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在美以伊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伊朗看上去已遭重创、元气大伤。美国大规模的轰炸摧毁了伊朗大量的工业和基础设施，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又令伊朗本就陷入困境的经济雪上加霜。3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重创了这个邪恶帝国。”数周后，他又宣布美国已经取得了“全面而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美以伊战争持续了几个月后，此时的局面和战争刚爆发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伊朗仍然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军事和工业能力；尽管川普号召伊朗人民推翻现有政权，但民众丝毫没有要起义的迹象。美以伊战争最初旨在给伊朗致命一击，但事实证明，这个目标无法实现。

这场战争不仅没有击垮伊朗，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塑了这个国家。在战时状态下，为了生存下来并取得新的战略优势，伊朗政权不得不进行调整与创新，改变作战与国家治理的方式。伊朗政府如今对自身取得的成就充满信心，并决心在国内外巩固这些成果。战争催生出了一个新的伊朗，它将重塑中东，并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影响地缘政治的走向。

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判断，在2025年6月以色列发动的“12日战争”以及2026年1月的大规模骚乱后，伊朗政权的控制力已经遭到大幅度削弱。基于这一判断，美以两国在2月28日对伊朗发动空袭。美以两国原本认为，这次针对伊朗领导层实施的定点暗杀行动能够迅速取胜。然而，“斩首”行动没有让伊朗政权崩溃，反而加速了伊朗新一代领导层接班掌权的进程。

西方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战争中形成的伊朗新一代领导层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因此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硬，在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问题上也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政策。然而，这种判断并不准确。西方不少分析人士往往把目光集中在少数几个最高层领导人身上，例如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和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希迪。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变化其实发生在伊朗基层官员身上：一批占据着关键决策岗位的革命卫队指挥官和文职安全官员，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治国理念与安全观，正在重新塑造伊朗的社会。

包括已故领导人鲁霍拉·霍梅尼和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于巴列维王朝时期，也形成于他们在监狱或流亡海外时的经历里。而在如今的伊朗，掌权的是第二代领导人。在两伊战争期间，他们还是青年，他们的世界观在这场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常规战争中得到了不断的磨砺。与前面两代都不同的是，伊朗政治与武装力量中的新兴管理层属于第三代，他们只熟悉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这批军官及其所属的安全机构人员逐渐形成了讲究组织纪律、专业判断和实际成效的工作作风，并把保卫国家置于革命意识形态之上。他们相信，伊朗已经在两场对抗军事强国的战争中成功保卫了他们的国家，也因此，第三代总是带着胜利者的自信去治理国家。他们实现了此前只有承诺、却未能兑现的目标：真正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力量。

此前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战争的首日就遇袭身亡。他成长于巴列维时代。世俗民族主义者、左翼和自由派虽然在思想立场上与哈梅内伊分属不同阵营，但却同样希望推翻君主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哈梅内伊正是在同这些政治力量的论辩中，逐渐形成并磨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之不同的是，新一代掌权者没有亲历这一切。伊朗现政权建立时，他们多数还是孩子，自小便相信这一政权的统治具有正当性。这些人并未一路斗争夺得权力；而是在权力机构内部成长，把自身掌权的合法性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们的政治思想已经从捍卫革命转向治理国家。

这种心理差异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影响。阿里·哈梅内伊这一代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言行中总是充满着怨愤，话语里充斥着对历史不公的愤恨，以及为伊斯兰事业讨回公道的诉求。这种情绪既真实，也有强大的感召力，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一点却构成了负担。新一代领导人则可以将革命与治国分开处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不再宣扬宏大的革命叙事，也不倡导革命行动。新领导人是体制内的掌权者，是务实、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能够冷静地评估伊朗的能力与脆弱之处。相比起前任领导人，新一代领导人更能够保持战略耐心，也能在需要时果断行动。他们经常公开审视伊朗的弱点并把弱点当作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这种本能推动了伊朗政府在两场战争之间作出的改变。

2025年6月美以发动袭击前，伊朗的统治者一直以为，可以无限期地维持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战不和”的僵局。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失误了。“12日战争”刚结束后，伊朗政府便开始反省之前犯下的错误。革命卫队新领导层预计，6月的停火协议迟早会破裂，在这之后还会爆发另一场美国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直接参战的战争。伊朗的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和政府部门纷纷总结在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和接下来必须作出的改变。

