，美元会走强，投机资本回流，但阻碍制造业回流。

各国税负比较

二、改革的顺序很重要

中国也有很多人呼吁减税。其实，中国和西方不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国个人所得税收的很少，不占主要地位；而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占大头，企业税占小头。所以特朗普如果给企业减税，企业也不一定会增加投资，还要看国内环境怎么样；但如果是减个人所得税，唯一的结果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矛盾。

而中国现状如何？中国政府现在要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大规模增加社会福利——如农村医保、养老保障等，再加上先前的一胎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中国的福利开支急剧增加；福利急剧增加，如果不同时加税，中国政府的债务就会快速增涨；债务增涨以后很有可能走上西方老路，没有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没办法投资新技术，结果失业率增加，就业困难，和现在西方一样，经济增长速度每况愈下。

中国若真要减税，只能是改税制。中国现在改革增值税，负担还是在企业身上，原因是企业税好收，个人所得税不好收。如果真想给企业减负，让企业创造就业，应该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大大增加个人所得税，以及征收房产税、财产税。这样一来才不会出现财政赤字，才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如果在扩大福利开支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得税，又不增加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那么中国将来恐怕走的道路就和西方一样，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所以，改革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底是什么？除了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渐进改革、双轨制以外，我认为还有一条——中国改革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比西方聪明得多。

改革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良性循环，就是：第一步棋下对了，初战赢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老百姓一高兴，消费增加；消费增加促进生产。西方的问题出在哪儿？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有人请我去做讲演，给奥巴马政府提建议。我就说，“你学中国经验，第一条就是先增长后改革。”

中国怎么做到先增长？

七十年代，中国经济非常差，如果像东欧一样先放开市场搞国企改革，中国经济马上就垮了——国企改革改得非常晚，难以改动。所以，中国先放开最容易的包产到户，然后放开农村集市贸易。养鸡几个月就可以下蛋，养猪也不到一两年，农业生产周期短，所以农业先发展；农业发展起来，农民收入提高了，着手盖房子；盖房子得花几个月到一年，建筑材料需求也导致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农民工还进城了。

所以，中国是在乡镇企业发展起来，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的时候，又开放深圳特区。深圳特区引进新技术，沿海就有经济增长点。沿海增加的税收的钱可以拿来补贴内地的改革，所以才一点点放开国企改革。沿海的国企改革改好了，才一点点放开内地这个生态的建设。因此，中国一步步棋走的都是良性循环。

而奥巴马，第一步棋就走错了。我给他们建议美国先推动经济增长再施行改革，他们说找不到经济增长点。绿色能源周期很长，投资太阳能成本很高，都不赚钱。而奥巴马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于是先搞医疗改革，给穷人们扩大医保。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扩大医保，增加财政负担，导致财政赤字更严重了。财政赤字，政府发债借来的钱却根本不投资，拿去救助大企业，可大企业拿到救助也不增加生产力，救助银行，银行拿了钱不信贷，只炒高股票市场。

特朗普比奥巴马高明，明白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就是先搞基础设施建设，不然硅谷研发好了，要生产时速度根本比不上深圳——深圳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比美国生产效率高多了。所以，特朗普第一要搞的事情就是建设。没钱怎么办？不在国外支持人权运动，削减军费不再打仗，省下来的钱可以投资建设。但这两条立刻把美国左右派全得罪了。

首先，特朗普想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收缩军备竞赛，把钱省下来，但这样就得罪了军火集团，所以大闹“通俄门”，说他是叛徒。特朗普为讨好军方还得增加军费。增加军费不仅把救灾的钱搞没了，还把未来用于支持减税的钱也搞没了。

其次，前文有述，减税就是减福利，所以整个民主党坚决反对。但特朗普为了讨好共和党的多数，就得先通过减税而不是先搞基础设施。这样一来，财政赤字增加。我估计，这一两年内美国一定会加税。当年里根和老布什都这样子的，以为减税能带来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结果经济增长慢，财政赤字增加；财政赤字增加以后，入不敷出，一两年后又得加税。加税以后，美国制造业回来的可能性更小了。

