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由于冲突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展开，且其外溢影响主要局限在巴以周边的地中海东岸，并主要表现为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对美国军事基地和红海海域西方船只的袭扰，舆论界和学界多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尚未发展成为第六次中东战争。

　　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把新一轮巴以冲突与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相比较，尽管本轮冲突在参战国家数量、战争规模和强度、领土改变等方面无法与五次中东战争相比，但它在持续时间、造成伤亡、引发国际危机程度、冲击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影响，并不逊于甚至已经超出了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是在世界军事深刻变革、战争形式深刻变化等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它又具备了许多历次中东战争所不具备的新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按照五次中东战争的传统标准对其进行衡量。

　　2024年1月3日，加沙地带，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士兵在执行任务。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从参战国家数量的角度来看，尽管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主体无法与历史上的多次中东战争相比，但参与冲突的国家行为体和众多非国家行为体，使其已具备战争的条件。

　　从历史上五次中东战争的演变来看，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之一就是参战国家的数量日趋减少，其背后是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变，以及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从埃及、约旦与以色列建交到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和趋势使然。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是阿拉伯国家集体反对以色列建国而引起的战争，从形式上说，阿拉伯国家的参战方为当时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全部7个国家(埃及、伊拉克、外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当然主要参战国家是埃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这也是从形式上参战的阿拉伯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

　　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它是以色列、英国、法国与埃及之间的冲突，这次战争有其特殊性，它是埃及与以色列以及老牌殖民国家之间的双重冲突，事实上并非纯粹的阿以冲突。

　　1967年和1973年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是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约旦之间的战争，参战的阿拉伯国家相对第一次中东战争明显减少。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媾和并于1979年建交，埃及基本上已退出阿以冲突。针对埃及的政策变化，阿拉伯国家分化为温和派和抵抗阵线，从此以后再未爆发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集体对以色列的战争。

　　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为消灭转移到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而发动的，并最终迫使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力量脱离巴以冲突前线，转赴突尼斯等非洲阿拉伯国家。这次战争也是阿以冲突转变为巴以冲突的标志，也决定了中东不太可能再爆发阿拉伯国家集体与以色列的战争。尽管叙利亚、黎巴嫩也参与了战争，但此后阿以冲突已转变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即巴以冲突，其形式也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伴随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巴勒斯坦建国，从武装斗争转向和平斗争为主，并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复存在。

　　但是，从1987年哈马斯成立以来，它采取拒不承认以色列、坚持反以武装斗争、不与以色列和谈的政策，并且成为巴勒斯坦方面与以色列武装冲突的主体。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挫折尤其是2007年哈马斯占据加沙以来，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已经成为巴以冲突的核心形式，哈马斯已成为对抗以色列最主要的行为体，这是观察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基础所在。

　　因此，看待新一轮巴以冲突是否是战争，不能再用传统的眼光，也就是不能再以战争双方都是国家行为体的标准来界定。在中东地区，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战争主体不仅是一种事实，更是一种趋势。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2015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以及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之间的战争，都表明真主党、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中东地区战争和冲突中的主体角色。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哈马斯无疑是和以色列冲突的主体力量，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等宗教政治力量也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而伊朗也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冲突中。因此，新一轮巴以冲突是以以色列和哈马斯为战争主体，由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众多非国家行为体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局部战争。

　　2024年8月18日，加沙地带代尔拜拉赫，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排队领取慈善组织分发的食物。视觉中国 图

　　从冲突性质、规模和影响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已达到战争的烈度

　　首先，从冲突的性质和伤亡规模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已达到战争的水平。无论是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的方式、规模以及对以色列造成的伤害来看，还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对加沙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造成超过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的灾难后果，都不是一般的冲突所能概括，它显然已经达到局部战争的程度。

　　从伤亡人数的角度看，新一轮巴以冲突甚至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多次中东战争。关于数次中东战争造成的伤亡，很难有十分准确的统计。据估计，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军队死亡1.5万人，以色列军队死亡约6000人。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伤亡2000多人，以色列伤亡不足100人。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伤亡6万多人，还有近1万被俘;以色列伤亡3000多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伤亡超过1万人;以色列伤亡2000多人。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方面伤亡超过6000人，以色列伤亡几百人。

