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中印双方就边境争议地区巡逻安排达成协议。这一协议为双方在喜马拉雅山脉高地长达四年的对峙按下暂停键，为缓解近年来日趋紧张的两国关系提供契机。随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中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时隔五年首次面对面交流。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导致数十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印关系跌至冰点。印度民众将这次冲突归咎于“中国越境”，并为此感到愤怒。事件发生后，莫迪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华施压，包括取消了两国之间的直航航班，在印度市场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TikTok等。而如今，这一协议的达成使许多分析人士看到了重启和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

这一事件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像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印度领导人长期以来将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问题割裂开来。然而，这两者是紧密不可分割的。印度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带来的“挑战”。例如，印度政府应该设立经济安全部，专门评估印度对中国经济依赖的规模和范围，并寻找保护印度免受这种依赖所带来风险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印度将最终认识到，经济发展能够增强一个国家自我保护的能力，而国家安全则有利于建设经济增长的积极环境。但是，如果印度领导人无法打破经济与安全之间的概念性障碍，印度将永远在中印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

一、从“中印合作”到“印度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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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爆发冲突，长期以来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仍在持续。这条边界蜿蜒超过2000英里，沿线多是荒芜的高山地形。几十年来，当年的冲突及其负面影响始终困扰着印度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印关系出现缓和，两国开始追求更紧密的文化和经济接触，但边界争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到了90年代，中印两国签署了协议，强调不使用武力解决边界争议的原则。但随后几年，中国加强沿边界基建，以更好地支持兵力部署，印度也同样在其一侧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

印度政府也曾希望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再重演。在2004年至2014年执政的曼莫汉·辛格总理领导时期，许多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印度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崛起，曾一度提出了略显尴尬的“中印合一”（Chindia）概念。与中国的潜在新关系使得当时的印度政府对主动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印太安全合作）持谨慎态度。

然而，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与中国的摩擦不断促使印度寻求更强大的伙伴关系。2017年洞朗对峙后，印度开始重新推动“四方安全对话”进程，尽管在2007年该合作机制最初成立时印度显得并不积极。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次年，四国领导人首次举行了元首级别峰会。印度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展，双方更加注重实时情报共享和联合军事能力建设，特别是在印太地区。2022年，双方启动了一项关于关键新兴技术的联合倡议，旨在鼓励国防工业合作，在印度生产喷气发动机，并建立“排华”半导体供应链等。2023年6月，莫迪在美国正式访问期间强调，他相信印美伙伴关系巩固了印度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印度外长苏杰生将印度当前的战略描述为“印度优先”，这是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用语的回应。事实上，印度采取了更加对抗性的姿态来对待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印度官员坚称，印度不会让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削弱其政策布局或限制其与地区及全球大国的伙伴关系。

如今，莫迪已进入第三个任期，他对中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立场。在大陆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莫迪邀请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共同开发半导体制造设施，并通过2024年2月签署的劳动力流动协议，允许印度工人协助台湾地区缓解某些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印度还积极与台湾工业界的代表接触。例如，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在2024年1月获得了二等莲花勋章（相当于印度第三级公民荣誉奖），并于2024年8月与莫迪会面，讨论投资计划。莫迪政府似乎也积极响应拜登政府的倡议。2024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印度今年还向菲律宾交付了布拉莫斯导弹，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与中国竞争。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对菲律宾的声援，也显示出莫迪政府愿意在南海、台湾和西藏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

然而，莫迪政府在安全政策上相对强硬的立场与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依赖缺乏一致性。印度在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摇摆不定。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旨在为世界多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宏大计划。近十年前，当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倡议时，印度因其可能促使中国的合作伙伴承担不可持续债务而反对这一倡议。印度也对“一带一路”中的中巴经济走廊产生了异议，因为印方坚持认为该走廊穿越了被巴基斯坦非法占领的印度领土。然而，即便回避“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仍作为创始成员之一，参与建立了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结果来看，印度成为了这一多边机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截止2018年印度从该银行获得了44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电力生产、道路建设和城市轨道项目等。

