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要求昔日的敌人———日本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日本借助朝鲜战争爆发在国内外造成的声势，步步为营，通过伪装的形式走上了防卫渐进主义的道路，逐步建立起一支正式的军队，为此后日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战争和日本重新武装的关系自不待言，国内学术界也有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曹振威利用日本方面的材料解读了朝鲜战争与日本重新武装的关系，重点探讨了重新武装的结果。孙瑜探讨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及重新武装的主要步骤。另有其他成果虽未专门研究朝鲜战争与日本重新武装的关系，但多少涉及这一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日对战争的认知及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不同，两国在日本重新武装问题上有相同的利益，但在武装的时机、速度、规模和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以上研究成果并没有系统地研究朝鲜战争的进程如何影响着美日关于日本重新武装问题的判断和认知，进而进行交涉，并达成妥协，最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按照自己判断和认知利用朝鲜战争走上了重新发展军事力量的道路。本文旨在利用美国解密档案以及现有研究成果回答以上问题。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日对日本重新武装的不同认识

以1948年10月、1949年5月先后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3/2、NSC13/3文件为标志，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重心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和重新武装，但严格控制日本重新武装，“允许日本存储指定的战略原材料，要采取严格措施从经济方面控制其战争潜力”。虽然NSC13/3文件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出现战略性转变，但是美国国内在对日政策以及日本重新武装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二战战败后，为了消除其他大国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疑虑，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尽快缔结和平条约，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多次宣称，日本遵守非武装原则，放弃战争，一直到1949年，吉田仍坚持这个立场。1950年，他对“放弃战争”的解释有点模糊，提出“放弃战争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卫的权利”的说法，这意味着他开始改变非武装的立场。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吉田茂支持日本重新武装。

随着对日媾和问题逐渐被提上美日议事日程，两国决策者开始研究和约达成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该问题与驻日美军基地地位、日本重新武装以及工业再军事化密切相关。1950年6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第一次出使日本，商讨《对日和约》，重新武装是美日会谈的内容之一。这是两国首次真正涉及日本重新武装的话题，恰好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此时日本国内关于议和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是整体上反对重新武装。6月21日，杜勒斯到达东京，会见了日本政界、财界和工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大都对本国的安全保障问题认识模糊。众议院议长币原喜重郎认为重新武装花费太大，主张美军驻留保护日本，参与会谈的其他代表也认为，日本不应该重新武装，应该继续接受美国的保护，只有一名工会组织代表支持日本重新武装。22日，杜勒斯与吉田茂会谈，敦促日本重新武装，吉田茂表示日本希望置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逐与危险之外，不对缔约后的安全协定承担任何义务，杜勒斯认为日本人没有认识到他们国际地位的脆弱性。吉田茂认为，日本在经济上承担不了重新武装，而且其民众也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去见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对吉田茂的担心表示理解。在麦克阿瑟建言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美国利用日本在二战后遗留的海陆军闲置装备，间接帮助日本重新武装。吉田茂回忆这次日美交锋时说:“杜勒斯的言外之意是希望日本重新武装，这一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原则是缔结条约之前不重新武装。可是，实际上是会重新武装的。”

朝鲜战争爆发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日片面媾和逐渐成为美日两国的政策选择，媾和后，如何保障日本的安全成为美日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美国的监督和帮助下日本重新武装成为美国的现实选择。美国意欲让日本在驻日美军基地、工业再军事化以及重新武装三个方面参与冷战期间的军事活动，吉田茂支持前两个反对第三个方面。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战败后，签订和约、重获主权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关切。吉田茂深刻认识到，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是议和的前提，因此必须在国内外塑造日本坚决摒弃军国主义的形象。鉴于此，吉田茂反对在缔结和约前重新武装，但是议和又与日本的安全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的姿态，同意间接重新武装。此时美日处于试探阶段，为议和作准备，双方关于日本重新武装的矛盾开始出现。

二、朝鲜战争初期美日在组建日本警察预备队上的配合与分歧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安全防卫问题和日本作为美军后勤基地的作用问题突出。此时，美国决策层关于对日政策的争论基本结束，并加快将日本纳入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体系中。