在这之后的八个月内伊朗发生的制度变革，比此前十年加起来还多。许多涉及贸易、农业、经济与社会服务管理的行政决策权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省首府。而负责宣传、与国内民众进行沟通和对外信息传播的机构也完成了代际更替。长期困扰伊朗官僚体系的机构惰性让位于此时伊朗政府快速展开调整的迫切要求，一批更重视军事技术、专业知识、数据、管理效率，拥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官员由此进入到了决策层。

哈梅内伊在美以空袭中身亡之后，其子穆杰塔巴迅速地完成了继位。2025年6月战争中崛起的新一代军官之所以选择他，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长期支持这批人。穆杰塔巴曾是革命卫队的成员，参加过两伊战争，随后又进入宗教学校学习，成为了一名教士。此后他长期辅佐父亲，参与推动革命卫队的转型，并扶持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穆杰塔巴上台后，代际更替进一步加速。美国政府期待的政权崩溃没有出现，伊朗政府的权力交接反而让整个体制变得更加稳固。

老哈梅内伊死在家中而非掩体之下，这一细节的影响极大。新领导人立即将其塑造成“殉难”。暗杀不仅没有让伊朗的士气崩溃，反而给新一代的领导人指明了方向，并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围绕哈梅内伊之死，动员伊朗的基层骨干。这套宣传也让更多的伊朗人团结到现任政府之下。

伊朗在此后战争中的组织与指挥，体现了新一代领导层讲求专业判断、组织效率和实际成效的行事方式。过去的伊朗政府一直在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所构成的混乱迷宫中运转，无休止的内部争论只会带来组织的僵化和实际事务的停滞。然而，在两场战争之间，伊朗逐步扭转了各权力中心相互掣肘、决策迟滞的局面，建立起统一协调、即使领导层遭受打击也能继续运转的组织和指挥体系。伊朗政府新设置的国防委员会，由革命卫队将领阿卜杜勒－拉希姆·穆萨维、穆罕默德·帕克普尔和阿里·沙姆哈尼领导。该部门的核心职责就是加快军事方面的调整。

曾任革命卫队将领、2020年出任议长的卡利巴夫，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通过政府各部和市政机构推进工作，从而在民事和经济方面发挥了相应的作用。这些人都参加过两伊战争，曾在前线学习过如何在胜算渺茫的条件下继续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力量。面对伊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危机，伊朗的革命元老迅速按照战时需要重整了国家决策与治理体系，并主导了权力向新一代的交接。新一代领导人再把分散的权力节点整合为一套连贯的决策结构，这套结构能够保证伊朗政府在失去任何一名领导人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运转。

伊朗武装力量则重组为一张作战指挥网络，其形态更接近于游击队而不是常规的军队。权力集中在观念相近的同代军官手中，而不再分散给不同派系。拉里贾尼、穆萨维、帕克普尔和沙姆哈尼后来都在以色列的袭击中身亡，但整个决策和作战体系仍能维持运转。

在战场上，伊朗武装力量吸取了2025年6月战争的教训。2026年2月美以发动进攻后，伊朗有计划地齐射导弹和无人机，这一行动意在消耗美国和以色列部署在整个地区的拦截弹库存。伊朗认定，对手以为能迅速摧毁伊朗的导弹作战能力。2025年战争期间，以色列打击了伊朗地下导弹城的入口，并将其封死，这就导致了伊朗要从以色列火力难以触及的东部地区发射导弹。在这之后，伊朗就把导弹发射装置分散安置到本土的各个地方，与此同时又让工程师同军人一道驻守地下导弹城，实时抢修受损的发射装置和出入口。也因此，伊朗能够继续发射导弹，导弹作战能力的持续时间超出了以色列和美国的预期。

对伊朗新一代的领导人而言，他们的战略奏效了。国家不仅在斩首打击下存续下来，还承受住了美以的猛烈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顶住了美国的海上封锁。伊朗还把战事扩大到波斯湾地区，对当地16座美军基地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数座基地因此失去了作战能力。3月，伊拉克民兵迫使美国放弃巴格达的大型美军设施“胜利营”——这一营地自2003年起就一直被美军占领。

伊朗的袭击还在海湾国家中引发了信任危机。美国把战火烧到这些国家，却没能保护它们，他们也因此受到了经济损失。海湾各国与美国之间的信任裂痕不会随着眼前冲突的结束而消失。这些受损的美军基地究竟有多少会得到重建，暂时无法估计。但伊朗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是否还会认为这些基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具有军事价值，同样有待观察。

