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担任总统的那几年里，每隔几个月，伊朗就会展示一下它的弹道导弹——这种威力巨大的火箭可以将核弹头从一个国家发射到另一个国家——并在华盛顿引起一阵小小的恐慌。导弹测试是这样进行的：一枚导弹从伊朗的一个地方发射，穿过该国领空，理想情况下，会在数百公里之外伊朗的另一个地方爆炸，不造成任何伤害。

前白宫政治顾问约翰·凯利记得，有一次，在收到伊朗即将发射导弹的情报后，川普说他想把武器打下来。“先生，这是战争行为，”凯利回忆道自己这样告诉他。“你真的需要通过国会，至少获得授权。”

“他们绝不会同意的，”川普据说这样回答。

“我知道，”凯利说。“但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

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对此更是直言不讳。“说实话，”他说，“那很可怕，因为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这些政治人物能够如此坦率地表达，部分归功于休托作为CNN首席国家安全分析师的地位，以及他早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国务院的工作经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了解到的那样，他是那种人脉很广的记者，2022年2月的一个凌晨3点，一位不具名的国会议员打来一通电话提示他，乌克兰战争一触即发。

这也反映出，在危险的超级大国棋局展开之际，凯利和博尔顿等内部人士对川普再次掌权的前景感到多么恐惧。《大国回归》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冷战的翻版，美国再次与俄罗斯和中国对峙。从海底通信电缆到外太空卫星，再到日益发展的人工智能这一前线，这场战争正在每一条可以想象的战线上展开。

休托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数天和数小时开始，在美国将军和国会领导人、芬兰外交官和台湾海军舰长等各色人物之间进行电影式的跳转。在后面的章节中，当俄罗斯战机逼近波罗的海附近演习的北约舰队时，他亲历的紧张感极为窒息，与中国战机在台湾海峡活动时的气氛遥相呼应，令人胆寒。

休托认为，这次冷战与上一次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为防止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滑向灾难而设置的防护栏如今被不断拆除。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和俄罗斯放弃了一个又一个军备控制条约，三个大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也被有意减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告诉休托，去年秋天，当一个神秘的中国气球飘过北美时，中国军方“拒绝接电话”。

火上浇油的是，朝鲜、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代理捣蛋分子可能会认为挑起一场超级大国对决是有利的。这已经足以让那些距离风险最近的人躲进旧的地下防空洞。

或者足以促使他们与一位有声望的记者分享这些恐惧。几乎所有与休托对话的人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如果乌克兰战败，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更加胆大妄为，再去攻击一个已经引起他觊觎的国家，也许是爱沙尼亚或摩尔多瓦。这也可能鼓励急不可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行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将是一场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

在明确了风险之后，休托的谈话对象们也就解决方案达成了一致：坚定不移地保卫乌克兰；加强北约部队的整合；欧洲和亚洲民主国家集团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对台湾的不断侵扰行为，这些建议中的许多项现在都已付诸实践，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已加入北约，东亚各国也加强了共同防御条约。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理由担心。再次成为共和党假定候选人的川普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敦促俄罗斯可以对那些未能履行财务义务的北约成员国“为所欲为”。休托所描述的一连串国际危险，与曾经最接近川普的一些前顾问的回忆一道，都是危险的噩梦。

2023年3月20日，习近平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尽管有很多优点，《大国回归》有时在传达他人观点时有些蹩脚。休托会让他的主题绕着一些不是特别有趣或原创的点打转，有时这些论点甚至是难以理解的。例如，在对抗俄罗斯的问题上，他引用了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但问题还在于我们在经济上和物质上都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有这个能力吗？这将是一场不同的游戏。但我担心吗？担心。”

如果我能明白他在说什么的话，我应该也会担心。尽管如此，这些对于休托作品的重要性来说都无足挂齿，每一位立法者或总统候选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他们都误以为让美国回到孤立主义的过去或与普京交好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可行选择。

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理想的前进道路总是充满坎坷，回顾冷战的错误和成功往往具有启发性，但并非总是如此。亚当·E·凯西的《武装起来》写得很好，显然是大量研究的产物，这本书还表明了以冷战为鉴的做法有时会走得太远。

凯西曾是一名学者，现为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奇怪的是，他对自己所在的美国政府部门未作具体说明）。他在书中开始重新审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即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援助有助于维持和延长那些独裁统治。在反驳这一论点时，他列出了一些最初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根据他对数以百计冷战独裁政权的考察，苏联支持的统治者的平均存活时间是美国支持统治者存活时间的两倍。最令人震惊的是，在任何一年中，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倒台的可能性都是苏联支持独裁者的七倍。

不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苏联向附庸国输出了自己的军事模式，这意味着一支由共产党政委和反情报官员彻底渗透的武装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关注下级军官的意识形态坚定性，结果便产出了一支完全服从党和国家的军队，大大降低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美国的军事模式要求建立一支独立于当时掌权暴君的反共军队，这往往会导致建立一个平行的权力基础，最终可能挑战该暴君。美国的方法不太持久，因为它经常导致反共军官领导的针对其他反共军官的循环式军事政变。

这些不同方式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凯西敏锐地指出，美国模式滋生了腐败、人权侵犯和政府不稳定，他还指出，在冷战那半个世纪里，只有一次军事政变——1960年的老挝——导致美国支持的政权进行了实际的意识形态调整，而且也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凯西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冷战战士不愿意改变路线，尽管他们意识到了自己造成的混乱。

凯西大胆地表示，随着地球进入另一个超级大国角逐的时期，他的发现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很难准确地看出昔日的军事代理动态将会如何再现。中国从未表现出将本国军事影响力扩展到亚洲以外的意向，而俄罗斯的军事指导在乌克兰惨淡的表现之后肯定会大打折扣。

至于美国，虽然在合适的时候会毫无保留地向暴君示好——看看它为了所谓的“反恐战争”都和什么货色同流合污吧——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留下的痛感未销之际，很难想象有谁会热切盼望着回到那些大举军备的日子。

即便如此，上一次冷战仍然持续了几十年。10年或20年后，痛感可能会消失。中国与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经济关系、俄罗斯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支持，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和中东的纠葛，都有可能从冷转暖，或从暖转至沸腾。如今，放弃民主十分盛行。大国领导人可能会开始关注像凯西这样受冷战启发的策略，这会给夹在中间的每个人带来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