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2日的预算演讲中，印度财长西塔拉曼宣布，决定修改两项阻碍印度核电前景发展的原子能法案。可以说，印度最终乘着全球核能产业复苏的大势，做出了这个早该做出的决定。

印度核能发展陷入倒退堪称历史悲剧。印度早在1969年就曾在塔拉普尔（Tarapur）建成核电站，使其成为亚洲第二个拥有核电站的国家，远早于中国，仅次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在西方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制定了颇具规模的核能研发计划。在1970年核能发展最乐观的时期，印度曾希望到2000年拥有1万兆瓦（MW）的核电装机容量。然而，距目标年份过去25年后，印度的核电装机容量仅约8200兆瓦。而中国目前的核电装机容量已达约5.8万兆瓦，韩国则达3.2万兆瓦。如今，中国和韩国已成为核反应堆主要出口国。阿联酋在不到十年前启动核电计划，但如今其核电装机容量已达5200兆瓦，这正要归功于由韩国建造的反应堆。

早在20世纪40年代，塔塔集团（Tatas）就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请求下提供私人资金，推动印度核研究发展，而当时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爆炸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核时代。印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与外国合作构建自身核能能力的政策，使其在核能发展上占得先机。然而，自七十年代起，印度的核能发展问题开始不断累积。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1970年《核不扩散条约》（NPT）生效，改变全球核能合作格局。该条约将核武国家的数量冻结在五个，即1967年之前已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并开始限制核技术向其他国家转让。如果说印度的核计划曾在“核国际主义”时代蓬勃发展，那么在1970年代之后，它开始在外部压力下萎缩。如果印度在1967年1月前进行核试验，它将站在核秩序的有利一侧。然而，由于缺乏能力或意愿成为核武国家，印度最终被归为“非核国家”一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在1963年提议帮助印度进行核试验，但尼赫鲁拒绝了。）

当印度最终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时，情况反而变得更加糟糕。新德里试图取巧宣称其核试验是出于“和平用途”，但这一说法未能说服其敌对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相反，中国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核合作，并最终促成巴基斯坦在中国支持下建立核武库。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印度施加更为严厉的核制裁，认为其对全球核不扩散构成重大威胁。

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混乱将印度置于最糟糕的境地——既不是“有核”国家，也不是“无核”国家。这种尴尬的境地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印度终于挣脱困境。

1998年5月中旬，印度在48小时内连续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并正式宣布自己为核武国家。尽管这一举动带来了新一轮制裁，但也为印度与美国及全球核秩序和解打开大门。最初，美国对印度的核试验表示愤怒，但随后开始探索与新德里进行核合作的可能性。2005年至2008年间，乔治·W·布什政府促成一项框架协议，印度得以保留其核武库，同时恢复自1970年以来印度被剥夺的民用核能合作。美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修改国内不扩散法律并推动国际规则调整，以帮助印度摆脱“核监狱”。然而，就在印度即将迎来核能发展的新篇章之际，印度政界在2010年通过《民用核损害责任法》（CLNDA），这一极具破坏性的决定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应推动核能快速复兴的民用核合作倡议，反而因该法律的实施让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合作变得几无可能。

根据全球通行的规范，一旦发生事故，所有责任应由核电站运营商承担，以确保受害者能够迅速获得赔偿。而CLNDA却赋予了运营商向设备和零部件供应商追责的权利。这一法律极大阻碍了印度吸引国内外资本进入核能领域。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后，曾试图找到解决方案来缓解这一问题，但始终未能吸引倒足够投资参与印度核电发展。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不修改CLNDA，印度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难以提升，印度也无法顺利实现绿色转型。

除了CLNDA之外，印度核能发展面临的更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源自《1962年原子能法》赋予政府对核能活动的完全垄断。1962年，政府全面控制核能或许合理，但如今，这一原则已不再适用。政府垄断严重阻碍印度核电大规模扩张所需的资本流入。目前，印度原子能部门（DAE）完全依赖政府拨款。

此外，这一垄断模式还限制了核能生态系统形成，妨碍技术创新、形成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全球核能合作网络，从而最终拖慢印度核电发展速度。过去70年来，塔塔、戈德瑞治（Godrej）、L&T、沃尔昌德纳加尔（Walchandnagar）和BHEL等私营和国有企业一直为印度核电站提供关键设备。如今，它们已经具备独立建设核电站的能力，只需印度原子能部（DAE）提供部分技术支持。

最近印度航天领域的改革经验值得借鉴。尽管是有限的监管自由化，却已引发航天领域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如果核能领域也向私营企业开放，类似的变革很可能发生。

修订《原子能法》应为印度科技发展设定新的宏大蓝图。如印度原子能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等政府部门，应专注于科研，而将设备生产和相关产业活动交给私营企业。这些科技领域的政府垄断已经失去其历史作用，反而成为阻碍印度技术转型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