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敌国领导人并非新鲜事。在现代，从塞尔维亚支持的恐怖分子杀害斐迪南大公到泰米尔极端分子杀害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具有政治影响的暗杀事件层出不穷。近代早期，被其他国家或团体视为特别危险的领导人有时也会成为暗杀目标，但这只是例外情况，一些国家因担心事态升级并没有将暗杀作为一种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完全放弃暗杀。美国曾试图暗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等人，在美方看来，他们虽然很麻烦，但不值得为其发动战争。

冷战时期，部分国家对其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暗杀，其他国家也会勉为其难地纵容这些企图，将其视为国内暴力政治而非战争行为，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沉溺于这种做法。2018年，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坦布尔暗杀了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贾迈勒·卡舒吉。2023年，印度在加拿大谋杀了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哈迪普·辛格·尼贾尔。

在后“9·11”时代，美国开始将暗杀作为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次国家组织的战争中的主要手段，这标志着使用暗杀的又一次变革。美国在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多次打击基地组织领导人，杀害了高级官员和大量战地指挥官、后勤人员和其他中层官员，使该组织遭受重创。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美国击毙了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真主党的几名领导人，而美国似乎正在考虑对胡塞武装发起类似的行动。

2020年对卡西姆·苏莱曼尼（Qasim Sulaymani）的袭击名义上符合反恐模式，但他同时也是伊朗政府官员，是德黑兰权力第二大的人物，因此美国的袭击是对伊朗政权本身的直接攻击——这是美国将暗杀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升级。杀害苏莱曼尼引起了两方面的反对。第一种是战略性的：担心伊朗会采取报复行动，包括暗杀美国领导人。第二是法律问题，因为打击政府官员已经远超出杀死恐怖分子的范畴。从法律上讲，美国提出此次打击的理由是苏莱曼尼应对即将和已经造成数百名美国人死亡的袭击负责。但这种解释是有争议的。

然而，俄乌战争标志着另一个步骤的改变，乌克兰将暗杀作为打击俄罗斯军队的一种持续战术，其对象不仅包括高调目标，还包括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本国的亲俄政客。相较而言，俄罗斯的暗杀行动不如乌克兰那么积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将这一战术作为作战的一部分。

尽管暗杀习俗由来已久，但在现代，大多数国家都形成了一种规范，即出于审慎的考虑，应避免进行危险的暗杀行动。任何试图杀害反对派首领的领导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同样成为攻击目标。而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一规范已被打破。

新技术的出现使暗杀变得更加容易，信息革命催生了一系列新型传感器和信息收集系统、远程打击和精确制导弹药，无人驾驶系统使袭击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这些工具可以进入过去无法涉足的地点，找到并杀死特定的目标。当军队实施此类袭击时，也显得不那么不体面，从而为杀戮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如果说新技术创造了供应，那么大量极端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则创造了对暗杀的爆发式需求。近几十年来，从真主党到基地组织再到伊斯兰国，狂热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不断扩散，其威胁仅靠常规军事力量往往难以战胜。包括以色列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认为，杀死这些组织领导人的作用类似于“斩首”，能够有效削弱其战斗力，并创造强有力的威慑，至少可以暂时降低其威胁，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在反叛乱和反恐战役中迅速取胜是十分困难的。

此外，暗杀似乎是一种更人道的策略：它要求杀死的是少数领导人而非大批普通士兵——前者才是对恐怖主义行为和其他暴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更重要的是，由于目标是恐怖分子，反杀戮的道德禁令似乎不那么重要，而且由于他们是非国家行为者，其暴力活动使他们处于国际法范围之外。此外，美国的定点清除行动几乎完全是在传统选择无法实施的国家进行的。例如，在德国或摩洛哥，恐怖分子嫌疑人会被直接逮捕，而在混乱地区，政府不能或不愿这么做。这些都降低了使用暗杀战术的门槛。

然而，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正在掌握新技术，包括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如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他们已拥有并开始使用无人机和各类弹药，有能力收集关于潜在目标的精确实时情报。这提出了新的问题：过去，美国和以色列能够利用技术优势对付敌人，但这种不对称优势正在消失。当前背景与过去在相对无风险的情况下开展定点清除行动截然不同。

暗杀对威慑力的影响可能好坏参半。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对暗杀的恐惧可能会降低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2024年初，伊朗的代理人在约旦杀害了三名美国军人，在美国做出回应后，德黑兰可能已经约束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盟友，不再对美军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即将开始攻击伊朗。苏莱曼尼遇害所产生的的示范效应可能对伊朗领导人影响很大，进而影响其做出决定。伊朗领导人还可能担心袭击会破坏他们的指挥控制网络，或以其他方式削弱本国军队的实力，因此对发动战争更加谨慎。