2014年，莫迪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旨在促进印度制造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铁路基础设施和国防等行业。中国的电信公司和手机设备制造商纷纷把握机会前来投资，但印度政府当局依然保持谨慎。2019年，印度因担忧降低关税会对国内生产商产生不利影响并加剧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退出了中国与其他14个亚洲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然而，正是在同一年，莫迪在与中国领导人的非正式峰会上讨论了如何改善贸易和制造业合作。莫迪的第一届政府因此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认为中国的制造业经验可以帮助印度实现发展目标，并希望中国给予印度企业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新冠疫情暴发，令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然而，通过严格的“清零”措施，中国在最初阶段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随着股市下跌，印度及许多其他国家担心，中国雄厚的资本将吞并困境中的企业。2020年4月，中国央行增持了印度私营银行HDFC的股份，加剧了各方对中国动向的担忧，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印度政府在2020年出台新规，修改了外资进入印度的方式，旨在限制中国的投资。

2020年加勒万冲突推动印度社会部分群体抵制中国商品。政府用行动回应了这些呼声，禁止国有和私营电信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并将中国电信公司排除在印度市场之外。这使得在一段时期内，来自中国的资本流入几乎为零，仅占2020年4月到2021年12月期间外商对印直接投资总额的0.43%（约24.5亿美元）。此外，印度政府还开始收紧对中国公民发放签证的通道。

然而，自莫迪险胜2024年印度大选再次当选总理以来，包括政府内部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声音，对印度政府的立场发起挑战。在印度财政部最新的年度经济分析报告中，有关方面呼吁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并恢复与中国政府的经济接触。虽然印度政府公开拒绝了这一建议，但仍然显示出软化对华立场的迹象。印度已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以加快中国专业人员的签证审批，并设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专门加快处理来自中国的投资提案。今年9月，两国民航部长会面，商讨恢复自2020年起暂停的直航航班。

这种既视中国为安全威胁又视其为经济机遇的心态将使印度处于不利位置。这是印度对华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中国提供的关键组件和设备的高度依赖使得印度在特殊情况下容易受到价格战影响，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对中国表现出依赖和退让将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这不仅损害了印度作为崛起大国、能够抵御中国挑战的形象，削弱了印度能够作为对抗中国快速发展的堡垒作用，还威胁到印度参与重建中国之外供应链的相关倡议。而印度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宽容政策，可能会鼓励像不丹这样的较小地区国家与中国寻求妥协。

印度政府必须面对边界问题上强硬立场与经济领域对中国高度依赖之间的矛盾。国防安全与经济不可能割裂开来。政府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是什么支撑印度的经济，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根据目前的普遍观点，服务业将为印度提供所需的增长，但这一教条主义观点导致了贸易逆差，特别是与中国的逆差。印度在组件和重型设备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加上印度制造业的薄弱，呈现出一种脆弱性，使印度经济极易受到来自中国的操控，进而在地缘政治上失去优势。印度必须保护本国市场的生存空间免受中国商品的挤压，并加大对国内制造业的投资。

为了应对快速发展的长期威胁，印度不仅需要制造更好的军事装备、进行灵活的外交，还需要接纳综合经济安全的概念。这意味着减少可能被对手利用的经济脆弱性，并调和那些强调经济增长与重视国防安全的利益群体。截至目前，在对华问题上，印度政府始终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分割开来。但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好的解决办法。例如，印度可以从日本吸取经验，学习如何在疫情冲击后设立经济安全部。在印度的国情背景下，这一机构可以专注于对贸易流动、供应链和技术的理解。该机构可以审计供应链，识别风险，并寻找替代供应商以实现进口多元化。供应链的多元化将使印度经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发展韧性。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拥有必备技术和能力的领域，如绿色转型等，可以由经济安全部寻找替代方案。它还可以帮助印度吸引他国外资，以更好地构建印度在绿色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优势。印度相关部门必须长期致力于在这些技术领域追求自身创新。

在中国这个大体量邻国的影响下建立印度的经济安全并非易事。但莫迪可以利用他的第三个任期来推动这一转变。在明确表明印度强硬抵抗中国快速发展的立场的基础上，莫迪必须在对华政策上找到一致性，打破经济贸易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壁垒。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迫于来自中国的压力和国内影响力的限制，莫迪将很难实现印度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