美日关于朝鲜战争对日本安全的影响的看法分歧很大。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认为:“(朝鲜对韩国的)侵略将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日本人会坚定地认为，侵略是由苏联主导的，并且构成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整体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日本。”美国决策者认为，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将从内部激化日本的共产主义骚乱，朝鲜战争将会从外部威胁亚洲的安全，鉴于朝鲜冲突及其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日本应该为其内外安全承担更大责任，马上创建军事力量。因此，杜勒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认为，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考虑重新武装日本是急迫的。

此时，日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安全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他们并不同意美国决策者的判断，即朝鲜战争严重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应该尽快重新武装。尽管吉田对共产主义也非常担心，但他并不认同杜勒斯对朝鲜战争及冷战歇斯底里的态度，在朝鲜战争开始两周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吉田否认朝鲜的冲突会引起日本人民的骚动和不安。此时，美国急迫考虑重新武装日本，但是吉田受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不提重新武装事宜，但是他“担心警察力量的不足，深感有必要设法以某种形式加以充实”。

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麦克阿瑟坚持要求日本非军事化的顽固态度。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攻占汉城(今首尔，下同)，将韩军逼到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为挽救韩国，驻日美军第8集团军分批紧急赴朝作战，留在日本的仅有3000人左右，日本的防卫兵力和治安维持兵力严重不足。为此，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致信吉田茂，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国内治安，新设由7.5万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同时扩大海上保安厅现有规模，增加人员8000人。吉田茂认为这是增强警察力量的绝好机会，为尽快落实，当天便让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信件内容和要采取的措施。7月18日，日本政府通过《关于创立警察预备队大纲》，8月10日，公布根据“波兹坦政令”制定的“警察预备队令”，开始正式组建警察预备队。创建初期，美国军事顾问团暂时担任警察预备队各级部队的指挥官，负责编成、管理、训练等具体工作，该顾问团实际上是其指挥机构。1950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向预备队4个师提供装备。警察预备队处于美军的双重控制下:一方面，美陆军顾问团(共780人)在各个级别上实行控制;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方的装备构成和数量拥有控制权。在组建国家警察预备队的第一年，全部武器装备和专用车辆均由美方供应。预备队草创期的训练指导弗兰克·科瓦尔斯基(Frank Kowalski)上校曾经形容，在组织和装备方面，警察预备队就是“一支小美军”。

美国提出了重建警察预备队的要求，日本积极配合迅速筹建，但是美日对预备队的定位分歧很大。吉田茂坚持，警察预备队的职责仅限于维持治安，不是重新武装，他多次表明反对重新武装，公开否认正在进行重新武装，私下也极力控制主张武装的相关言行以免军事力量迅速扩大。美国各界积极主张在警察预备队的基础之上扩大日本的武装力量。国务院对组建警察预备队表示欢迎，并提出还要采取其他措施加快武装。盟军总部官员建议，将新成立的警察预备队发展成为能够应对陆海空袭击的部队，创建一支有武装的海岸警卫队作为海上保安队的补充，建立有限的空中力量，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盟总主要官员对此表示同意。警察预备队第一任文职负责人回忆:对筹备和训练这支力量的美国人来说，在1950年重新武装之初，最清晰和明显的威胁是苏联，应对日本国内可能的暴乱并不是组建预备队的主要目的。美方认为:“尽管警察预备队在内部等级和构成要素上尝试使用非军事的命名方式，但是实际上是按照军队进行组织和训练的。”

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美国开始重视日本地面力量的建设，警察预备队应运而生。此外，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海上保安厅扩充实力的契机，日本海上保安队的人员增加了8000人，主要履行“海上警察”的职责。当时美国国内关于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重建还没有达成一致，比如，1950年7月23日，远东司令部建议美国借给日本海上保安队40艘巡逻艇，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反对。因此美日两国还没有对此进行正式协商。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驻日美军大部分奔赴朝鲜战场，日本处于防御真空状态。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利用战争造成的国内外形势积极配合美国迅速组建警察预备队，并扩大了海上保安队。预备队的组建是对朝鲜战争应激反应的结果，日本在重建一支真正的军队的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名义是应对内部安全的力量，但是实际上它很快变成了一支陆军。美国把预备队打造成了一支“小美军”，在朝鲜战争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意欲在其基础之上促使日本加快发展军事力量。但是吉田茂否认预备队的军队性质，否认此举是重新武装，并公开表明反对发展军事力量。美日关于警察预备队不同的定位体现了双方关于日本重新武装的矛盾，此时矛盾已经明显显现，但是因为朝鲜战争对美不利的局面还没有出现，美国各界只是提出日本需要重新武装，还没有向日本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其采取具体行动。 

