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将是我穿上军装、在同一支海军陆战队步兵部队服役的第六个年头。从最初担任侦察排的战地医护兵，到如今成长为一名攻击无人机操作员，漫长的军旅生涯见证了我的蜕变。

在这些年里，我亲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形态。从早年被外界逐渐遗忘的残酷堑壕战，到后来爆发的大规模机动战，再到如今主导战场的无人机战争。在历经无数次生死攸关的作战行动与目睹战友伤亡之后，我的内心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蜕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这场全面爆发的战争中，整个社会对于女性军人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我看到许多昔日的战友如今已正式成为女军人，她们凭借实力奋力争取到了关键的作战岗位。

战争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在这些勇敢的女性中，有人不幸失去肢体、身负重伤，也有人沦为战俘、至今仍被囚禁在敌方阵营，更有无数人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尽管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我们每一位女兵或多或少依然能感受到军中对女性刻板印象与偏见的无形桎梏——令人极为遗憾的是，这些偏见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如今，许多平民惊叹于军队中女性服役人数的庞大规模，却鲜少有人愿意深入追问：在真实的军营体制内，她们是否真正享有了与男性完全同等的晋升机会？

更无人去探究，这些身处前线的女性是如何默默承受平民社会那种充满质疑的目光的。那些审视的目光往往充斥着陈旧的刻板印象，其背后更暗含着对选择穿上军装、踏入战场的女性的一种无意识的轻蔑。

我无意在此逐一罗列这些偏见的具体表现形式。无论这些偏见是源于抱持父权世界观的男性士兵，还是心存疑虑的后方平民，我们对此都早已心知肚明。

我真正想指出的是其核心本质：这些偏见最深层的根源都遵循着一套极其固化的相同逻辑——即整个社会依然倾向于将我们视为一种“抵抗的政治符号”，而非真正参与抵抗的“实践主体”。

新晋女兵正在装填弹匣。在乌克兰前线附近，由囚犯转型为军人的女性们在监狱院内列队行进，完成了从被囚禁者到武装服役人员的身份转变。

所谓“符号”，其本质代表着极致的静止、沉默与非人性化。一旦沦为符号，女性便被无情地剥夺了作为普通人生存的权利，以及犯错和不完美的道德空间。

我们被牢牢限定在一个极其狭隘的女性能力评估框架内。符号是不被允许发声的，也是不需要去奋斗的，它存在的唯一意义，仅仅是被动地“存在”于那里，供人审视与消费。

然而，作为“主体”的女性，则是拥有独立自主意志、明确动机、实际行动能力、远大抱负与人生目标的活生生的人。

作为主体，她会随着环境改变，会偶有瑕疵，会背负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也存在着情绪崩溃的触发点。但她始终在废墟中不断前行，拥有自由行动与向上成长的正当权利；她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个人选择与英勇行为，理应获得这个社会无条件的、最基本的尊重。

正如那些在扎波罗热地区圆满完成高危军事任务的全女性无人机编队成员一样，身着军装的女性固然是国家强大意志的象征——但残酷的现实是，并非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将我们视为独立主体的心理准备。

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军队内部，几乎所有宣誓入伍者的个人主体性，在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就已被系统性地削弱了。

无论身处普通士兵、基层军士还是高级军官的行列，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作战岗位与军衔体系中，以极其巨大的个人牺牲为代价，艰难地争取并捍卫着属于自己的主体性。令人痛心的是，即便在前线出生入死服役多年，也并非每一位女性都能顺理成章地赢得作为独立“主体”的职业认可。

纵观全军，许多拥有实权的指挥官——即便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将领——在潜意识里依然倾向于将女军人视为一种静态的、用于装点门面的特例性象征符号。

正是这种陈旧的认知，导致许多优秀女兵的职业发展轨迹在军队体制内早早陷入了停滞的泥沼。因为象征往往只是一件供人瞻仰的激励展品；而只有真正的主体，才会被视为值得信赖的战友，被赋予真刀真枪的责任，并享有自由的选择权与广阔的成长空间。

这场全面爆发的战争给本土的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何等剧烈的震荡与洗牌，早已是整个社会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当敌国发动的大规模机械化占领战争如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出现了：某些长期在后方自诩为女权主义者、多年来高调倡导女性应平等进入传统男性职业领域的活动家，竟在国家存亡之际，突然推翻了她们过往的立场，公然质疑女性参军保卫国家的必要性。