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袭击能源设施的做法让全球能源市场和国际贸易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这轮攻势中，伊朗同时动用无人机群、由高速快艇组成的“蚊式舰队”，并以布雷相威胁，展现出了一种长期被美国低估的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政府把由此形成的相持局面视为一种新的力量均势。美国的海上封锁固然进一步压迫了伊朗经济，却也反过来凸显了伊朗掌控这条海峡的战略分量。美国从空中打击转向海上封锁的行为，实际上已经等于承认，伊朗已经把冲突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更占优势的海上领域。

川普把海上封锁视为赢得战争的制胜手段，结果，这只是给全球经济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种相持局面表明，伊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同美国相互牵制的战略能力。伊朗领导层强调，只有美国和伊朗同时解除各自对波斯湾的控制，这场战争才会结束。今后，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无可争议的全球经济咽喉，将成为伊朗施加经济影响与威慑的工具。伊朗领导人认为，这种力量可以抵消一部分的战争损失，包括其黎巴嫩真主党实力上的损失，也可以弥补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朗失去了叙利亚这一战略通道的损失。

伊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战略成果，是因为他们将“12日战争”带来的教训迅速转化为实战调整。2025年6月，伊朗被迫按照以色列设定的节奏和方式应战；这一次，他们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作战，夺回战争主动权。除了重整军队外，伊朗还作出了几项重要调整。其中一项就是把打击重点放在美以的战场信息体系上。伊朗指挥官很早就意识到，在卫星侦察、精确打击和一体化防空等方面，伊朗无法同美国和以色列展开正面对抗。于是，伊朗转而设法破坏了美国从战场探测到指挥决策的信息链条，使雷达和其他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无法及时、准确地转化为美国指挥官掌握的战场态势，以此来干扰美以的判断和决策。伊朗袭击波斯湾地区的美军雷达设施，削弱了支撑美以地区空中行动的预警、目标探测和打击引导能力。伊朗没有同对手比拼技术实力，而是有步骤地削弱其技术优势。

伊朗夺取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战争中的另一项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伊朗决策层一直把封锁海峡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美国政府则认为，封锁海峡同样会重创伊朗自身的出口贸易，因此断定伊朗不会真正采取这一行动。美国官员还判断，凭借美国压倒性的海军优势，美军可以在开战之初摧毁伊朗的水面舰队，使伊朗无法封锁海峡。而伊朗则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些判断无一正确。四十多年来，伊朗军事学说始终以不对称作战为核心，着力于攻击美国和以色列常规军力的薄弱环节。封锁海峡并不需要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强大海军。伊朗依靠无人机、高速快艇和布雷威慑掌控了海峡，有步骤地调节施压力度，将这种局面维持了数周之久，同时避免陷入一场自身没有把握取胜的全面对抗。

如今，各方都已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伊朗可以动用的战略筹码，而不再将其看作是一条由美国负责保障的国际航道。一名伊朗分析人士说道：“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放松与否对我们来讲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不会到来；即便美国对伊朗放松制裁力度，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我们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现在，关键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表明伊朗的经济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向。新一代领导层认定，伊朗想要重新融入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已无可能，今后应把对关键地缘通道的控制权转化为经济筹码。

战争还迫使伊朗加强同中国的务实协调，推动双方关系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作发展。伊朗领导层已经认定，伊朗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已无可能，但伊朗也无法独自承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伊朗方面认为，一个在战争重压下仍能维持国家运转并继续作战的伊朗，会被视为值得合作、且已证明了自身价值的伙伴。5月，伊朗外长在北京会晤后表示：“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中伊合作的新时代正在到来。”伊朗的战后重建终将提上日程，伊朗的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把中国作为伊朗重建和经济复苏的首要外部合作伙伴。

伊朗在战争期间开展的对外舆论宣传，也显示出其传播方式较过去发生了明显变化。伊朗政府通过媒体和外交渠道对外发声的内容，已经显示出它对全球不同地区受众的关切、认知和信息接受方式有了相当成熟的把握。伊朗各驻外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转发了大量易于传播的内容，其中包括以乐高小人为主角的动画音乐短片。这些内容把围绕这场战争及伊朗立场的讨论扩展到了中东以外。伊朗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了自身对战争的解释，其观点不仅传入到了阿拉伯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还赢得了当地相当一部分受众的认同，甚至在美国和欧洲也产生了影响。整套对外传播工作从内容策划、受众分渠道投放和快速应变，都体现出与其军事行动相似的专业化组织能力、灵活性和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