三、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美日关于重新武装的斗争与妥协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参战，在11月7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中，中朝军队重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感到远东形势相当严峻，11月，美国担心苏联干涉朝鲜战争，继而进攻日本，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68/4号文件，指出“中国人在朝鲜对美国发起的进攻造成新的危机和重大危险局势，我们处于最危险的时期。”经过与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底到1951年1月的三次大的战役，美军已经感到要在朝鲜实现军事预定目标(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是不可能的了。在此背景下，美国决策层过高估计了中苏发动战争的意愿和能力，认为朝鲜战争的前景不容乐观。他们认为现在无法预测朝鲜战争结束的时间和方式，朝鲜的对抗很可能发展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场公开的战争，全球战争的风险也在上升，针对美国的全面攻击，日本毫无疑问将是苏联的主要目标之一。鉴于驻日美军的大部分力量在朝鲜战场，美国军方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趁机突袭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此时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武装，使日本有能力保卫自己。鉴于此，美国确定的对日政策是“加速实现对日媾和，加强日本的自卫能力”。这样，对日议和与重新武装紧密捆绑在一起。

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但是谈判很快破裂。在此背景下，评估苏联是否会直接参与朝鲜战争、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性军事行动，从而引发与美国直接的、全面的战争成为美国战略界的重要任务。多份文献显示美国相关部门对此高度关注，8月2日，中央情报局认为:“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目标是分化西方，并阻止西方、西德和日本重新武装。”8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14号文件对朝鲜战争及战争后的“自由世界”的安全形势的判断非常悲观:“在朝鲜，苏联已经表现出采取行动卷入严重的全球战争风险的意愿。”“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可能失控。”整体来看，该文件显示出美国战略部门强化了对共产主义威胁的估计，强调苏联已经处于战备优势状态，战争威胁临近，要求美国及其盟国提前完成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方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大大增加了，但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1950年年底，民主党前首相芦田均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可能会爆发，建议将警察预备队增加到20万人。社会党内部意见不统一，左派认为朝鲜战争加强了日本人对和平的渴望，不想再把日本变成战场，反对重新武装;右派将朝鲜战争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战略的一部分，担心德国和日本的非武装将破坏东西方力量平衡，主张自卫而不是保持中立。吉田茂认为，苏联不会贸然入侵日本，并多次公开否定重新武装。在美国全球兵力吃紧而朝鲜战场形势又对美不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非常不安，美军方意欲暂时停止议和谈判。国务院认为对日媾和工作不但不能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停顿下来，反而应加紧进行，以尽快将日本拉入美国阵营。在此背景下，军方向国务院施压，在对日议和谈判中要求日本迅速发展军事力量。这也是杜勒斯第二次访日的核心问题。

1951年1月25日至2月11日，杜勒斯第二次访日。此时，朝鲜战场形势不断恶化，吉田茂对美国可能要求日本赴朝作战异常警惕。1950年年底到1951年年初，日本在与美谈判的准备工作“D作业”中明确提出，日本在近期不尝试重新武装。杜勒斯在重新武装问题上向日本施压，但遭到吉田茂全方位的抵制。1月23日，吉田茂派助理白洲次郎向先期抵日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北亚事务的费尔里(Robert A.Fearey)传递信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已经出现了批评日本武装的声音，这可能影响对日和约，吉田茂不能公开鼓吹重新武装，他在重新武装方面的立场更多是一种公开政策而不是个人意见。1月29日，杜勒斯与麦克阿瑟磋商之后会见吉田茂。当他催促吉田茂重新武装时，吉田茂称日本不能迅速武装，理由有二:第一，军人仍有再次掌权的危险，日本突然发展军事力量将使目前处于“地下”的军国主义分子重新出现，日本有可能面临再次被军部统治的危险。第二，日本负担不起再次武装。杜勒斯说，他理解吉田所提出的问题，在现阶段，没有国家希望日本现在做出重要贡献，但是日本至少应该作出象征性的贡献，承担集体安全的义务。吉田茂表示，既然这样，日本愿意为此作出某些贡献，但他没有明确表示愿以何种方式来承担这种义务。