　　但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方面的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而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也造成以色列1200余人死亡，加上在军事行动中的伤亡，以色列的伤亡应已达到数千人。这种伤亡已超过多次中东战争的规模。

　　其次，就持续时间而言，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个月，已经超过了除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外的任何一次中东战争。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于以色列的建国日即1948年5月14日，持续到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各不相同：埃及为1949年2月24日、黎巴嫩为1949年3月23日、外约旦为1949年4月3日、叙利亚为1949年7月20日，与以色列冲突超过一年的只有叙利亚。

　　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时间为1956年10月31日至于11月6日，双方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宣布停火。至12月，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1957年3月，以军也撤出埃及。即使根据以色列撤军时间算，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足半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67年6月5日，尽管其影响巨大，但其时间很短，仅持续6天，因此又称“六日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73年10月6日，10月2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调解下停战，埃及和叙利亚同以色列分别于1974年1月和5月在美国的调解下签署第一阶段脱离军事接触协议。

　　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82年6月4日，6月27日联合国大会第七次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无条件从黎巴嫩撤军，但以色列直到8月初才停止军事行动，事实上真正战争的时间为两个月。

　　最后，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影响尽管低于历史上的历次中东战争，但其累积影响并不逊于历史上的中东战争。

　　此前历次中东战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在领土、难民、民族心理等方面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产生了诸多灾难性影响。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80%，并且造成96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反败为胜，取得战争的胜利，使刚刚立国的以色列通过战争在巴勒斯坦站稳了脚跟。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实现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淡出中东，美国逐步掌握西方对中东事务的领导权。

　　第三次中东战争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耶路撒冷旧城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土地，彻底改善了以色列的战略劣势。战争还造成1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外，这次战争还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阿拉伯民族精神遭到重创。

　　第四次中东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美苏造成的阿以冲突“不战不和”的局面，埃及实现了“以打促谈”的目标，但此后埃以媾和、埃及退出阿以冲突，导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分裂，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团结对以斗争的力量。

　　第五次中东战争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到重创，巴解组织武装1万余人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的监督下撤离贝鲁特，前往叙利亚、约旦、突尼斯等8个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总部迁往突尼斯。巴解组织从此远离巴以斗争前线，这也为随后产生的哈马斯通过反以武装斗争确立在巴勒斯坦的社会基础创造了条件。此外，此次冲突还酿成黎巴嫩贝鲁特的教派仇杀，对黎巴嫩政治遗患无穷。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尽管在参战国家、战场纵深、投入兵力、冲击烈度、领土改变和难民问题等方面均不能和历史上的历次中东战争相比，但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造成巴勒斯坦平民死亡规模巨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彻底埋葬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东和平进程，并且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异常残酷的冲突，而且以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冲突，乃至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外溢方式，对中东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且造成了伊朗领导的“抵抗联盟”与美国、以色列的阵营化对抗。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以色列国家形象的影响可谓前所未有，以色列的激进政策和杀戮行为，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

　　新一轮巴以冲突宣告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破产，凸显了其单方面推进的“亚伯拉罕协议”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新一轮巴以冲突对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产生了强烈冲击，引发西方社会内部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同时高涨，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严重撕裂。

　　总之，新一轮巴以冲突在形式上不同于历次中东战争的冲突形式，它既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复杂战争形式，也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广泛参与的战争形式;它既是破坏性极大、冲突异常惨烈的物理意义上的冲突，更是集合了民族、宗教、战争伦理、国际法、意识形态等复杂因素的思想和精神冲突……

　　从本质上说，新一轮巴以冲突在性质、规模、影响等方面对巴以双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冲击，都不亚于历史上的中东战争。从这种意义上说，新一轮巴以冲突无疑是一场更复杂的中东战争。它的复杂性、残酷性不仅在于物理意义上的战争，而且更在于精神和心理意义上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