当我在前线听到诸如“战争纯粹是男人的事，战争理应由男人去发动和进行，女人应该退居幕后，拒绝让自己被当成炮灰利用”这类荒诞不经的论调时，我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荒谬感与愤懑。

在我个人的认知体系中，这种所谓保护女性的退让言论，无异于重新退守到陈腐的父权制叙事老调之中——其本质依然是在变相宣扬女性天生的无能与绝对的脆弱。

真正的性别平等，绝不仅仅停留在权利的索取，它更要求我们在面临国家灾难时展现出同等的坚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与那些在生理体格上天生更占优势的性别群体并肩作战，共同承担起保家卫国的最高责任，哪怕这需要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不仅要平等地分担流血与牺牲的责任，更要在精神与行动的实质层面上，成为这场民族抵抗运动与武装防卫事业的真正主体和平等共创者。

我们绝不应该继续充当那些只配被陈列在展示橱窗里的政治符号——在官方媒体的聚光灯下，或是其他公共场合里，每个作战单位仅仅象征性地安排极少数女性出镜，以此作为向外界宣示全社会不可战胜的公关证明。

相反，我们必须成为真正的主体。这意味着我们理应获得平等进入所有军事岗位的硬性权利，无论该岗位是否涉及最惨烈的一线战斗；我们在军营中不应再受到任何关于所谓“女性气质”的刻板预设与特殊对待。

最重要的是，无论在何种极端环境下，我们在专业工作中都必须获得绝对的信任，尤其当这份工作直接关乎生死存亡的武装战斗时。

回忆起入伍前的岁月，彼时我对“国际妇女节”这一节日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感恩先辈女性的层面。

正是那些伟大的先驱们，通过无数的辛劳、汗水乃至自我牺牲的流血斗争，才为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女性，赢得了远超前代人的、相对平等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然而，回顾历史长河，这些来之不易的权利我们仅仅拥有了不过百余年的短暂光阴。这段岁月在历史面前显得如此短暂，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战火的摧残下又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如今，在我漫长服役生涯迈入第六个年头之际，国际妇女节对我而言早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纪念日。

它不仅是我们反思自身如何通过残酷的军旅生涯，在抗击外敌占领与争取性别平等的双重战线上取得实质性成就的重要契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汇聚起非凡的时代力量，向整个世界发出震耳欲聋声音的战斗之日。因为正如我前文所述，被凝视的“象征”往往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而真正的“主体”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此刻，她正在毫无畏惧地使用它。

随着战争不可避免地陷入残酷的消耗战阶段——在历经了长达数年的全面军事入侵，以及敌人企图彻底占领我们国家的大规模战事之后——我们的国家军队与整个公民社会，必须以最广阔的胸襟，彻底接纳每一位愿为祖国流血奋战的女性。

国家的防御体系必须完成一次深刻的认知转变：彻底将我们从被动展示的防御“象征”，重新定义并接纳为主动参与防御的绝对“主体”。

在前线的硝烟中，女性究竟能否作为国家级国防体系中完整、独立且专业的行动者而获得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不仅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是全球所有军事机构以及那些自诩高度重视性别平等的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须直面并给出诚实回答的灵魂拷问。

唯有跨越这道认知的鸿沟，我们这些身穿军装的女性，才能在残酷的战火中获得真正向前发展的公平机遇。也唯有如此，无论是在铁血的军队内部，还是在广袤的平民社会中，我们才能最终被视为一个更具完整人性、更加不可或缺的社会成员。

【作者简介】

雅琳娜·乔尔诺胡兹（本文作者），系乌克兰知名作家兼诗人。自2020年起，她毅然投笔从戎，正式服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陆战队并驻守前线。在文化领域，她已出版三部广受赞誉的诗集，并于2024年荣获乌克兰塔拉斯·舍甫琴科国家文学奖及同年颁发的“艺术中的女性”文学奖。在军事领域，因其在抗击外敌入侵中的卓越战功与无畏奉献，她先后被授予“拯救生命勋章”、乌克兰国防部荣誉徽章以及“乌克兰军事服务勋章”等多项国家级军事殊荣。