1月31日，日本政府交给美方的备忘录再次提及，日本目前不可能重新武装。原因如下:第一，日本大众反对。第二，日本缺乏现代军备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第三，日本的邻国会担心日本的侵略会卷土重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也在此备忘录中作出让步，承诺增加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人数，提高其装备水平。但是，吉田仍然坚持说这是为了国内和平，现在国际和平与国内和平直接相关。

虽然日方极力抵制重新武装，但是杜勒斯没有放弃，而是步步紧逼。2月1日到6日，在每天举行的日美事务级谈判中，最难谈的就是安全保障和重新武装问题。此时美军正在朝鲜半岛苦战，越发希望增强日本的地面部队，特别关心日本地面部队的发展计划。因此在会谈中，美方一再重复询问，日本将建设多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此外，美方并不满足于日本警察预备队的扩充，还强调日本设立国防部的必要性，甚至询问为重新武装而修改日本宪法的可能性。会谈过程中，日本政府坚持，日本在缔结和约、回到国际社会之前，保持警察力量由此达到实际上重新武装的目的。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制定了名为《关于重新武装的开始》的计划，除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队之外，建立拥有5万人的保安队并把保安计划管理总部设在国家治安省。这5万人便是日本将来重建民主军队的雏形。

在此次杜勒斯访日期间，吉田多次公开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反对日本重新武装。1951年1月26日，吉田在议会上警告说:“我们关于重新武装的辩论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必要的疑虑，任何重大的重新武装都超出了我们保卫国家的需要。我希望我们的同胞在重新武装方面一定要非常谨慎。”27日，吉田在议会回应三木武夫的质询时说，共产党国家几乎不会侵略日本，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如何冷静地回应毫无根据的谣言以及对战争的神经过敏。29日，吉田再次论述其观点:“朝鲜问题将不会突然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对战争神经过敏将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受其影响而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鉴于此，他在2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此时重新武装将导致日本人民的分裂，因此我反对现在重新武装。”除了通过正式的场合向美方表明日本目前无法重新武装之外，吉田茂还派使者秘密照会两位社会党领导人，敦促他们在首相官邸外举行反对重新武装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吉田茂为了淡化共产党的影响，于1951年1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在日本的上空，红星正在变弱。” 

朝鲜战争是冷战开始不久之后的第一场热战，当时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意图把握不准，随着朝鲜战争局势对其不利局面的出现，美国决策界高估了苏联扩大朝鲜战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的主观决心和客观能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征服世界的第一步，而下一步就是征服亚洲的大型兵工厂日本。因此，美国决策者要求日本迅速大规模发展武装力量，以应对朝鲜战争的扩大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困局一下冲昏了美国决策者的头脑，在这种非理性的支配下，一味要求日本要重新武装，但杜勒斯在1951年1—2月访日期间只是要求日本加快重新武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

1951年上半年，在朝鲜战场上战争双方的争夺异常艰难，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步制定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具体计划。1951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准备将警察预备队扩大到10个师，国防部长马歇尔表示同意。5月3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军方的建议。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48/5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针》，文件指出，在和约达成之前，“为了促进日本建立有效的军事化组织，帮助日本组织、培训和武装国家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和约达成之后，“第一，帮助日本发展适当的军队，第二，帮助日本生产一定数量的价格低廉的军事装备，供日本和亚洲其他非共产党国家使用。”日本国内要求保持中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吉田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的要求。1951年4月，杜勒斯第三次访日，向日本表明美方对和约坚定的支持，并要求即使朝鲜战争超出朝鲜半岛，日本也要同意与联合国军合作。作为让步，日本同意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序言中加入“防卫能力渐增”这句书面语，使提升自卫队的防卫能力体现为一种条约上的义务。