这里面就体现了中国制度和美国制度的差别。

中国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以可以有长远眼光，不用考虑任期，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计划都可以做；美国总统任期四年，最长做八年，短期政治没可能做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这也是美国没办法跟中国竞争的原因之一。更别说欧洲国家，政府弄得不好的话才干几个月。

再者，中国共产党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所以可以在党内进行协调，沿海和贫困地区可以互相帮助；而西方所谓的议会制，每个利益集团都坚持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妥协余地，所以议会里经常出现“死结”。改革要适量调整时，主流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简而言之，双方都不损失），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富人要减税，穷人要增加福利，这是天上掉馅饼。

三、辩证施治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现在美国众多大企业已没有大股东了，股东很分散，老板多是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会、德克萨斯教师退休金会等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是增加福利和分红，因此就给CEO一个合同，要求后者在任期内让股票价值升高，这样就可以拿个大红包走人。

特朗普原来有一个商界的咨询委员会，问他们“如果给你们减税，你们投资吗”，没有人回答。道理很简单，减了税后，企业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给工人涨工资，但这对资本家、股东没什么好处，真要给工人涨工资，就是民主党希望的拉动消费，而不是给富人减税，共和党和大财团都不会干；第二，投资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企业有好处，但是也不一定肯干，因为可能是下一任的CEO赚好处，自己任内见不到收获；第三就是大家都会干的，拿这个钱分红，或者把股票买回来，拿大红包走人，而这对企业和国家都没好处。

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如果给小企业减税，老百姓的消费增加，那我多开餐馆多雇人，经济就会因此繁荣，失业率也会下降。然而，给小企业减税，但整个大环境不好，退休金都在削减，你选择在家自己做饭，还是出去吃餐馆？现在不少中国人在街上吃餐馆，美国人多是在家里自己做，就因为手上的钱少了。

所以，讲“减税就一定会刺激就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片面的思维。在不同国家，效果不同。这点我倒建议大家读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都比美国经济学思维有辩证法。同样是经济不好，到底是属于“气虚”，还是“火旺”，不同的原因，辩证施治的处方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所有人服用泻药或补药。而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按中国人的说法，一根筋，最后只会让事情变成恶性循环，而不是良性循环。

奥巴马搞医改，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强行通过，选票上去了，当了两个任期总统，但是经济效果很差，所以总统任期还没完，民主党在各个州的议席就丢掉了。现在共和党搞税改，又是共和党单方面表决，一个民主党议员都不赞成，相信未来经济效果也一定是极其糟糕的，你看好了，共和党一定会丢选票，甚至丢掉在两院的优势，最后改革又改不成了。至于特朗普能否度过“通俄门”，不被弹劾，继而四年后连选连任，我看更玄。

四、应对之道

特朗普的成就在于简化税制，但依前车之鉴，未必能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若投机资本回流推高美元，只要中国不干盯住美元的傻事，也不买美国国债，才会大大增加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要知道，美国如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又没有足够多的资金买美国国债，利率将会升高，股市必然下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中国合作的话，极有可能难以奏效，美元地位会更加动摇。

美国若要求中国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中国就可以提条件，如要求美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等，否则宁可投资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增加他们对美国的竞争力，以达到牵制美国的目的。

美国如果用台湾和南海问题逼中国在贸易和金融战中让步，中国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加强和美国传统盟国土耳其、沙特的经济合作，加强和俄罗斯、乌克兰、伊朗的互信，包括重启东北亚贸易自由区的谈判。日本经济界众多人士早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明白，日本经济只有搭中国而非美国的便车，才有出路。韩国经济界也早有此共识。

安倍经济学的破产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虚张声势的失败，尤其是美国在全球化层面的退却，让西欧东亚美国的传统盟友都心虚了。特朗普玩商业交易嘘声恫吓的游戏，若没有经济实力和国内政治的支持，吓不了任何人。特朗普最后自救的希望，和中国合作比和其他国家交易、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运作的希望大得多。

简单概括，特朗普税改凶多吉少。中国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有媒体认为，特朗普税改的国际影响堪比1980年代美国逼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这纯属异想天开。美国当今的实力，连俄罗斯、德国都压迫不了，还想用国内摇摇晃晃的税改逼中国让步？相信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盲目崇美的情结，和西方唱衰中国的观察家一样，终会受到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