恐怖组织的经验也支持这一论点。哈马斯、基地组织和其他经受了大规模定点清除行动的组织发现，暗杀行动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因此报复能够产生压倒性的压力。本·拉登曾表示：“如果领导层死了，那些年轻领导人就会接管，但他们并不具备前任领导层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即使领导人没有被击毙，军事行动也扰乱了通讯，阻碍了该组织的运作能力。

但另一方面，暗杀战争的盛行可能会造成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压力，从而削弱威慑作用。实力较弱的一方也可能会设计一个不切实际的战争计划，依靠提前打击，为战胜原本压倒性力量提供胜利的机会。

复仇也可能导致冲突。新领导人在暗杀后控制或利用民众情绪的能力很难预测，因此，如果目标是威慑和总体稳定，则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很大。民众的愤怒可能会迫使领导人采取行动，同时，对手也可以利用呼吁报复来扩大影响力。

将暗杀作为国家间战争的一个潜在常规组成部分，可能会对军事行动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双方能力持平的情况下。清除敌方领导人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哪一方先杀死对方的最高领导人，就能在战争开始之前就给对方致命一击，且不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死亡。

暗杀战争可以通过仅杀死或威胁杀死敌方领导人来避免前线的屠杀，从而促使其他领导人寻求和平。美国上校约翰·沃登可能是第一个探索这种特殊的战略空中力量理论的人，他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发动了“迅雷”斩首行动。他认为现代精确制导弹药可以使一个相对较小的空中战役，可以切断敌方领导人与他们的武装部队在战场上的联系，导致整个战争崩溃。虽然这一策略未能对伊拉克的指挥和控制产生任何影响，但那场战争的空中封锁行动对伊拉克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合轰炸机攻势——战略空中力量理论在实践中的最大规模应用——并没有将德国从战争中淘汰，更不用说单枪匹马地赢得战争，但它仍然通过削弱德国的战斗力和消耗其稀缺的资源，为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未来的战争中，暗杀似乎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削弱敌人战斗力、破坏敌军计划和行动的策略，而非一击制胜的方法。然而，杀死敌方领导人可能会激怒他们的追随者，以至于他们会选择继续战斗而非结束战斗。将被暗杀的领导人变成一个鼓舞人心的民族主义烈士，可能加剧攻势并获得更多资源，这正是美国在2020年杀害苏莱曼尼时造成的影响。苏莱曼尼及其副手的死亡使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攻势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因为伊朗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的战略领导人。然而，这丝毫没有使德黑兰收敛其地区攻势，而是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在一场涉及广泛暗杀的战役中，结束战争的谈判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被削弱的领导可能只专注于树立权威，从而无法向对手做出让步。此外，如果敌方领导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躲藏，他们将更难巩固改变政策所需的支持。

此外，暗杀战争会以各种危险的方式使战争进一步“民主化”。随着远程无人机的普及，“安全的后方”可能不再存在，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区别可能被进一步削弱。传统上，文职领导人远离战场，因此更难被暗杀，而如今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攻击。暗杀战争的兴起意味着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少数有才华的领导人和指挥官。相反，当第一个人遭到敌方的暗杀时，应该有很多替代者准备成为“下一个人”，这意味着各国将不得不确保有替代者能够填补突然出现的漏洞。

保护领导人的重要性和要求也可能超出预期。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需要个人安全分队。此外，这些可能必须包括近程防空系统、电子战干扰器和其他可以防御近距离精确制导弹药的系统。一种更糟糕的可能是，特勤局是否会要求关闭所有美国领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作为保护总统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免受远程无人机袭击的唯一途径?

我们是否愿意生活在一个领导人经常被敌对组织杀害的世界里？在战争世界中，独裁体制下的领导人最有可能遭受暗杀，因为失去关键领导人往往会对其运作能力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民主国家可能会发现，在抵御同样的威胁时，自己处于同等甚至更大的劣势。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最优秀的人正在成群结队地离开政界。如果这些人不仅要考虑在极端两极分化的时代从政的徒劳，还要考虑来自敌方无人机的威胁，那会发生什么？如果领导人经常成为敌人暗杀的目标，那么像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将如何运作？

暗杀战争似乎最有可能产生两极分化的结果。一些行为者将受到威慑、被劝阻或解除敌意；而其他人会被激怒，更加孤注一掷。但无论哪种结果都很难提前预测。如同核战争和网络战争一样，随着拥有实施暗杀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暗杀战争现在已成为我们所处世界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我们可以期望这种能力的扩散将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确保摧毁”，从而阻止其未来的使用。

定点清除

targeted killing

地狱火导弹

Hellfire missiles 

相互确保摧毁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