旧金山和会后，美国开始为日本制定更为具体的长期的重新武装计划。1951年12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规模与计划。他们认为，未来几年世界形势将极端严峻，共产主义力量将会毫无警告地对日本发动袭击，日本应该修改宪法建立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其计划为:第一阶段，陆军，30万人，10个师;海军，10艘巡航护卫舰，50艘大型支援登陆舰;空军，1个战斗轰炸机中队，1个战术侦察机中队。第二个阶段，陆军没有太大变化;海军暂不确定;空军方面，组建6个战斗截击机中队，12个战斗轰炸机中队，3个战术侦察机中队，6个运输机中队。1952年1月，日本政府和美军司令部，就日本陆上防御人员数量问题，多次讨论。美国方面主张，近几年内，陆上兵力应该增加至32.5万人，对此，吉田坚定不移地贯彻按照国力逐渐增强兵力的方针，对30万这一庞大数字完全不予理睬。吉田坚持，不能只因军事上的需要而决定兵员数量，日本首要问题是通过经济发展保障国计民生。

与此同时，鉴于朝鲜战场的不利形势，美国担心朝鲜战争国际化并引发苏中依据《苏中友好互助条约》突袭日本，除了上述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加速重新武装之外，美国军方积极筹划提升日本警察预备队的装备水平。此时预备队的装备和人员都处于美军的控制之下，日本政府对此干涉较少，因此这主要涉及驻日美军、华盛顿军方与国务院之间的协商和妥协。1951年1月，麦克阿瑟认为，当前形势需要提高日本警察预备队的武装水平，建议华盛顿向其提供中型坦克和其他武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同意。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将警察预备队扩大到10个师，甚至要求为还没有组建的另外6个师准备装备，国防部部长表示同意。但是国务院强烈反对，认为这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对日和约》的支持。

1951年2月，美国情报部门认为，1951年4月中旬之前，苏联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袭击日本。鉴于此，国务院认为，为4个师准备的重型武器应该运往远东司令部，但在得到国务院的特别同意之前，不能向日本提供军事装备。3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第一，建立远东司令部特别预备队，为日本警察预备队的4个师囤积物资;第二，到1952年7月1日之前，陆军部做好为10个师准备充足物资的计划和预算。该建议得到了国防部和国务院同意，并于5月3日被杜鲁门总统批准。旧金山和会刚刚结束，李奇微再次强调了日本面临苏联侵略威胁的严重性，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迅速解除对预备队重型武装的限制，对其进行全面武装。国防部部长表示同意，但国务卿反对，因为这可能危及盟国对《对日和约》的批准。在国务卿建议下，国防部部长同意将警察预备队人员派到美军基地进行重型武器的训练。12月，美国开始启动该项目。

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海上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军方和日本旧海军势力借机，一方面不断提高海上保安队的装备水平，一方面寻找机会重建日本海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派日本海上保安队秘密执行扫雷任务，他们取得了出乎美军意料的好成绩，美国开始重视日本海上力量。美国从重视重建日本陆军开始转向同时建立陆海空军，日本旧海军军官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开始采取措施力推日本海上力量的重建。1951年1月，他们成立了“新海军重建研究会”，俗称“野村机关”，充分研究如何重建海上力量。1951年1月，该组织向美国军方提交了《新海军建设计划书》和《关于日本安全保障的洞见》。11月，远东委员会11国中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同意日本建立海上力量。

1952年4月《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开始兑现议和期间对美方的承诺，增加陆上部队人员，在原有7.5万人的基础之上再增加3.5万人，总数达到11万人;海上军事力量方面，日本修订海上保安厅法设立海上警备队，作为海上保安厅的部门之一将其独立出来。8月，日本政府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合并，陆上部队称为保安队，海上部队称为警备队，并单独设立直属内阁名为保安厅的新机关对保安队和警备队进行一体化管理。海上警备队所使用的船舶是海上保安厅巡逻用的小船，吉田茂向李奇微申请，租借至少10艘护卫舰以及50艘登陆艇，11月双方签订《日美船舶租借协定》。1952年8月4日，美国同意将重型武器借给日本保安队使用。

因为很难解释飞机为内部安全所需，所以空军重建最为敏感。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远东空军伤亡惨重，总共损失了2000多架飞机，而且当时远东空军大部分调到朝鲜战场，日本的领空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美国军方开始考虑筹建日本空军问题，1952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1954年6月30日之前组建2个空军中队，最终扩大到27个中队。远东司令部表示支持，认为对日本安全最直接最大的危险是共产党的空中威胁。但是当时日本政府表示反对，远东司令部认识到吉田政府面临的困难，没有与日方讨论该问题。

二战后日本并没有真心接受非武装原则，而是迫于战败国的压力不得不暂时接受战胜国对其非军事化的处置。此时吉田面临诸多压力不愿公开大规模重新武装:第一，担心周围邻国反对，影响对日和约的缔结和生效。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身处冷战阵营的哪一方，实际上都对日本如此急速地抛弃民主议程，复兴保守势力和重新武装而感到震惊和警惕。第二，经济原因。当时日本经济刚刚起步，担心大规模发展军备，将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颠覆整个经济基础、扭曲整个经济结构。第三，担心被美国逼上朝鲜战场。吉田茂不想日本卷入朝鲜战争，但是如果日本遵从了美国的设想，迅速重建军队，则可能无法抵挡美国的巨大压力将部队部署到朝鲜，甘冒与美军在朝鲜共同作战的巨大风险。一旦部队部署到那里，什么时候能够撤出将无从知晓。第四，吉田茂没有接受杜勒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对美国所鼓吹的朝鲜战争将国际化，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即将入侵日本这类耸人听闻的论断抱有怀疑态度。第五，吉田不相信他自己的新军队，担心军国主义再次兴起。

关于日本的重新武装，美日各有考虑。美国希望日本迅速大规模武装，尽快建立“陆军为主，海空为辅”的军事力量，以平衡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特别是议和期间，美军被困在朝鲜半岛，美国利用对日和约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压，重点要求日本扩大地面力量。美国从两个方面积极推动日本重新武装，第一，要求日本扩大军事力量的人员数量;第二，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高警察预备队的装备水平。日本国内关于重新武装分歧严重，左翼坚决反对重新武装，右翼和旧军人主张加速武装。吉田并不反对重新武装，而是对美国提出的规模、速度和时机持怀疑态度，反对快速、大规模、公开武装，特别担心重新武装影响对日和约的签订和生效，因此在和约生效前极力抵制美国的压力，承诺将来重新武装。和约生效后，吉田推动日本军事力量渐进发展。此时，美国考虑到日本政府反对重建空军，两国没有就相关问题进行正式交涉。这一时期，在朝鲜战争的影响下，美日之间的主要分歧在扩大日本地面力量上，在海军和空军重建方面两者分歧较小。这一时期，美日就日本重新武装问题斗争不断，但是日本并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是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立足于日本的国内外安全，在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的掩饰下，缓慢地伪装地走上了防卫渐进主义的道路。

四、朝鲜战争结束前后美日就重新武装问题逐步达成妥协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朝鲜战争已经进入政治解决的后期阶段，杜鲁门政府担心的朝鲜战争扩大化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来临，艾森豪威尔开始对美国的遏制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调整后的战略被称为“新面貌”战略。艾森豪威尔非常重视平衡苏联造成的威胁和因反对苏联侵略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1953年6月制定的NSC153号文件对遏制战略提出了“大平衡”的要求，即对苏联的遏制必须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现有资源的有限性相平衡。与此同时，美国再次对苏联的威胁进行全面评估，研究如何遏制苏联，“日光浴计划”出台，该计划已经开始从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可能不会马上爆发的角度，来评估如何对苏联进行遏制。在此基础之上，1953年10月，美国制定了NSC162号系列文件，全面论述了朝鲜战争结束后如何推进遏制战略。与杜鲁门时期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世界大战并不那么紧迫。

“新面貌”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联盟体系，从而裁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以减少美国的军备预算，将地区安全保障体系作为重大原则之一，期待日本在军事、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平衡”战略也开始影响到其对日政策，在力促日本重新武装和稳定经济方面开始有所变化。“日光浴计划”已经出现要平衡日本经济稳定和重新武装的声音，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在1953年6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1次会议上，关于日本重新武装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急切提高军事发展目标。”鉴于此，NSC125/6号文件将对日政策确定为:“美国应该继续鼓励日本发展与其经济能力相符的防卫力量。”随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美国在远东面临的压力减少，其对远东形势和日本情况的认识更加客观。在1953年10月制定的NSC162号系列文件中，美国认识到，在远东，美国有些盟友担心日本大规模重新武装，日本国内也有强烈反对重新武装的声音，鉴于此，“在远东地区，必须在现有的双边、多边安全机制下发展实力，直到更多可行性的综合性地区机制确立起来。”随着朝鲜战争结束以及亚洲冷战格局基本稳定下来，美国的对日政策从重新武装优先转变为发展经济优先。

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NSC68号和NSC114号系列文件都认为，朝鲜半岛形势危急并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美国及其盟国为应对共产主义国家侵略的军事准备不足，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同防卫援助协定》体系，对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在朝鲜战争背景下，美国意欲将日本纳入共同防卫体系的轨道，对其实施军事援助。但是，这一援助只适用于拥有军队的国家，当时日本还不具备获得军事援助的资格。美国期望新生的日军扩大，进而能够保卫自己，并获得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资格。因为美国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捆绑在一起，吉田政府想得到经济援助稳定经济，但又不想大规模重新武装，而且担心将其军事力量部署到海外，因此对美日相互防卫援助犹豫不决。1953年7月，美国承诺，不要求日本将部队派到海外或是将重新武装置于经济稳定之上。此时，随着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的军需迅速减少，严重影响到日本的经济稳定，同时朝鲜战争的结束使得日军可能赴朝作战的压力减少。因此，日本政府得到美国的保证后，决心接受美援，谈判由此开始。 

美日关于共同防卫援助协定的第一轮正式谈判在东京举行，1953年7月15日开始，9月30日结束，双方围绕防卫、对日援助以及重新武装等问题进行谈判。双方在有关日本加强自卫能力的问题上分歧严重，美方认为日本的军事人员和军费数量太少，美国不能拨款援助。日方强调其宪法制约与经济困难。谈判期间，杜勒斯在访韩途中访问日本，再次催促日本加快武装，吉田茂再次拒绝，并说即使要扩充保安队，在目前情况下最多也只能增加两三万人。1953年8月，美国军方在日本重新武装方面的态度开始松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强调日本的重新武装的目标要更加现实。

1953年9月，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国内反对重新武装的压力减弱。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制订了扩大军事力量的计划，具体为:保安队将达到20万人，包括10个师;海上警备队将包括188艘舰船，共141200吨位，人员35500人;空军力量，编制39560人，将包括695架战斗机和运输机;现役军人数量将达到275060人。所有的目标将在1959年3月31日之前完成。1954年国家保安队将增加到13万人，海上警备队将增加到1.7万人，空军将以9320人的规模建立起来。美国认为，该计划目标太低，美国支付的费用太高。预计美国将反对，1953年10月吉田茂向华盛顿派出以池田勇人为首的特别使团来讨论该问题。

第二轮正式谈判从1953年10月5日开始，10月30日结束。美方提出的目标为，陆军扩充目标暂定为32.5—35万人，海军方面，希望扫雷艇等小型舰艇由日本自己建造，护航驱逐舰等大型舰艇则由美国租借。池田提出了日方计划《关于防务五年计划池田个人方案》:陆军方面，从下年度开始的三年内，陆军兵力将扩充为18万人;海军，在五年内达到210艘，156550吨;空军，在五年内达到飞机518架，人员7600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批评这个计划目标太低，池田回应，更大的目标将需要关注公众舆论以及美国额外援助。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但取得如下谅解:与会者同意，为了防卫可能出现的侵略并减轻美国对日本防卫的负担，日本的自卫能力必须增强。在目前形势下，日本在增强防卫能力上存在着宪法、经济、预算等各种限制。适当考虑这些限制，继续努力促进日本防务能力建设，提高日本所需要的陆海空三军装备。该声明表明双方在重新武装问题上都做出了一定妥协。在华盛顿谈判期间，吉田茂写信给李奇微，表明日本计划增加15万吨的海上力量和1500架飞机的空中力量，预计费用在870到920亿日元，与当年的614亿日元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华盛顿会谈之后第三轮会谈在东京进行，直到1954年3月才结束，在此期间美方负责谈判的代表是驻日大使艾利逊和远东司令赫尔，日方代表是外相冈崎胜男。艾利逊认为，劝说日本人接受美国期望的最终目标没用，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不远的未来要求日本尽可能扩大其军事力量。他建议，美国应该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在接下来的两个财年保安队每年增加5万人，代替日本计划的2万人。或者，1954财年保安队增加3万，1955财年增加4万人，以此换取日本进入共同防御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在综合考虑日本的五年计划、艾利逊大使和赫尔将军的建议以及谈判期间日本的态度的基础之上，于1953年12月17日完成对日本防卫水平建议的修改。他们提出，按照艾利逊的建议降低增加的人员数量，敦促增加日本空军和海军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同意。该建议和国务院给艾利逊大使的意见，成为艾利逊和赫尔在东京开展第三轮会谈的指导原则。当时，美国关于日本重新武装的整体目标为:保安队，15个师共34.8万人;海上警备队，30艘驱逐舰，75艘护航驱逐舰，50艘大型扫雷艇，4艘布雷艇等;空军力量，36个中队771架飞机。据此，美国不再努力劝说日本实现这些目标，而是将谈判重点放在日本1954财年(1955年3月31日为1954财年的结束时间)的防卫计划上。1954年1月，双方就此达成谅解:1955年3月31日之前国家保安队增加到13万人，6个师，与日本的五年计划完全一样;1954年，海上警备队增加到1.6万人;空军力量将在1954年启动，开始编制为6000人、1个司令部和1个训练学校。

在日本重新武装方面，美国的主要要求是人员的实质性增加。美国认识到，日本目前的计划确实已经表明其实质性增加，从其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目前只能做到这些。美国认为，目前日本在建立防卫组织方面做出了两个实质性努力，扩大了美日军事力量高级联络局的力量以及日本保安厅的力量。鉴于以上考虑，美国认为应鼓励其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健全相关防卫组织。1954年3月8日，谈判成功结束，日美在东京签订了《共同防卫援助协定》及另外四个双边协定，包括《基于共同防卫援助协定之下的设备归还协议》《购买农产品协定》《经济措施协定》和《投资保障协定》。⑧美国同意提供军事援助，日本答应在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尽力发展军事力量。⑨这是美日两国政府相互妥协的产物，日本参加共同防御协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获得美国的经济和财政援助来实现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接受美国的援助，日本必须在国内法律方面做些调整，修改《保安厅法》，使保安队、警备队可以直接对抗外国侵略。《共同防卫援助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防卫厅设置法案》与《自卫队法案》，1954年7月1日开始执行。随之，国家保安厅变成国家防卫厅，国家保安队成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成为海上自卫队，并创建航空自卫队，组建了统管兵种的三大幕僚监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的“统合幕僚会议”。日本终于按美国的要求，拥有了一支规模虽小，但仍可称之为正式军队的武装力量。美国促使日本重新武装，加入美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共同防御体系的战略目的基本实现。

结语

朝鲜战争与日本重新武装问题密切相关，战争进程影响着美日这两国对重新武装问题的认知和政策选择。朝鲜战争爆发前，美日关于日本重新武装的矛盾开始出现。战争爆发初期，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建立警察预备队，但两国对预备队的定位不同，这暗藏着两国在日本重新武装问题上分歧严重。朝鲜战场对美不利局面出现并常态化后，美国利用议和极力要求日本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但是日本只是承诺未来扩大武装力量，《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兑现其承诺，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朝鲜战争进入政治解决的后期阶段，在朝鲜战场压力减小的情况下，特别是朝鲜停战后，美国对日重新武装的目标进一步现实，日本担心被卷入的顾虑也降低，双方都作出一定让步，美日就重新武装问题逐步达成妥协。

朝鲜战争既是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其深层次因素。在美国看来，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国家“侵略好战”的典型例证，因此它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决策者考虑国家安全战略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杜鲁门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和判断。在此影响下，美国既高估了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扩大朝鲜战争或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观意志，也夸大了其军事实力。美国考虑的不仅是日本的安全，更多的是站在全球的角度考虑远东力量的平衡，因此要求日本必须重新武装。随着朝鲜战争渐趋结束，冷战形势逐步稳定，美国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认知趋于理性，美国军方的目标也更加现实，开始从平衡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制定国家安全政策，不再不顾日本经济稳定，狂热要求其迅速大规模武装，而是在经济允许的范围内逐步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